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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中的“国家宝藏”
发布时间:2018-03-09    文章出处:文汇网—文汇报    作者:单颖文    点击率:
   近日,集齐全国30家文博机构240余件“国家宝藏”的“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记者有幸随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同观展。

  今年1月底,湖南省长沙市飘起了十年一遇的大雪。在驱车前往湖南省博物馆的路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看着层层堆起的白雪,喃喃自语道:“明天能顺利回京么?这雪怎么就下这么大呢……”“嗐,还不是因为您给这次联展取的好名字嘛——‘东方既白’!您瞧,这不给您 ‘白’上了嘛!”陪他前来的家人笑道。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听后笑起来,他说,最初展览定名为“轴心时代”,但由于说到“轴心”二字,人们总会联想到二战时期的“邪恶轴心国”,所以最后李零先生将其改为“东方既白”,取中华文明革新黎明之意。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位于湖南省博物馆一层,是湖南省博物馆新馆首个大型特展,收取门票30元,展期到今年3月28日。与两个常设展“马王堆汉墓展”、“湖南人展”的客流量相比,展厅内的人不算多。展陈的器物来自全国30家文博机构,总计240余件/套。从展陈空间看,器物的放置空间比较疏朗,不少展品都单独置于一个玻璃柜中,可以观赏到至少三面的细部。进馆时,恰好赶上一波馆内安排的讲解。不过,有马今洪在,还是听他的独家解说吧!

  僭越与排场

  此次特展共分为5个单位,第一单元为“礼崩乐坏,诸侯混战”。据展览解说,这一单元是为了说明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局势跌宕变幻,“随着长期的争霸与兼并战争,社会发生大变革,社会秩序重组,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记者发现,这一单元的展品以青铜器为主,包括生活器物、乐器、盟书、各类兵器等。

  进入展厅,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诸侯僭越周王礼制”案例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在硕大的玻璃柜中放着九鼎、八簋、九鬲、两方壶、一豆、一圆壶、一鉴。据展览说明,这组器物是春秋时期郑国公室用器,郑国是周厉王少子的封地。马今洪介绍,鼎是盛肉用的,簋是盛粮食用的,鬲可盛肉也可盛粥。按周朝礼制,郑国公作为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据展览说明,“国公始用天子规制的九鼎八簋”,之后许多诸侯国也依照此例,“充分反映了列国公卿纷纷僭越礼制的状况”。


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

  在九鼎八簋对面,放置着一组根据使用场景复原排列的“楚王孙诰编钟”,作为“卿大夫僭越周王礼制”的案例。这组编钟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是楚国令尹子庚。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庚是楚庄王的儿子,死于公元前552年。马今洪介绍,编钟作为礼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编钟制度形成于西周早期。编钟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制,一般认为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早期,编钟僭越使用的情况开始悄然出现。到了春秋中晚期,各诸侯与卿大夫大规模打破原有等级规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编钟是一种相当专业的乐器,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中。”马今洪接着介绍道,这组“楚王孙诰编钟”,分上下两层悬挂在钟架上,下层为低音区,演奏时作和声之用;上层为中高音区,演奏时作旋律之用。经过调音,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音,从最高音到最低音,总音域达四个半音程。上层七音俱全,而且多数有半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音乐考古界认为,这套编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春秋时期音域最宽、音律和谐、音频准确、保存完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说到编钟,总让人联想起曾侯乙(约卒于公元前433年),他墓中出土了65枚编钟。马今洪说:“曾侯乙是个音乐家,他墓葬的特点就是乐器特别多,他墓里出土的乐器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及出土时的照片

  再往前走,一个大玻璃展柜中陈列了一鉴一壶,名为“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这组器物1988年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赵简子为晋昭公时卿大夫,是战国时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马今洪介绍,青铜器的发展基本可分为五个阶段:萌生期(夏)、育成期(商代早中期)、鼎盛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转变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和更新期(春秋中晚期、战国)。从西周中晚期开始,青铜器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礼制制度、新的意识形态”。但在“更新期”,在器形、纹饰方面,青铜器一度出现了“仿古”风潮,这组器物中的鉴,所饰的兽面纹就是“仿古”图案。在陈列的器物旁,还配有“壶鉴出土时组合使用图”,图中,铜壶被放置在铜鉴中。马今洪说,很可能壶中放酒,鉴中放冰,再将酒壶放入冰鉴中,制作成冰酒。难道古人还要用冰酒陪葬?“讲求排场嘛!”马今洪说,从许多墓葬的线描图可以看出,墓葬中器物的摆放都是从“活人视角”出发的。


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


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

  在鉴壶旁,摆了一组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及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都是当时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用誓词。展览说明写道:“据《春秋》记载,242年内诸侯国之间朝聘盟会多达450次,反映了诸侯国之间、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为重新划分利益订盟誓而破坏原有礼制的事实。”马今洪说,春秋时期经常会盟,通常召集人即是盟主,盟主就是“老大”,最为人熟知的五个“老大”是春秋五霸。订盟书的意义在于规定利益边界,主要是为了盟主的利益,“老大吃肉,小弟喝汤”。



“秦公镈”及铭文拓片

  再往前走,看到了一件“秦公钟”和一件“秦公镈”,均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供展。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出土时一共有8件铜器,其中钟5件、镈3件,上面均有铭文。铭文合计135字,据释文,主要是颂扬秦国先祖的业绩。铭文记录到了秦宪公之时,再结合行文的口吻,学界基本推断作器者是宪公之子秦武公。武公征服了周边戎族,使秦国势力达到关中渭水流域。在钟和镈旁,各有一个S型的钩状物。马今洪解释,这个钩状物是挂钟、镈用的。镈敲出的是单音,钟敲出的是双音,钟的敲击点一个在下方的中心位置,一个在右下侧铸有小鸟图案的地方。“有了双音钟,就可以用数量较少的钟构成完整的音阶了。”马今洪说。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两个展柜中放着一把铜矛、一把铜剑,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两件兵器都是1949年后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即当年楚国郢都所在地。学界推断,在越灭吴、楚灭越后,这两件王的兵器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接下来,马今洪邀请他的老友、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起观展,进入了第一单元的战国时代。器物中的兵器比例大幅提升,如铜矛、铜戈、铜戟、铜殳、铜剑等,还有与之相配的盾牌、战服、铜马等。

  熊建华把记者带到天津博物馆供展的楚王酓鼎前,“‘酓’这个写法,在秦统一天下后就取消了。”他说,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国君为芈姓、熊氏,“酓”即为“熊”的先秦写法。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

  往前走不远,只见一个展柜前围着不少人。原来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的杜虎兵符,看来《国家宝藏》确实让这件调兵遣将的信物火了一把。

  “这壶身上的花纹,描绘的就是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马今洪指着“水陆攻战纹铜壶”说道(纹样见本期封面)。这件铜壶1977年出土于陕西凤翔雍城遗址。马今洪说,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相比春秋时期,从车战逐渐演变为步兵、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兼有舟师水战。壶身上绘有各种形态的射箭者,有举着戈、戟攻击的士兵,有划船相斗的场面,也有人似在水下作战,还有不少在跌落过程中或倒地不起的阵亡者。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车上的矛状车軎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一个模拟的半个战车车轮的车轴位置,竖插着一把剑似的物件。“这就是当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熊建华介绍,这是战车上的矛状车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矛状车軎在使用时,軎辖朝上,矛叶与地面平行,在战车行进时,可杀伤车旁之敌。“在战国时代,为提高战斗力和杀伤力,各类兵器与防御装备都在迅速改进。”


马首悬铃青铜挂钩



四马青铜挂钩

  当看各类兵器看得有些视觉疲劳时,一组风格迥异的物件出现在眼前。这组器物共14件,包罗在“胡服骑射”主题下,展示的是草原民族独特的武器、服饰等。比如,“虎首鹿羊纹青铜刀”、“蛙首马纹格青铜短剑”、“人骑驼纹柄青铜镜”、“鹰头形青铜杖首”等,这些均由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提供;比如,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胡人骑马陶俑”,从陶俑圆脸、高长鼻、双耳外耸等外表特征,可以感知到当时的胡人样貌;比如,有湖北省博物馆提供的“弩”,据说明文字,弩的发明者就是楚人琴氏;比如,有内蒙古鲜卑墓葬中常见的“鸣镝箭”,这种据称是匈奴冒顿所制的兵器具有攻击和报警作用;比如,有各地博物馆提供的材质各异的战服,如皮甲胄、铜胄等,还有模仿皮铠甲、铁铠甲制作的陪葬品石甲胄;比如,由荆州博物馆提供的“彩绘龙凤纹漆盾”,不过由于其纹饰过于精美,专家推测这可能只是仪仗或陪葬明器。从展览说明可知,这组器物想要反映的是当时草原民族对相邻的燕赵、三晋、秦国等的影响,尤其是赵国率先开始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骑兵部队。而后,作为新兴兵种的骑兵,逐渐成为当时快速作战、出奇制胜的主力。

  钱、钱、钱

  进入展陈的第二单元“革旧鼎新,焕发生机”,所展物品从“军用”转换到了“民用”,出现大量铁铸农具、建筑构件、各地货币等。这部分展品所要体现的是“迫于战争导致的生存压力及稳定政权的需要,各国先后掀起变法运动,采取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社会生产发展,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呈现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新局面”。

  这一单元首先展示的是一批铸铁农具,包括各地发现的铁锸、铁钺、铁斧等及铁范。研究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铸铁柔化处理和世界上最早的炼钢与淬火等技术,使一批人以冶铁致富。铸铁农具逐渐取代青铜农具,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两件铁范——“‘右廪’铁斧范”、“‘右廪’铁镬范”吸引住了记者的目光。铁范,即是用铁水浇铸铁器时用的铁质模具,可以批量生产铁制工具。据相关资料,这批铁范1953年出土于河北兴隆村付将沟,共计87件,有“锄范”、“钁范”、“斧范”、“凿范”等。这些战国铁金属铸范上,多铸有“右廪”二字,专家推测“右廪”是燕国管理官营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往前走,只见展柜中陈列着不少建筑构件,如陶瓦、瓦当、陶水管等,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都城。据《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缘为天下名都。”再结合这些年对都城城址的考古发现,可证当时都城的繁华。记者看到,在展柜中陈列着几件青铜建筑构件,有曲尺形的,有楔形的,有方筒形的。马今洪介绍,其中的曲尺形铜建筑构件,是目前发现时代较早的铜质建筑构件。这些铜质建筑构件一般用于连接枋、梁,主要起加固和装饰作用。据展览说明,由于色泽金黄,这些铜质构件又被称为“黄金钢”。这批建筑构件的出土地陕西凤翔,先秦时期属于秦都雍城的范围。“你想想看,整个房子金光灿灿,当时的雍城多壮观啊!”


曲尺形青铜建筑构件



方筒形青铜建筑构件

  在这个单元,展出最多的是各国货币。如齐国标准货币“法化”,战国后期齐国又铸造出一种圆形钱币。如韩赵魏的布币,上面有不同的文字,有魏国的“梁邑”、“安邑”,赵国的“涅”、“武平”等。如燕赵的刀币。如形式多样、颇具特色的楚国货币,主要是金币、铜贝,其中有根据海贝形式仿制的“蚁鼻钱”(或称“鬼脸钱”);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金版;楚国也铸行布币。

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金版

  货币的展陈肯定少不了秦“半两”。在铜钱上,右边铸着“半”字,左边铸着“两”字。《史记》记载,“半两”钱铸行于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一枚铜钱重12铢,即秦衡制中的“半两”,史称“重如其文”。秦统一六国后,废禁六国旧币,以“半两”钱通行全国。展柜中还展示有“半两”钱铜母范,这种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式影响了后世币制长达2000年。

  除了各国货币,展厅中还展示了4套砝码,均为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这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套砝码。”熊建华指着一套“钧益”铜砝码说,这套砝码共10个,由大到小排列。其中最大号砝码重量为黄金一镒,与其余九个砝码加起来的重量相等。

  就在又快出现视觉疲劳时,只见中心展柜中有几件外形让人眼前一亮的器物。首先是由安徽博物院供展的“‘鄂君启’错金铜车节”。与杜虎兵符类似,这也是双方各执一半需合节验证的通行符。“这就是当年的‘水陆交通运输通行证’。”熊建华介绍,这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其子鄂君启的。该通行证分为舟节、车节两种,其中舟节2件,上有错金铭文164字;车节3件,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这些铭文详细规定了水陆交通运输路线、车船数量、运输种类、纳税颁发及所享特权等。

  “这件‘燕客’铜量,是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仓库抢救回来的,差点被放在大熔炉里化了!”熊建华指着一件形似杯具的器物告诉记者,“‘燕客’铜量”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标准量器,是1984年湖南省博物馆从长沙涂家村湖南省废铜仓库拣选的。在这件器物外壁上,铸有59字,“涉及很多铸造铜量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出,楚国对量器铸造相当重视”。

  再往前,看过两组秦朝统一度量衡后使用的秤砣——铁权、铜权,这一单元的观展就结束了。

  “百工以巧尽器械”

  下一单元的主题是“神技天工,人性张力”,展现的是大变革时代百工兴盛的气象,展示的不少生活用器都有新材质、新工艺、新功能。与前两个单元的展陈相比,记者感到这个单元的器物更为美观精致,“工有巧,材有美”。

  据展览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工匠摆脱了人身束缚,受利益驱动或为实现个人价值,在制作器物时饱有激情,潜力得到发挥。青铜器日益脱离礼制规范,由以往造型厚重、装饰狞厉繁缛,转变为轻巧、简洁、华丽。比如,这一单元展示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供展的“前所未见”的嘴可开合的浇水器“鸟首高足铜匜”、安徽博物院供展的四个相同附耳单足盖鼎链接而成的“四连铜鼎”、上海博物馆供展的纹饰精美的新式盛酒器“嵌红铜羽翅纹铜扁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展的典型秦式青铜器“凤鸟纹铜盉”、山西博物院供展的展现晋国与草原文化相融的“虎鸷互搏纹铜戈”,等等。

  在这一单元,还专门用说明文字介绍了当时使用的新铸造方法和装饰工艺——失蜡法、错金法。失蜡法是人们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外范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铸成所需器物的一种技术。展陈中,湖北省博物馆供展的“曾侯乙墓铜尊、铜盘”(复制品)就是典型案例。

  所谓金银错工艺,是利用金、银良好的延展性和鲜明的光泽,锻造成金银丝、条、片,嵌于其他质料的器物表面预留的凹槽内,然后再打磨光滑。如展览中山西博物院供展的“错金云纹铜豆”、荆门市博物馆供展的“错金银铜樽”等。

  展览中,“双翼错银铜神兽”也是错金法的代表器物。马老师认为,这件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器物,是压在席之边角或陈设用的,一组有4只,每只镇守一方。

  在这只“神兽”旁,放置的是来自同一出处的“错金银铜牛形插座”。目前,学界推测这件器物和另外两件“错金银铜虎食鹿插座”、“错金银铜犀插座”,共同构成了一件曲尺形屏风的插座。



“螭纹提梁铜盉”及其上的“吃人”螭龙

  “这个铜盉借调到上海博物馆展出时,我曾经仔细看过,非常有意思。”马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中心展柜前,内中展示的是由浙江省博物馆送展的“螭纹提梁铜盉”。定睛看器盖,只觉好似走进了动物园,上面立体地雕塑了犀牛、大象、老虎、熊、鹿等兽类,足有16只。在这些动物四周,堆塑着11条形态似蛇的螭龙,有的正在大快朵颐,有的昂首好似在下咽,有的竖起上身像在寻找猎物。“你看,这条螭龙在吃什么?”见记者似乎迷失在“动物园”中,马老师灵机一动,掏出手机选好角度“咔嚓”一声,而后指着手机屏幕道,“就是这条,你看它在吃什么?”熊建华问:“是不是青蛙?蛇吞蛙的主题很常见。”马老师摇摇头:“你们看,这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开,高举双手……这是个人,他的脚已经被螭龙吞啦!”听到这儿,熊建华兴奋起来:“你说,这会不会就是 ‘饕餮纹’的立体形象呀?

  再往前走,展柜忽然金光闪闪起来。原来,受青铜器技艺影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金银器皿。有目前所见最大的先秦金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还配了把金漏勺。有目前所见最早的金玉相结合的器皿——浙江省博物馆供展的“玉耳金舟”。有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供展的“金柄铁剑”,是用黄金和铁这两种当时最为贵重的金属铸造的。还有些动物造型的金饰,甚是精妙。

  之后的展柜则被黑、红两色占据,原来是进入了漆器主场。这一部分展示的多为生活器具,且多是动物造型。其中一件荆州博物馆供展的“猪形漆酒具盒”憨态可掬,盒身为双首连体的猪形,两端握手呈猪嘴状,煞是可爱。据展览说明,这是神话动物“并封”的形象,是当时的新式便携酒具盒。

  再往后走,只见柜中展示了不少制作精良的陶器,以及当时初登历史舞台的原始青瓷器物。有意思的是,除了生活器具外,这里还展示了不少仿青铜原始瓷乐器,有錞于、甬钟、镈、鑃、磬等。据展陈说明,这些仿青铜的瓷乐器往往出土于吴越贵族大墓中。

  之后的展厅被大量衣物及配饰、乐器占据,限于时间,只能匆匆一瞥。

  简帛上的思想火花

  接着进入本次展览的第四单元“思想绽放,文化奠基”,展示的是随着私学教育的兴起,士人阶层逐渐崛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与发展时期”。主要展陈的是书写在简牍、丝帛上的文字与书写工具。

  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最早的毛笔——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左家公山。除了笔外,还有一个装笔的竹管,还挺考究。记者还看到了最早的订正用具——由湖北省博物馆供展的铜削刀,如果在简牍上写了错字,只要用削刀刮除墨迹即可。另一件有趣的文物,是山东博物馆供展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孔子曾多次向老子问礼。

  在展厅中,展示了诸子百家的学说,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其中一件197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战国纵横家的珍贵资料。马今洪经过时笑道:“张仪、苏秦,就是‘大忽悠’的鼻祖。”当记者打算移步下一个展柜时,却听闻一对年轻男女“神对话”——女生道:“你看,那时候人家写的家书多长啊!”男生道:“可不是么……这一封家书得写多长时间啊!”看来下次做展览说明,还得把断句标上,这是“战国/纵横家/书”,不是“战国/纵横/家书”。

  此外,这一单元还展示了春秋时期医学理论的拓片、医简,是当时巫、医分流后开展医学研究的成果。另外,还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就。其中一件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北斗衣箱”令人惊叹。只见盖顶中心书一“斗”字,周围环书二十八宿名称,与北斗、四象相配,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二十八星宿体系。

  “混血儿”

  下一个展厅便是展览的尾声“文化融合,华夏认同”,随着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夷蛮戎狄”不断内迁,与诸夏部族交错杂居,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

  记者看到,这一部分的展品多是“混血儿”。比如,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供展的“秦楚纹饰共体玉璜”,一面是浮雕繁缛蟠虺纹,雕刻工整精细,具有楚文化特征;另一面是阴刻简化蟠虺纹,刻工简单,转角方折,具有秦文化特征。比如,凤翔县博物馆供展的“秦地出土楚式铜敦”,就是“楚器秦用”的一个例证。比如,在湖南省博物馆征集到的“楚王孙用巴蜀式戈”这个巴蜀式的戈上,铭文却是楚文字。

  这其中还有一件“晋姞匜”,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梁带村遗址在2005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当时与这件匜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晋姞盘”,两者共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盥洗礼器。在晋姞匜的内底有17字铭文,有“晋姞”二字,墓主可能是晋国女子。而该遗址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芮国的墓群,墓主可能是联姻到了芮国。

  此次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由荆州博物馆供展的“楚地出土人骑骆驼形铜灯”。熊老师说,当时的骆驼是北方“奇畜”,南方不产骆驼,在楚地能出土骆驼形铜灯,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7年3月9日第10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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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中的“国家宝藏”

发布时间: 2018-03-09

   近日,集齐全国30家文博机构240余件“国家宝藏”的“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记者有幸随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同观展。

  今年1月底,湖南省长沙市飘起了十年一遇的大雪。在驱车前往湖南省博物馆的路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看着层层堆起的白雪,喃喃自语道:“明天能顺利回京么?这雪怎么就下这么大呢……”“嗐,还不是因为您给这次联展取的好名字嘛——‘东方既白’!您瞧,这不给您 ‘白’上了嘛!”陪他前来的家人笑道。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听后笑起来,他说,最初展览定名为“轴心时代”,但由于说到“轴心”二字,人们总会联想到二战时期的“邪恶轴心国”,所以最后李零先生将其改为“东方既白”,取中华文明革新黎明之意。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位于湖南省博物馆一层,是湖南省博物馆新馆首个大型特展,收取门票30元,展期到今年3月28日。与两个常设展“马王堆汉墓展”、“湖南人展”的客流量相比,展厅内的人不算多。展陈的器物来自全国30家文博机构,总计240余件/套。从展陈空间看,器物的放置空间比较疏朗,不少展品都单独置于一个玻璃柜中,可以观赏到至少三面的细部。进馆时,恰好赶上一波馆内安排的讲解。不过,有马今洪在,还是听他的独家解说吧!

  僭越与排场

  此次特展共分为5个单位,第一单元为“礼崩乐坏,诸侯混战”。据展览解说,这一单元是为了说明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局势跌宕变幻,“随着长期的争霸与兼并战争,社会发生大变革,社会秩序重组,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记者发现,这一单元的展品以青铜器为主,包括生活器物、乐器、盟书、各类兵器等。

  进入展厅,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诸侯僭越周王礼制”案例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在硕大的玻璃柜中放着九鼎、八簋、九鬲、两方壶、一豆、一圆壶、一鉴。据展览说明,这组器物是春秋时期郑国公室用器,郑国是周厉王少子的封地。马今洪介绍,鼎是盛肉用的,簋是盛粮食用的,鬲可盛肉也可盛粥。按周朝礼制,郑国公作为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据展览说明,“国公始用天子规制的九鼎八簋”,之后许多诸侯国也依照此例,“充分反映了列国公卿纷纷僭越礼制的状况”。


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

  在九鼎八簋对面,放置着一组根据使用场景复原排列的“楚王孙诰编钟”,作为“卿大夫僭越周王礼制”的案例。这组编钟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是楚国令尹子庚。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庚是楚庄王的儿子,死于公元前552年。马今洪介绍,编钟作为礼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编钟制度形成于西周早期。编钟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制,一般认为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早期,编钟僭越使用的情况开始悄然出现。到了春秋中晚期,各诸侯与卿大夫大规模打破原有等级规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编钟是一种相当专业的乐器,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中。”马今洪接着介绍道,这组“楚王孙诰编钟”,分上下两层悬挂在钟架上,下层为低音区,演奏时作和声之用;上层为中高音区,演奏时作旋律之用。经过调音,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音,从最高音到最低音,总音域达四个半音程。上层七音俱全,而且多数有半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音乐考古界认为,这套编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春秋时期音域最宽、音律和谐、音频准确、保存完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说到编钟,总让人联想起曾侯乙(约卒于公元前433年),他墓中出土了65枚编钟。马今洪说:“曾侯乙是个音乐家,他墓葬的特点就是乐器特别多,他墓里出土的乐器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及出土时的照片

  再往前走,一个大玻璃展柜中陈列了一鉴一壶,名为“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这组器物1988年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赵简子为晋昭公时卿大夫,是战国时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马今洪介绍,青铜器的发展基本可分为五个阶段:萌生期(夏)、育成期(商代早中期)、鼎盛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转变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和更新期(春秋中晚期、战国)。从西周中晚期开始,青铜器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礼制制度、新的意识形态”。但在“更新期”,在器形、纹饰方面,青铜器一度出现了“仿古”风潮,这组器物中的鉴,所饰的兽面纹就是“仿古”图案。在陈列的器物旁,还配有“壶鉴出土时组合使用图”,图中,铜壶被放置在铜鉴中。马今洪说,很可能壶中放酒,鉴中放冰,再将酒壶放入冰鉴中,制作成冰酒。难道古人还要用冰酒陪葬?“讲求排场嘛!”马今洪说,从许多墓葬的线描图可以看出,墓葬中器物的摆放都是从“活人视角”出发的。


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


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

  在鉴壶旁,摆了一组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及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都是当时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用誓词。展览说明写道:“据《春秋》记载,242年内诸侯国之间朝聘盟会多达450次,反映了诸侯国之间、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为重新划分利益订盟誓而破坏原有礼制的事实。”马今洪说,春秋时期经常会盟,通常召集人即是盟主,盟主就是“老大”,最为人熟知的五个“老大”是春秋五霸。订盟书的意义在于规定利益边界,主要是为了盟主的利益,“老大吃肉,小弟喝汤”。



“秦公镈”及铭文拓片

  再往前走,看到了一件“秦公钟”和一件“秦公镈”,均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供展。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出土时一共有8件铜器,其中钟5件、镈3件,上面均有铭文。铭文合计135字,据释文,主要是颂扬秦国先祖的业绩。铭文记录到了秦宪公之时,再结合行文的口吻,学界基本推断作器者是宪公之子秦武公。武公征服了周边戎族,使秦国势力达到关中渭水流域。在钟和镈旁,各有一个S型的钩状物。马今洪解释,这个钩状物是挂钟、镈用的。镈敲出的是单音,钟敲出的是双音,钟的敲击点一个在下方的中心位置,一个在右下侧铸有小鸟图案的地方。“有了双音钟,就可以用数量较少的钟构成完整的音阶了。”马今洪说。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两个展柜中放着一把铜矛、一把铜剑,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两件兵器都是1949年后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即当年楚国郢都所在地。学界推断,在越灭吴、楚灭越后,这两件王的兵器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接下来,马今洪邀请他的老友、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起观展,进入了第一单元的战国时代。器物中的兵器比例大幅提升,如铜矛、铜戈、铜戟、铜殳、铜剑等,还有与之相配的盾牌、战服、铜马等。

  熊建华把记者带到天津博物馆供展的楚王酓鼎前,“‘酓’这个写法,在秦统一天下后就取消了。”他说,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国君为芈姓、熊氏,“酓”即为“熊”的先秦写法。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

  往前走不远,只见一个展柜前围着不少人。原来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的杜虎兵符,看来《国家宝藏》确实让这件调兵遣将的信物火了一把。

  “这壶身上的花纹,描绘的就是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马今洪指着“水陆攻战纹铜壶”说道(纹样见本期封面)。这件铜壶1977年出土于陕西凤翔雍城遗址。马今洪说,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相比春秋时期,从车战逐渐演变为步兵、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兼有舟师水战。壶身上绘有各种形态的射箭者,有举着戈、戟攻击的士兵,有划船相斗的场面,也有人似在水下作战,还有不少在跌落过程中或倒地不起的阵亡者。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车上的矛状车軎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一个模拟的半个战车车轮的车轴位置,竖插着一把剑似的物件。“这就是当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熊建华介绍,这是战车上的矛状车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矛状车軎在使用时,軎辖朝上,矛叶与地面平行,在战车行进时,可杀伤车旁之敌。“在战国时代,为提高战斗力和杀伤力,各类兵器与防御装备都在迅速改进。”


马首悬铃青铜挂钩



四马青铜挂钩

  当看各类兵器看得有些视觉疲劳时,一组风格迥异的物件出现在眼前。这组器物共14件,包罗在“胡服骑射”主题下,展示的是草原民族独特的武器、服饰等。比如,“虎首鹿羊纹青铜刀”、“蛙首马纹格青铜短剑”、“人骑驼纹柄青铜镜”、“鹰头形青铜杖首”等,这些均由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提供;比如,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胡人骑马陶俑”,从陶俑圆脸、高长鼻、双耳外耸等外表特征,可以感知到当时的胡人样貌;比如,有湖北省博物馆提供的“弩”,据说明文字,弩的发明者就是楚人琴氏;比如,有内蒙古鲜卑墓葬中常见的“鸣镝箭”,这种据称是匈奴冒顿所制的兵器具有攻击和报警作用;比如,有各地博物馆提供的材质各异的战服,如皮甲胄、铜胄等,还有模仿皮铠甲、铁铠甲制作的陪葬品石甲胄;比如,由荆州博物馆提供的“彩绘龙凤纹漆盾”,不过由于其纹饰过于精美,专家推测这可能只是仪仗或陪葬明器。从展览说明可知,这组器物想要反映的是当时草原民族对相邻的燕赵、三晋、秦国等的影响,尤其是赵国率先开始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骑兵部队。而后,作为新兴兵种的骑兵,逐渐成为当时快速作战、出奇制胜的主力。

  钱、钱、钱

  进入展陈的第二单元“革旧鼎新,焕发生机”,所展物品从“军用”转换到了“民用”,出现大量铁铸农具、建筑构件、各地货币等。这部分展品所要体现的是“迫于战争导致的生存压力及稳定政权的需要,各国先后掀起变法运动,采取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社会生产发展,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呈现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新局面”。

  这一单元首先展示的是一批铸铁农具,包括各地发现的铁锸、铁钺、铁斧等及铁范。研究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铸铁柔化处理和世界上最早的炼钢与淬火等技术,使一批人以冶铁致富。铸铁农具逐渐取代青铜农具,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两件铁范——“‘右廪’铁斧范”、“‘右廪’铁镬范”吸引住了记者的目光。铁范,即是用铁水浇铸铁器时用的铁质模具,可以批量生产铁制工具。据相关资料,这批铁范1953年出土于河北兴隆村付将沟,共计87件,有“锄范”、“钁范”、“斧范”、“凿范”等。这些战国铁金属铸范上,多铸有“右廪”二字,专家推测“右廪”是燕国管理官营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往前走,只见展柜中陈列着不少建筑构件,如陶瓦、瓦当、陶水管等,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都城。据《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缘为天下名都。”再结合这些年对都城城址的考古发现,可证当时都城的繁华。记者看到,在展柜中陈列着几件青铜建筑构件,有曲尺形的,有楔形的,有方筒形的。马今洪介绍,其中的曲尺形铜建筑构件,是目前发现时代较早的铜质建筑构件。这些铜质建筑构件一般用于连接枋、梁,主要起加固和装饰作用。据展览说明,由于色泽金黄,这些铜质构件又被称为“黄金钢”。这批建筑构件的出土地陕西凤翔,先秦时期属于秦都雍城的范围。“你想想看,整个房子金光灿灿,当时的雍城多壮观啊!”


曲尺形青铜建筑构件



方筒形青铜建筑构件

  在这个单元,展出最多的是各国货币。如齐国标准货币“法化”,战国后期齐国又铸造出一种圆形钱币。如韩赵魏的布币,上面有不同的文字,有魏国的“梁邑”、“安邑”,赵国的“涅”、“武平”等。如燕赵的刀币。如形式多样、颇具特色的楚国货币,主要是金币、铜贝,其中有根据海贝形式仿制的“蚁鼻钱”(或称“鬼脸钱”);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金版;楚国也铸行布币。

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金版

  货币的展陈肯定少不了秦“半两”。在铜钱上,右边铸着“半”字,左边铸着“两”字。《史记》记载,“半两”钱铸行于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一枚铜钱重12铢,即秦衡制中的“半两”,史称“重如其文”。秦统一六国后,废禁六国旧币,以“半两”钱通行全国。展柜中还展示有“半两”钱铜母范,这种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式影响了后世币制长达2000年。

  除了各国货币,展厅中还展示了4套砝码,均为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这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套砝码。”熊建华指着一套“钧益”铜砝码说,这套砝码共10个,由大到小排列。其中最大号砝码重量为黄金一镒,与其余九个砝码加起来的重量相等。

  就在又快出现视觉疲劳时,只见中心展柜中有几件外形让人眼前一亮的器物。首先是由安徽博物院供展的“‘鄂君启’错金铜车节”。与杜虎兵符类似,这也是双方各执一半需合节验证的通行符。“这就是当年的‘水陆交通运输通行证’。”熊建华介绍,这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其子鄂君启的。该通行证分为舟节、车节两种,其中舟节2件,上有错金铭文164字;车节3件,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这些铭文详细规定了水陆交通运输路线、车船数量、运输种类、纳税颁发及所享特权等。

  “这件‘燕客’铜量,是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仓库抢救回来的,差点被放在大熔炉里化了!”熊建华指着一件形似杯具的器物告诉记者,“‘燕客’铜量”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标准量器,是1984年湖南省博物馆从长沙涂家村湖南省废铜仓库拣选的。在这件器物外壁上,铸有59字,“涉及很多铸造铜量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出,楚国对量器铸造相当重视”。

  再往前,看过两组秦朝统一度量衡后使用的秤砣——铁权、铜权,这一单元的观展就结束了。

  “百工以巧尽器械”

  下一单元的主题是“神技天工,人性张力”,展现的是大变革时代百工兴盛的气象,展示的不少生活用器都有新材质、新工艺、新功能。与前两个单元的展陈相比,记者感到这个单元的器物更为美观精致,“工有巧,材有美”。

  据展览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工匠摆脱了人身束缚,受利益驱动或为实现个人价值,在制作器物时饱有激情,潜力得到发挥。青铜器日益脱离礼制规范,由以往造型厚重、装饰狞厉繁缛,转变为轻巧、简洁、华丽。比如,这一单元展示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供展的“前所未见”的嘴可开合的浇水器“鸟首高足铜匜”、安徽博物院供展的四个相同附耳单足盖鼎链接而成的“四连铜鼎”、上海博物馆供展的纹饰精美的新式盛酒器“嵌红铜羽翅纹铜扁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展的典型秦式青铜器“凤鸟纹铜盉”、山西博物院供展的展现晋国与草原文化相融的“虎鸷互搏纹铜戈”,等等。

  在这一单元,还专门用说明文字介绍了当时使用的新铸造方法和装饰工艺——失蜡法、错金法。失蜡法是人们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外范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铸成所需器物的一种技术。展陈中,湖北省博物馆供展的“曾侯乙墓铜尊、铜盘”(复制品)就是典型案例。

  所谓金银错工艺,是利用金、银良好的延展性和鲜明的光泽,锻造成金银丝、条、片,嵌于其他质料的器物表面预留的凹槽内,然后再打磨光滑。如展览中山西博物院供展的“错金云纹铜豆”、荆门市博物馆供展的“错金银铜樽”等。

  展览中,“双翼错银铜神兽”也是错金法的代表器物。马老师认为,这件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器物,是压在席之边角或陈设用的,一组有4只,每只镇守一方。

  在这只“神兽”旁,放置的是来自同一出处的“错金银铜牛形插座”。目前,学界推测这件器物和另外两件“错金银铜虎食鹿插座”、“错金银铜犀插座”,共同构成了一件曲尺形屏风的插座。



“螭纹提梁铜盉”及其上的“吃人”螭龙

  “这个铜盉借调到上海博物馆展出时,我曾经仔细看过,非常有意思。”马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中心展柜前,内中展示的是由浙江省博物馆送展的“螭纹提梁铜盉”。定睛看器盖,只觉好似走进了动物园,上面立体地雕塑了犀牛、大象、老虎、熊、鹿等兽类,足有16只。在这些动物四周,堆塑着11条形态似蛇的螭龙,有的正在大快朵颐,有的昂首好似在下咽,有的竖起上身像在寻找猎物。“你看,这条螭龙在吃什么?”见记者似乎迷失在“动物园”中,马老师灵机一动,掏出手机选好角度“咔嚓”一声,而后指着手机屏幕道,“就是这条,你看它在吃什么?”熊建华问:“是不是青蛙?蛇吞蛙的主题很常见。”马老师摇摇头:“你们看,这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开,高举双手……这是个人,他的脚已经被螭龙吞啦!”听到这儿,熊建华兴奋起来:“你说,这会不会就是 ‘饕餮纹’的立体形象呀?

  再往前走,展柜忽然金光闪闪起来。原来,受青铜器技艺影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金银器皿。有目前所见最大的先秦金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还配了把金漏勺。有目前所见最早的金玉相结合的器皿——浙江省博物馆供展的“玉耳金舟”。有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供展的“金柄铁剑”,是用黄金和铁这两种当时最为贵重的金属铸造的。还有些动物造型的金饰,甚是精妙。

  之后的展柜则被黑、红两色占据,原来是进入了漆器主场。这一部分展示的多为生活器具,且多是动物造型。其中一件荆州博物馆供展的“猪形漆酒具盒”憨态可掬,盒身为双首连体的猪形,两端握手呈猪嘴状,煞是可爱。据展览说明,这是神话动物“并封”的形象,是当时的新式便携酒具盒。

  再往后走,只见柜中展示了不少制作精良的陶器,以及当时初登历史舞台的原始青瓷器物。有意思的是,除了生活器具外,这里还展示了不少仿青铜原始瓷乐器,有錞于、甬钟、镈、鑃、磬等。据展陈说明,这些仿青铜的瓷乐器往往出土于吴越贵族大墓中。

  之后的展厅被大量衣物及配饰、乐器占据,限于时间,只能匆匆一瞥。

  简帛上的思想火花

  接着进入本次展览的第四单元“思想绽放,文化奠基”,展示的是随着私学教育的兴起,士人阶层逐渐崛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与发展时期”。主要展陈的是书写在简牍、丝帛上的文字与书写工具。

  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最早的毛笔——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左家公山。除了笔外,还有一个装笔的竹管,还挺考究。记者还看到了最早的订正用具——由湖北省博物馆供展的铜削刀,如果在简牍上写了错字,只要用削刀刮除墨迹即可。另一件有趣的文物,是山东博物馆供展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孔子曾多次向老子问礼。

  在展厅中,展示了诸子百家的学说,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其中一件197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战国纵横家的珍贵资料。马今洪经过时笑道:“张仪、苏秦,就是‘大忽悠’的鼻祖。”当记者打算移步下一个展柜时,却听闻一对年轻男女“神对话”——女生道:“你看,那时候人家写的家书多长啊!”男生道:“可不是么……这一封家书得写多长时间啊!”看来下次做展览说明,还得把断句标上,这是“战国/纵横家/书”,不是“战国/纵横/家书”。

  此外,这一单元还展示了春秋时期医学理论的拓片、医简,是当时巫、医分流后开展医学研究的成果。另外,还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就。其中一件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北斗衣箱”令人惊叹。只见盖顶中心书一“斗”字,周围环书二十八宿名称,与北斗、四象相配,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二十八星宿体系。

  “混血儿”

  下一个展厅便是展览的尾声“文化融合,华夏认同”,随着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夷蛮戎狄”不断内迁,与诸夏部族交错杂居,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

  记者看到,这一部分的展品多是“混血儿”。比如,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供展的“秦楚纹饰共体玉璜”,一面是浮雕繁缛蟠虺纹,雕刻工整精细,具有楚文化特征;另一面是阴刻简化蟠虺纹,刻工简单,转角方折,具有秦文化特征。比如,凤翔县博物馆供展的“秦地出土楚式铜敦”,就是“楚器秦用”的一个例证。比如,在湖南省博物馆征集到的“楚王孙用巴蜀式戈”这个巴蜀式的戈上,铭文却是楚文字。

  这其中还有一件“晋姞匜”,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梁带村遗址在2005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当时与这件匜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晋姞盘”,两者共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盥洗礼器。在晋姞匜的内底有17字铭文,有“晋姞”二字,墓主可能是晋国女子。而该遗址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芮国的墓群,墓主可能是联姻到了芮国。

  此次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由荆州博物馆供展的“楚地出土人骑骆驼形铜灯”。熊老师说,当时的骆驼是北方“奇畜”,南方不产骆驼,在楚地能出土骆驼形铜灯,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7年3月9日第10版)

责编:韩翰

作者:单颖文

文章出处:文汇网—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