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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足迹丈量出世界考古蓝图——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发布时间:2017-03-17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阳    点击率:
  “到国外考古,是几代中国考古人的梦。”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由考古研究所负责中心的组织和管理。在中心成立大会上,除了来自全国各地、富有海外发掘经验的中年骨干,还有满头银发的八旬老专家,以及海外学成归来、即将远赴埃及发掘的青年学子,大家济济一堂,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成立中心无疑是圆梦的第一步,同时也向国际学术界传达出一个信号——中国考古正在以强劲稳健的步伐,走向世界考古的舞台中央。近日,该中心主任王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中国考古的圆梦之路。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张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考古蓝图已然铺展开来。


科潘遗址北侧中部建筑台基上发现的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雕刻(复原) 李新伟 供图

  担当:考古学家要有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走出去”成为考古学界的“热词”,此次成立中心,是一件众望所归的大事。请您谈一谈中心的创办初衷及其学术宗旨。

  王巍:中心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亦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心旨在促进世界文明核心地区和“一带一路”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促进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世界文明观”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同时提升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话语权,树立文化大国形象。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整合全国的考古力量,发挥协同作用,通过扎实全面的基础工作,积极有效地提高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精心筹划、周密安排,这也是我们建立中心的初衷,以此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形成合力,打好“组合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外考古合作的现状如何?有哪些成果?

  王巍:改革开放后至2015年,在我国境内共有70多项中外合作发掘与研究项目获准立项、实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不断拓展视野,从2004年、2005年开始陆续到俄罗斯、蒙古国、越南等周边国家进行考古发掘。2012年,考古研究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区域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开展了发掘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开始,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所及哈佛大学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这项发掘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对世界其他主要的古代文明遗存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了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决心和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能够“走出去”非一朝一夕之功,请问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王巍:大致有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界结束了原有的“闭门做学问”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与国际考古界交流互动,首先就是“请进来”——将国外的考古学者请进国门。通过合作,我们了解到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发展水平,学习到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也逐步缩短了我们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是“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时期,我们开始鼓励和派遣更多的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2000年前后,考古研究所派遣十位年轻的考古学者参加国外的发掘,虽然是短期的,但开拓了年轻人的视野,加强了中外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致力于“走出去”。随着我们自身的进步,随着新技术手段的掌握、应用及熟练,我们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目前,具有在国外留学、研修经历的学子越来越多,各单位对“走出去”重大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由此,我们逐渐具备了全面“走出去”的基础,迎来了走向世界的好时机。

  使命: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时代面前,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那么中国考古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王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送来了东风。当前,全国各文博单位认真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奔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赴外考古形成热潮。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现有的赴外考古项目越来越多,但跟我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国际地位还是很不相称的。比如,埃及考古一直为世人瞩目,但遗憾的是,目前在埃及境内的调查发掘约有206项,却没有一项是有中国参与的。合作的国家中,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等都榜上有名。这种局面使我们迫切地感到,“走出去”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尽早登上这个国际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考古研究所将有哪些赴外发掘的新项目?

  王巍:今年下半年,考古研究所将赴埃及和印度对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的重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以及进行“中华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的项目获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立项。目前,赴埃及的发掘地点已经选定,是位于南部城市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区的孟图神庙遗址。为此,考古研究所于去年秋冬季连续举办了13场埃及考古系列讲座,通过聘请从事埃及考古的国际权威专家,为即将开展的赴埃及考古进行知识储备。

  《中国社会科学报》:选择赴埃及和印度发掘,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研究的侧重点有哪些?

  王巍:同中华文明一样,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影响深远。研究中华文明,解答研究中的各种疑问,就需要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那么埃及和印度无疑是非常好的参照系。同时,中国的考古学家不但要将释读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还要对解答世界文明研究中的难题贡献我们的智慧。

  我们对早期佛教的研究比较感兴趣。早期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几乎被印度教取代了,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达在中国。关于早期佛教的记载,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文文献中,印度反而已经不了解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印度展开佛教考古合作,将中文文献的记载与佛教诞生地的古迹相互印证。

  责任:“走出去”就是代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走出去”意味着要有人才储备,在人才培养方面,请问有哪些可操作的方法?

  王巍:我们现在痛感人才队伍的匮乏,因此当务之急,既要加快培养中方的学者尽早走出去学习,也要吸纳在西方学习和从事相关国度考古的学者,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种模式在接下来的埃及和印度的项目中就准备尝试一下。

  同时,高校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设置外国考古课程,聘请这方面的授课教师,像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都有引进外国考古教师的成功经验,借此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外国考古感兴趣,做好人才的储备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心未来的工作中,首先着手做的有哪些?

  王巍: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可以先从容易上手的开始,如先翻译一些中外考古的著作,在资料上做准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在对外合作中,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优势,地层学、类型学是我们田野考古的法宝,要让它们更加完善进而扩大影响;而像科技考古手段、文物修复保护技术,也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优势,尽快补齐短板,并且通过各种努力,争取研究经费的可持续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预见,“走出去”与国外考古学者联合发掘,今后将成为一种常态。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还存在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王巍:在看到可喜变化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迄今的考古“走出去”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赴外考古计划往往是各个单位乃至负责具体实施的学者个人制定,缺乏从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组织。此外,发掘所需经费多是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自己筹集的,缺乏国家层面稳定的经费支持,导致有些项目浅尝辄止,因后续经费不到位而不得不中止发掘工作,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

  因此,中国考古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在国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领衔成立赴外考古学术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单位申报的赴外考古发掘计划,并对赴外考古发掘的队伍组成、技术路线和工作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年底听取各队的工作汇报。同时,国家设立赴外考古专项经费,对经过学术咨询委员会严格审核通过的赴外考古项目予以稳定的经费支持。此外,加大对这些涉外考古项目在我国和工作所在国的宣传,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此,您对赴外发掘的中国学者有哪些要求和希望?

  王巍:我们在国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代表中国。因此要做好充分准备,加强计划性,设立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做一个就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绝不能蜻蜓点水。像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乌兹别克斯坦的明铁佩遗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等,都是中国考古“走出去”的范例。

  国内的同行们要吸收和借鉴成功经验,使中国考古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国从考古的发掘大国转向研究大国、从考古大国转向考古强国,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中国考古学者独有的贡献。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7日第4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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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足迹丈量出世界考古蓝图——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发布时间: 2017-03-17

  “到国外考古,是几代中国考古人的梦。”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由考古研究所负责中心的组织和管理。在中心成立大会上,除了来自全国各地、富有海外发掘经验的中年骨干,还有满头银发的八旬老专家,以及海外学成归来、即将远赴埃及发掘的青年学子,大家济济一堂,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成立中心无疑是圆梦的第一步,同时也向国际学术界传达出一个信号——中国考古正在以强劲稳健的步伐,走向世界考古的舞台中央。近日,该中心主任王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中国考古的圆梦之路。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张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考古蓝图已然铺展开来。


科潘遗址北侧中部建筑台基上发现的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雕刻(复原) 李新伟 供图

  担当:考古学家要有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走出去”成为考古学界的“热词”,此次成立中心,是一件众望所归的大事。请您谈一谈中心的创办初衷及其学术宗旨。

  王巍:中心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亦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心旨在促进世界文明核心地区和“一带一路”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促进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世界文明观”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同时提升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话语权,树立文化大国形象。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整合全国的考古力量,发挥协同作用,通过扎实全面的基础工作,积极有效地提高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精心筹划、周密安排,这也是我们建立中心的初衷,以此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形成合力,打好“组合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外考古合作的现状如何?有哪些成果?

  王巍:改革开放后至2015年,在我国境内共有70多项中外合作发掘与研究项目获准立项、实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不断拓展视野,从2004年、2005年开始陆续到俄罗斯、蒙古国、越南等周边国家进行考古发掘。2012年,考古研究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区域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开展了发掘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开始,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所及哈佛大学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这项发掘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对世界其他主要的古代文明遗存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了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决心和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能够“走出去”非一朝一夕之功,请问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王巍:大致有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界结束了原有的“闭门做学问”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与国际考古界交流互动,首先就是“请进来”——将国外的考古学者请进国门。通过合作,我们了解到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发展水平,学习到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也逐步缩短了我们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是“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时期,我们开始鼓励和派遣更多的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2000年前后,考古研究所派遣十位年轻的考古学者参加国外的发掘,虽然是短期的,但开拓了年轻人的视野,加强了中外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致力于“走出去”。随着我们自身的进步,随着新技术手段的掌握、应用及熟练,我们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目前,具有在国外留学、研修经历的学子越来越多,各单位对“走出去”重大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由此,我们逐渐具备了全面“走出去”的基础,迎来了走向世界的好时机。

  使命: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时代面前,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那么中国考古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王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送来了东风。当前,全国各文博单位认真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奔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赴外考古形成热潮。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现有的赴外考古项目越来越多,但跟我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国际地位还是很不相称的。比如,埃及考古一直为世人瞩目,但遗憾的是,目前在埃及境内的调查发掘约有206项,却没有一项是有中国参与的。合作的国家中,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等都榜上有名。这种局面使我们迫切地感到,“走出去”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尽早登上这个国际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考古研究所将有哪些赴外发掘的新项目?

  王巍:今年下半年,考古研究所将赴埃及和印度对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的重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以及进行“中华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的项目获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立项。目前,赴埃及的发掘地点已经选定,是位于南部城市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区的孟图神庙遗址。为此,考古研究所于去年秋冬季连续举办了13场埃及考古系列讲座,通过聘请从事埃及考古的国际权威专家,为即将开展的赴埃及考古进行知识储备。

  《中国社会科学报》:选择赴埃及和印度发掘,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研究的侧重点有哪些?

  王巍:同中华文明一样,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影响深远。研究中华文明,解答研究中的各种疑问,就需要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那么埃及和印度无疑是非常好的参照系。同时,中国的考古学家不但要将释读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还要对解答世界文明研究中的难题贡献我们的智慧。

  我们对早期佛教的研究比较感兴趣。早期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几乎被印度教取代了,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达在中国。关于早期佛教的记载,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文文献中,印度反而已经不了解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印度展开佛教考古合作,将中文文献的记载与佛教诞生地的古迹相互印证。

  责任:“走出去”就是代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走出去”意味着要有人才储备,在人才培养方面,请问有哪些可操作的方法?

  王巍:我们现在痛感人才队伍的匮乏,因此当务之急,既要加快培养中方的学者尽早走出去学习,也要吸纳在西方学习和从事相关国度考古的学者,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种模式在接下来的埃及和印度的项目中就准备尝试一下。

  同时,高校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设置外国考古课程,聘请这方面的授课教师,像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都有引进外国考古教师的成功经验,借此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外国考古感兴趣,做好人才的储备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心未来的工作中,首先着手做的有哪些?

  王巍: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可以先从容易上手的开始,如先翻译一些中外考古的著作,在资料上做准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在对外合作中,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优势,地层学、类型学是我们田野考古的法宝,要让它们更加完善进而扩大影响;而像科技考古手段、文物修复保护技术,也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优势,尽快补齐短板,并且通过各种努力,争取研究经费的可持续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预见,“走出去”与国外考古学者联合发掘,今后将成为一种常态。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还存在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王巍:在看到可喜变化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迄今的考古“走出去”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赴外考古计划往往是各个单位乃至负责具体实施的学者个人制定,缺乏从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组织。此外,发掘所需经费多是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自己筹集的,缺乏国家层面稳定的经费支持,导致有些项目浅尝辄止,因后续经费不到位而不得不中止发掘工作,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

  因此,中国考古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在国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领衔成立赴外考古学术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单位申报的赴外考古发掘计划,并对赴外考古发掘的队伍组成、技术路线和工作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年底听取各队的工作汇报。同时,国家设立赴外考古专项经费,对经过学术咨询委员会严格审核通过的赴外考古项目予以稳定的经费支持。此外,加大对这些涉外考古项目在我国和工作所在国的宣传,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此,您对赴外发掘的中国学者有哪些要求和希望?

  王巍:我们在国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代表中国。因此要做好充分准备,加强计划性,设立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做一个就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绝不能蜻蜓点水。像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乌兹别克斯坦的明铁佩遗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等,都是中国考古“走出去”的范例。

  国内的同行们要吸收和借鉴成功经验,使中国考古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国从考古的发掘大国转向研究大国、从考古大国转向考古强国,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中国考古学者独有的贡献。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7日第4版)

责编:韩翰

作者:杨阳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