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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新华、刘国祥、仝涛,他们是边疆考古人
发布时间:2015-05-11    文章出处:人民日报    作者:杨雪梅    点击率:
考古 把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治学者)
  制图:蔡华伟
 
  “五一”刚过,巫新华就回到了喀什,立刻集结人马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曲曼村,这意味着今年的考古发掘季正式开始。
 
  通过微信得知,他和他的团队再次经过了盖孜河谷,经过了冰山之父慕士塔格,还有帕米尔高原变幻无穷的云和那些被称做彩云上的人家的塔吉克人……
 
  在社科院考古所,巫新华属于边疆考古中心,这是同传统的史前考古、夏商周三代考古、汉唐考古并列的重要部门。近些年,边疆考古成为新亮点,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社科院考古所的贡献。在年初颇具学术价值的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中,刘国祥发掘的内蒙古岗嘎墓地以及仝涛发掘的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分别入选,接着仝涛又拿到了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中国边疆地域广阔,既有独特性又有开放性,一直是不同文明间碰撞、交融最为频繁的区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疆考古是内容最丰富、最有学术含量,同时又具有相当国际性的领域。
 
  “很多文明都从新疆这个区域汲取营养留下痕迹,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从2013年开始,每年的5月到9月,巫新华的团队都会在曲曼墓地进行发掘,已经发掘的墓葬达39座,并且首次发现了距今2500年左右、在亚欧大陆范围内与拜火教相关的独特遗迹,包括地表保留的大面积的错落有致的黑白石条、最原始的明火入葬火坛,还有帕米尔区域内发现的最早的带共鸣箱的木质弦乐器。
 
  “帕米尔作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文明之间活跃交流的突出作用无可替代。这也是我们选择在这里做考古的原因。拜火教起源一直有波斯或中亚说,我们的发现支持了中亚起源说,而且极有可能把中亚起源地定于塔里木盆地周缘或直接定在帕米尔高原。”巫新华谈起自己的考古工地总有讲不完的话。
 
  1963年出生于新疆新源县的巫新华是在美丽的伊犁河谷长大的,当1997年34岁的他回到新疆从事考古时,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知识储备与学者训练——1981至1985年就读于新疆大学主修维吾尔语,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隋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后被选择到东方语言系学习梵文,同时学习了古代突厥语、回鹘文。
 
  很多人都认为考古需要碰运气,而巫新华的运气显然是超级好——2002年发现塔克拉玛干南部中段和田达玛沟区域新佛教建筑遗址群;2003年发现昆仑山青铜时代流水古墓群遗址; 2008年发现天山博格达冰川青铜时代岩画群;包括这次发现帕米尔黑白石条拜火教遗迹。
 
  “新疆这个区域比较特殊,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中介区域,其最大特征是与世界著名文明的关联性,也就是中介性、亲属性。这些文明都从这里汲取了营养成长,又都留下了痕迹。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这些年,巫新华一方面组织翻译了上千万字的与新疆考古相关的资料,个人完成的译著亦达500余万字。一方面他系统地考察了新疆所有地貌环境,足迹遍及新疆所有乡镇。如果说和一般的学者有什么不同,巫新华觉得自己超凡的韧性和过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他人所不能比的。
 
  “新疆代表了一种自然环境的极限,它的沙漠是干旱的极限,它的高山也是一种高原的极限。只要进入这两种极限,必然有风险,这决定了在新疆考古具有探险性质,但考古显然不仅仅是探险。”巫新华这样介绍他的工作。
 
  作为领队,巫新华总会向新来的伙伴传授各种经验:一个人迷失在沙漠中,可以根据沙丘的方向、沙漠里的植被情况,判断与沙漠边缘的距离;有红柳出现的区域一定离沙漠边缘不远;可以根据河道中鹅卵石的磨圆度来判断出口,石头越圆说明离出口越近……
 
  “假如整个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这个舞台的后台”
 
  记得第一次采访刘国祥时,他谈起翦伯赞及他的《内蒙访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内蒙古……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
 
  1968年出生的刘国祥也是一员福将。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考古所,不久,他便跟随考古所杨虎研究员到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进行发掘,发现了中国北方最早最完整的聚落遗址,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4年刘国祥和他的团队重点挖掘了岗嘎室韦墓地。虽然是夏季开始的发掘,但一场大风居然把考古队的房车都掀翻了,可大风过后,也让墓地若隐若现,呼伦贝尔草原现知规模最大的古墓群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里的埋葬习俗特色十分鲜明,大量的独木棺与文献记载中蒙古皇族的传统是相符的。出土的遗物也尽显游牧民族特色,有桦树皮弓、完整的箭囊、铁镞、马镫。刘国祥十分推崇实验考古,五座墓地的人骨、独木棺被完整地搬进了呼伦贝尔的民族博物馆进行细致的研究。
 
  4月底,刘国祥刚刚主持了“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发布会。这个项目2012年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为期十年,将在充分发挥考古学独特优势的基础上,在年代学、环境考古、动物和植物遗存、体质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开展研究,辅以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合作,理清蒙古族起源发展的历史逻辑。“翦先生说过,假如整个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我们今后的考古工作将首先围绕呼伦贝尔这一关键区域开展。”
 
  “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据说这首歌已是他们考古队的队歌。
 
  “西藏是全国考古工作最薄弱的地方,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将缺环连上”
 
  凭着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仝涛刚刚拿到了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但他又发现了更重要的线索,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西藏。
 
  仝涛1975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在四川大学读了考古,2008年11月获得德国蒂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然后就被请到了考古所的边疆考古中心,负责西藏的考古。
 
  和巫新华、刘国祥土生土长在新疆和内蒙古不同,参加工作之前仝涛并未去过西藏,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应在西藏做考古。正好当时故宫博物院在西藏有一个藏传佛教的调查,他就跟着一起去了,说好了他可以自由行动,去做自己的田野调查。还好,度过了前几天的略微不适应之后,他便行动自如了。“在阿里,经常一天跑七八百公里,一跑就是一个星期,觉得路像是没有尽头。看到冈仁波切峰时,特别激动,觉得自己人品好,也觉得那是一种暗示,今后就要在这片高原上奔走了。”
 
  社科院的考古和地方考古单位的考古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基本不用配合基建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大多是课题性的主动挖掘,不求出多少东西,挖多大规模,重要的是学术价值。西藏是全国所有省份中考古做得最少、最薄弱的地方。之前王仁湘老师做过许多工作,梳理了一些基本的资料,但西藏西部的考古工作一直开展得少,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通过考古将缺环连上。”
 
  “考古队每年6月到9月工作,这是阿里最好的季节,除了温差大点儿,白天不冷不热,就像北京的春天。在阿里,每天的太阳也是六七点钟升起,但是晚上九十点钟才落,所以我们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左右。”
 
  仝涛没有讲,8月份以后阿里是雨季,天气变幻莫测,上一秒晴天,可能没一会儿就会来阵冰雹。而且8月飞雪的情况也是经常碰到。但阳光与荒原还是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显然,边疆考古人是同时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既伟大又平凡的人。考古学是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是最求真务实的学科之一,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只不过,这些材料,既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才能找到,又需要考古人“信雅达”地翻译成故事讲给大家听。

(全文刊于:《人民日报》2015年05月11日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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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新华、刘国祥、仝涛,他们是边疆考古人

发布时间: 201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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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蔡华伟
 
  “五一”刚过,巫新华就回到了喀什,立刻集结人马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曲曼村,这意味着今年的考古发掘季正式开始。
 
  通过微信得知,他和他的团队再次经过了盖孜河谷,经过了冰山之父慕士塔格,还有帕米尔高原变幻无穷的云和那些被称做彩云上的人家的塔吉克人……
 
  在社科院考古所,巫新华属于边疆考古中心,这是同传统的史前考古、夏商周三代考古、汉唐考古并列的重要部门。近些年,边疆考古成为新亮点,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社科院考古所的贡献。在年初颇具学术价值的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中,刘国祥发掘的内蒙古岗嘎墓地以及仝涛发掘的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分别入选,接着仝涛又拿到了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中国边疆地域广阔,既有独特性又有开放性,一直是不同文明间碰撞、交融最为频繁的区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疆考古是内容最丰富、最有学术含量,同时又具有相当国际性的领域。
 
  “很多文明都从新疆这个区域汲取营养留下痕迹,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从2013年开始,每年的5月到9月,巫新华的团队都会在曲曼墓地进行发掘,已经发掘的墓葬达39座,并且首次发现了距今2500年左右、在亚欧大陆范围内与拜火教相关的独特遗迹,包括地表保留的大面积的错落有致的黑白石条、最原始的明火入葬火坛,还有帕米尔区域内发现的最早的带共鸣箱的木质弦乐器。
 
  “帕米尔作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文明之间活跃交流的突出作用无可替代。这也是我们选择在这里做考古的原因。拜火教起源一直有波斯或中亚说,我们的发现支持了中亚起源说,而且极有可能把中亚起源地定于塔里木盆地周缘或直接定在帕米尔高原。”巫新华谈起自己的考古工地总有讲不完的话。
 
  1963年出生于新疆新源县的巫新华是在美丽的伊犁河谷长大的,当1997年34岁的他回到新疆从事考古时,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知识储备与学者训练——1981至1985年就读于新疆大学主修维吾尔语,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隋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后被选择到东方语言系学习梵文,同时学习了古代突厥语、回鹘文。
 
  很多人都认为考古需要碰运气,而巫新华的运气显然是超级好——2002年发现塔克拉玛干南部中段和田达玛沟区域新佛教建筑遗址群;2003年发现昆仑山青铜时代流水古墓群遗址; 2008年发现天山博格达冰川青铜时代岩画群;包括这次发现帕米尔黑白石条拜火教遗迹。
 
  “新疆这个区域比较特殊,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中介区域,其最大特征是与世界著名文明的关联性,也就是中介性、亲属性。这些文明都从这里汲取了营养成长,又都留下了痕迹。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这些年,巫新华一方面组织翻译了上千万字的与新疆考古相关的资料,个人完成的译著亦达500余万字。一方面他系统地考察了新疆所有地貌环境,足迹遍及新疆所有乡镇。如果说和一般的学者有什么不同,巫新华觉得自己超凡的韧性和过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他人所不能比的。
 
  “新疆代表了一种自然环境的极限,它的沙漠是干旱的极限,它的高山也是一种高原的极限。只要进入这两种极限,必然有风险,这决定了在新疆考古具有探险性质,但考古显然不仅仅是探险。”巫新华这样介绍他的工作。
 
  作为领队,巫新华总会向新来的伙伴传授各种经验:一个人迷失在沙漠中,可以根据沙丘的方向、沙漠里的植被情况,判断与沙漠边缘的距离;有红柳出现的区域一定离沙漠边缘不远;可以根据河道中鹅卵石的磨圆度来判断出口,石头越圆说明离出口越近……
 
  “假如整个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这个舞台的后台”
 
  记得第一次采访刘国祥时,他谈起翦伯赞及他的《内蒙访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内蒙古……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
 
  1968年出生的刘国祥也是一员福将。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考古所,不久,他便跟随考古所杨虎研究员到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进行发掘,发现了中国北方最早最完整的聚落遗址,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4年刘国祥和他的团队重点挖掘了岗嘎室韦墓地。虽然是夏季开始的发掘,但一场大风居然把考古队的房车都掀翻了,可大风过后,也让墓地若隐若现,呼伦贝尔草原现知规模最大的古墓群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里的埋葬习俗特色十分鲜明,大量的独木棺与文献记载中蒙古皇族的传统是相符的。出土的遗物也尽显游牧民族特色,有桦树皮弓、完整的箭囊、铁镞、马镫。刘国祥十分推崇实验考古,五座墓地的人骨、独木棺被完整地搬进了呼伦贝尔的民族博物馆进行细致的研究。
 
  4月底,刘国祥刚刚主持了“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发布会。这个项目2012年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为期十年,将在充分发挥考古学独特优势的基础上,在年代学、环境考古、动物和植物遗存、体质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开展研究,辅以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合作,理清蒙古族起源发展的历史逻辑。“翦先生说过,假如整个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我们今后的考古工作将首先围绕呼伦贝尔这一关键区域开展。”
 
  “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据说这首歌已是他们考古队的队歌。
 
  “西藏是全国考古工作最薄弱的地方,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将缺环连上”
 
  凭着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仝涛刚刚拿到了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但他又发现了更重要的线索,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西藏。
 
  仝涛1975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在四川大学读了考古,2008年11月获得德国蒂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然后就被请到了考古所的边疆考古中心,负责西藏的考古。
 
  和巫新华、刘国祥土生土长在新疆和内蒙古不同,参加工作之前仝涛并未去过西藏,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应在西藏做考古。正好当时故宫博物院在西藏有一个藏传佛教的调查,他就跟着一起去了,说好了他可以自由行动,去做自己的田野调查。还好,度过了前几天的略微不适应之后,他便行动自如了。“在阿里,经常一天跑七八百公里,一跑就是一个星期,觉得路像是没有尽头。看到冈仁波切峰时,特别激动,觉得自己人品好,也觉得那是一种暗示,今后就要在这片高原上奔走了。”
 
  社科院的考古和地方考古单位的考古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基本不用配合基建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大多是课题性的主动挖掘,不求出多少东西,挖多大规模,重要的是学术价值。西藏是全国所有省份中考古做得最少、最薄弱的地方。之前王仁湘老师做过许多工作,梳理了一些基本的资料,但西藏西部的考古工作一直开展得少,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通过考古将缺环连上。”
 
  “考古队每年6月到9月工作,这是阿里最好的季节,除了温差大点儿,白天不冷不热,就像北京的春天。在阿里,每天的太阳也是六七点钟升起,但是晚上九十点钟才落,所以我们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左右。”
 
  仝涛没有讲,8月份以后阿里是雨季,天气变幻莫测,上一秒晴天,可能没一会儿就会来阵冰雹。而且8月飞雪的情况也是经常碰到。但阳光与荒原还是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显然,边疆考古人是同时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既伟大又平凡的人。考古学是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是最求真务实的学科之一,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只不过,这些材料,既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才能找到,又需要考古人“信雅达”地翻译成故事讲给大家听。

(全文刊于:《人民日报》2015年05月11日12 版)
 
 

作者:杨雪梅

文章出处: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