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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寻薇 饮露而歌——巩启明先生八十自述
发布时间:2015-06-03    文章出处:大众考古    作者:巩启明    点击率:
  [整理者按]考古人宛若古往今来的发现者:在山野荒芜间,访古寻薇,饮露而歌,追寻历史真实之道;在因缘际会中,力行立说,坚守本心,体认个体生命的价值。当八秩之年的考古人,将人生履迹串拾而起,困顿与开拓,遗憾与创获,往事并不如烟,摭谈间竟凝结着中国考古历程的一段缩影。
 
  1935年7月,我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解放前繁城镇属许昌县管辖,镇上有个被称之为受禅台的大土丘,相传汉献帝刘协曾在此禅位于曹丕并举行受禅大典。受禅台旁边是献帝庙,庙里有汉献帝和魏文帝的塑像,还留有《受禅表碑》等重要碑刻。每年正月二十二,受禅台举行庙会,四乡的人都会赶来给汉献帝烧香,小时候我常跟老人去赶庙会。上学后,老师也给我们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汉献帝禅位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对历史、古迹特别感兴趣。1949年,我考入襄城县中学,后来转入许昌县中学读书,上学要步行30多里路,高中毕业时历史老师建议我报考历史专业,将来把许昌的古迹好好研究一遍。
 
  追忆求学生涯
 
  195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那年全国只招十万零五千大学生,西北大学主要面向西北、中南和西南三个大区招生,我们班上两广的同学很多。第二年,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合招开全国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议,决定要在西北大学开设考古专业。当时全国考古工作的重心在陕西、河南两省,陕西的半坡遗址、丰镐遗址、长安城遗址及河南的殷墟都在发掘,而开设考古专业的只有北京大学,考古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问题显得很关键。中国科学院的侯外庐先生兼任西北大学校长,侯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每年春秋两季来西北大学办公,很重视考古专业的建设。大学二年级分流的时候,我选报了考古专业,考古班一共有24位同学。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初,师资力量匮乏,陈直先生是学科负责人,此外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如刘士莪、李家翰等先生。专业课程主要是聘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老师来讲授,石兴邦先生讲史前考古,张长寿先生、胡谦盈先生、林寿晋先生和邹衡先生讲夏商周考古,王仲殊先生、陈直先生讲秦汉考古,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阎文儒先生讲石窟寺考古,陈梦家先生、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

1956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5级同学霍去病墓前合影(第二排右三为巩启明)
 
  大学三年级,陈直先生带领我们去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参加考古实习,主要是马得志先生负责具体指导,他是唐城考古队的队长。1959年开春,我们又去了宝鸡北首岭遗址实习,每人负责一个探方,赵学谦先生是考古队长。当时陕西考古所刚刚成立,需要对陕西境内各大水系进行普查,以摸清家底,便于日后的保护与发掘工作。北首岭遗址的发掘结束后,我们分成小组,分别跟随渭水队、泾水队和汉水队进行考古调查,我被分在汉水队,从四月开始跑了三个月调查。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实习,培养了我们田野考古的操作能力。
 
  大学期间曾发生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整风”、“反右”和“大跃进”,好在对考古专业的教学、实习影响不大,一是因为学校对考古专业很重视,二是授课老师多是从外单位聘请的,不好耽误,基本上没有停课。考古专业注重实践,必须亲手参与发掘,专业实习也能够如期开展,历史专业去了人民公社搞运动,物理专业、化学专业都去“大炼钢铁”了。
 
  开启科研之路
 
  毕业时,考古班有三个学生分配到甘肃工作,为了充实新办院校师资,我和肖安顺被分配到甘肃师专历史系,孙修身被分配到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期间,我和肖安顺参与了大夏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负责编撰《甘肃石器时代考古资料选编》,给国庆十周年献礼,这使我熟悉了甘肃史前考古材料。后来,甘肃师专改成甘肃教育学院,又并入甘肃师范大学。我在高校,主要讲授“中国历史要藉介绍及选读”、“中国古代史”两门课,由于是考古科班出身,在授课过程中我尽量充实考古内容,学生也很感兴趣。当时主要参考资料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及各师范院校相互交流的讲义,我发现这些资料对最新考古发现引用很少,尤其是史前时期,仅涉及北京猿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内容很单薄。而原始社会的研究专著,吕振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考古资料也较少,诸如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尼科尔斯基的《原始社会史》都是基于国外资料的研究。所以,编写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想法,在我心中慢慢萌发、孕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成了“逍遥派”,除了应付开会及各种运动,一有空就着手编写《中国原始社会》。到了1969年,《中国原始社会》的初稿刚刚形成,我即被下放到河西走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二百多位老师、一千多位学生去张掖临泽县劳动,当地农民对知识分子很尊重,不让我们干重活,冬天零下二十多度,老乡帮我们把炕烧热,轮流管我们吃“派饭”。劳动一年后,我回到兰州,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半年,然后又去靖远县“五七干校”劳动。在“五七干校”,我作为副业组组长,管猪圈、羊圈、鸡场和豆腐坊,我专门学习了做豆腐的技术,白天放羊喂猪,晚上还要磨豆腐,晚上没事时我就继续修改书稿。

巩启明著《中国原始社会》
 
  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文革”中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此后全国文物考古事业逐渐恢复,文博单位的下放干部也陆续调回,《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率先复刊。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文博事业破坏得最严重,恢复得也最快,从1972年开始,陕西省每年召开一次文物工作会议,其他省份都派人来观摩、学习。
 
  “文革”期间,陕西考古所解散,考古业务人员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恰好当时半坡博物馆缺乏考古业务人员,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按照专业要求调动工作,并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1972年9月,我入职半坡博物馆,因为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当时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博物馆要开放,陈列要恢复,讲解员要更新,碑林博物馆和半坡博物馆从陕北招来北京知青当讲解员。半坡博物馆为了提高讲解员的文化素质,安排我给他们补习历史文献和考古知识。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知识分子,考古领队资质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审批。我开始担任半坡博物馆考古队队长,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揭露出一处较为完整的史前聚落,这期间还发现并发掘了史家遗址。
 
  姜寨遗址发掘周期长,发掘面积大,发掘人员也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人,组织领导起来很困难。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曾骐先生经常带着西北大学的学生来搞实习,他1975调往中山大学后,还曾带着中山大学的学生来参观过。1974至1975年,南京大学考古专业连续两年来实习,张之恒、秦浩、洪家义和查瑞珍等先生是带队老师。

姜寨遗址西部发掘
 
  我作为考古队长,既要平衡考古队内部关系,还要向上级部门争取经费,向学界争取支持与指导。就连工地上开灶,缺油少肉,我都得去找当地县委寻求帮助。一年四季不管天气再热再冷,我都是第一个下工地。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严文明先生、张忠培先生和曾骐先生对我帮助最大。严先生和张先生,只要是来西安,都会到我工地上去看看,发掘中遇到的问题,他们都会一一指导,对我的鼓励也最多。曾骐先生与我是同班同学,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有空就来工地,在很多具体而繁琐的事务上都曾给我帮助,我遇到实际困难也愿意找他商量。

整理姜寨遗址发掘资料
 
  1977年 “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影响很大,夏鼐先生号召有可能是夏文化分布区的省份要重视对夏文化的探索。会后陕西省还搞了个“陕西夏文化探索方案”,我是主要负责人,组织力量对陕西东部20多个县的龙山文化遗址及出土过商代青铜器的地点进行调查,希望能从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探索夏文化。发现了多处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还重点试掘了临潼康家、神木石峁、蓝田怀珍坊、华县南沙村、礼泉朱马咀等遗址,证实了夏代疆域已达陕西中东部。
 
  筹办《史前研究》
 
  80年代初,我忙于整理姜寨遗址的发掘资料,同时接待了大量国内外同行,外省同行多是来陕西“取经”的。张光直先生前两次来访,由于宝鸡、陕北等地不对外籍人士开放,均未能抵达周原考察。1983年严文明先生写信告知我,张光直先生还是想去周原,我同当地沟通后,陪着张先生如愿参观了周原。在与张光直先生的多次接触交流中,我得知国际上有数百种史前研究刊物,就考虑能否在国内率先创办一份史前研究刊物。我先把国内各地史前考古项目、研究情况做了调查分析,确定稿源丰富,才坚定了初衷。当时石兴邦先生因为“文革”的缘故,在陕西工作得颇不愉快,要求调回北京,北京方面又派石兴邦先生、马得志先生指导兵马俑发掘。我最先和石兴邦先生透露了打算筹办史前考古刊物的想法,石先生很支持。通过石兴邦先生的引荐,我去北京寻求尹达先生的意见,尹先生的意图是打算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史前学会,由我先在陕西把刊物先办起来,时机成熟时再把刊物收到北京作为史前学会会刊。我前后找了尹达先生多次,从怎样筹备、报批到如何组稿、审稿,尹先生一一指导我。同时,我又在北京拜访了多位师友,他们均表示鼓励。回西安后,我先后找了半坡博物馆、文物局和宣传部等单位商洽办刊事宜,获得多方支持。1982年8月,省宣传部正式批准了由半坡博物馆创办《史前研究》杂志,尹达先生看到批文后很高兴,尽管身体状况很不好,仍然主动要为《史前研究》撰写发刊词。编委会随即成立,由我担任主编,为了争取优质稿源,我向全国史前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写了五十余封约稿信,并联系印刷厂、邮局。因为楼宇栋先生的岳父是鼎鼎大名的张伯驹先生,我又托他去请舒同先生为刊物题写刊名。1983年3月,《史前研究》创刊号出版发行,5月初“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郑州召开,我向与会专家征询对《史前研究》的建议,贾兰坡、夏鼐、苏秉琦、安志敏和佟柱臣等先生一致认为刊物办得好。从第二年起,《史前研究》由半年刊改为季刊,全国各地高质量的稿件源源而来,在国内颇具声势,在国际上也打响了名气,国际发行量比《考古与文物》还多,张光直先生还帮忙在国外宣传、约稿。张光直先生邀请我去哈佛大学讲学时,曾对我说,《史前研究》给国际考古界提供了很多新资料、新成果。

《史前研究》创刊号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逐步实现各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要求,1983年我作为“四化”专业干部被任命为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有一段时间,陕西各单位各地区自主搞发掘,不履行报批手续,重要遗址抢着挖,内部矛盾重重。我上任文物局副局长后,建议将陕西考古所从省社会科学院划归省文物局管辖,并将全省的考古力量集中到陕西考古所一家单位,文管会、半坡博物馆及部分地区的考古人员都被合并进来,《史前研究》编辑部也就带到了考古所。我并不安心于文物局的领导岗位,白天忙于行政工作,晚上还要编报告、写文章,心里总还想着回到考古与科研一线。石兴邦先生了解我的想法,1985年石先生去宣传部活动,将我调到陕西考古所。《史前研究》办到1987年的时候出了问题,全国社会科学类刊物太滥,出版局要求削减一部分,陕西省有三家考古杂志,包括《考古与文物》、《史前研究》和《文博》,任务下达到省文物局就是要把这三家杂志压缩成两家。当时文物局副局长,恰好就是原来的《文博》主编,出于种种原因,《史前研究》被迫停刊,取消了刊号,只能以书代刊。但文物局只供应《考古与文物》的办刊经费,不支持一个单位办两种刊物,《史前研究》只能转回半坡博物馆。这么好的学术刊物没能坚持办下去,实在很可惜,我自觉有愧事业,有失学界的期望。
 
  我接任考古所所长的时候,所里经费很困难,所里一些工作站、考古队经费自收自支,不给所里上交,以前每月发工资的时候,石兴邦先生还得下去找各个站长、队长要钱,后来文物局推行改革,才由考古所统一收支。我上任后,主持了安康水电站库区和西临、西宝高速公路沿线遗址的抢救发掘,周原、雍城、兵马俑和耀州窑等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得以恢复。
 
  探索环境考古
 
  我在主持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很重视遗址环境方面的考察,后来我听说周昆叔先生在北京上宅遗址搞环境考古,就希望能把环境考古引入陕西。1988年周昆叔先生给我写了封信,要求来做关中地区的环境考古,他是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曾做过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对关中的情况很了解。第二年,周昆叔先生带着曹兵武等三位研究生来西安,我陪他们去了关中东部的蓝田猿人遗址、大荔猿人遗址、史家遗址、白庙遗址、北刘遗址和康家遗址等,又让魏京武、杨亚长陪他们去关中西部调查,上半年、下半年各调查了一次。观察了多处典型地层剖面,了解了各个时期的古环境情况。1990年,我与周昆叔先生开始筹办“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考古所经费改革阶段,陕西考古所根本拿不出资金。我只能四处活动,宣传环境考古的重要意义,并找主管文物的副省长、宣传部长和文物局长筹措会议经费。通过我和周昆叔先生的共同努力,“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在临潼成功召开,会后由周昆叔先生与我共同主编的《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出版,中国的环境考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12年,“中国第五届环境考古学大会”在兰州召开,大会给我和周昆叔先生颁发了“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1990年10月“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合影

苏秉琦先生为“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题词


巩启明、周昆叔获“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
 
  援助香港考古
 
  1990年,香港政府要在大屿山附近修建新机场,涉及到机场和高速公路沿线遗址的调查与发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邀请陕西考古所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大屿山范围很大,从1990到1992年,我和王炜林、杨亚长、阎毓民、王社江、王小庆等,连续去了三次,第一次主要是考古调查,第二、三次主要是发掘。大屿山东南的扒头鼓遗址是我们发掘的,出土了很多陶器、石器,其中网坠最多,像是渔民的聚落。

香港扒头鼓遗址发掘
 
  80年代末,德国美茵兹国家博物馆来华寻找合作伙伴,美茵兹国家博物馆在秘鲁、埃及、高加索等国都设立了文物修复中心。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冯西嘉先生,原来是陕西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陕西考古所和陕西科技情报研究所两家单位门对门,所以通过文化参赞的来回沟通,我们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1990年德国的文保设备运抵西安,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成立。一年后,他们又提出想要合作开展唐陵调查研究,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中方领队是我,德方领队是美茵兹国家博物馆馆长魏德曼博士,考赫博士负责具体实施。从1993到1995年,每年调查、勘探、测绘两个季度,采用传统考古田野考古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唐桥陵、景陵、泰陵、光陵及其陪葬墓进行调查,1996年完稿的桥陵调查报告已经在德国出版了。我在1995年退休后,继续对唐代陵墓进行调查,不光在陕西境内,还去了河南、河北和山东调查,跑了好几年,系统调查了唐代帝陵,还写了几篇简报。2009年我把景陵、泰陵和光陵调查报告的定稿交付德国方面,但魏德曼博士退休了,考赫博士去了瑞士,报告直到今天仍在待版。

中德唐十八陵调查


唐陵调查工作日记
 
  在考古与科研之外,我受聘担任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多位研究生,应邀到厦门大学、山西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密执安大学、哈佛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讲学。
 
  最近,王巍总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及钱伟长总主编、王巍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均将我收录在内,令人惭愧,但可视为对我继续努力、勤恳治学的鞭策。
 
  (本文据2015年4月巩启明先生访谈内容整理而成,后经巩启明先生亲自修改审定,图片由巩启明先生提供)
 
  【巩启明】(1935- )中国考古学家。河南临颍人。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2年调入西安半坡博物馆,曾任副馆长。1983年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1986年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是中国考古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史前考古和唐代帝陵的研究。曾主持临潼姜寨、渭南史家、蓝田怀珍坊、铜川瓦窑沟等数十处遗址的发掘。主要著述有《中国原始社会》、《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合著)、《仰韶文化》、《唐睿宗桥陵调查、勘探、测绘报告》等。(巩文撰)——摘自《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原文载于《大众考古》2015年第5期  口述/巩启明   整理/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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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寻薇 饮露而歌——巩启明先生八十自述

发布时间: 2015-06-03

  [整理者按]考古人宛若古往今来的发现者:在山野荒芜间,访古寻薇,饮露而歌,追寻历史真实之道;在因缘际会中,力行立说,坚守本心,体认个体生命的价值。当八秩之年的考古人,将人生履迹串拾而起,困顿与开拓,遗憾与创获,往事并不如烟,摭谈间竟凝结着中国考古历程的一段缩影。
 
  1935年7月,我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解放前繁城镇属许昌县管辖,镇上有个被称之为受禅台的大土丘,相传汉献帝刘协曾在此禅位于曹丕并举行受禅大典。受禅台旁边是献帝庙,庙里有汉献帝和魏文帝的塑像,还留有《受禅表碑》等重要碑刻。每年正月二十二,受禅台举行庙会,四乡的人都会赶来给汉献帝烧香,小时候我常跟老人去赶庙会。上学后,老师也给我们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汉献帝禅位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对历史、古迹特别感兴趣。1949年,我考入襄城县中学,后来转入许昌县中学读书,上学要步行30多里路,高中毕业时历史老师建议我报考历史专业,将来把许昌的古迹好好研究一遍。
 
  追忆求学生涯
 
  195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那年全国只招十万零五千大学生,西北大学主要面向西北、中南和西南三个大区招生,我们班上两广的同学很多。第二年,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合招开全国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议,决定要在西北大学开设考古专业。当时全国考古工作的重心在陕西、河南两省,陕西的半坡遗址、丰镐遗址、长安城遗址及河南的殷墟都在发掘,而开设考古专业的只有北京大学,考古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问题显得很关键。中国科学院的侯外庐先生兼任西北大学校长,侯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每年春秋两季来西北大学办公,很重视考古专业的建设。大学二年级分流的时候,我选报了考古专业,考古班一共有24位同学。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初,师资力量匮乏,陈直先生是学科负责人,此外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如刘士莪、李家翰等先生。专业课程主要是聘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老师来讲授,石兴邦先生讲史前考古,张长寿先生、胡谦盈先生、林寿晋先生和邹衡先生讲夏商周考古,王仲殊先生、陈直先生讲秦汉考古,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阎文儒先生讲石窟寺考古,陈梦家先生、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

1956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5级同学霍去病墓前合影(第二排右三为巩启明)
 
  大学三年级,陈直先生带领我们去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参加考古实习,主要是马得志先生负责具体指导,他是唐城考古队的队长。1959年开春,我们又去了宝鸡北首岭遗址实习,每人负责一个探方,赵学谦先生是考古队长。当时陕西考古所刚刚成立,需要对陕西境内各大水系进行普查,以摸清家底,便于日后的保护与发掘工作。北首岭遗址的发掘结束后,我们分成小组,分别跟随渭水队、泾水队和汉水队进行考古调查,我被分在汉水队,从四月开始跑了三个月调查。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实习,培养了我们田野考古的操作能力。
 
  大学期间曾发生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整风”、“反右”和“大跃进”,好在对考古专业的教学、实习影响不大,一是因为学校对考古专业很重视,二是授课老师多是从外单位聘请的,不好耽误,基本上没有停课。考古专业注重实践,必须亲手参与发掘,专业实习也能够如期开展,历史专业去了人民公社搞运动,物理专业、化学专业都去“大炼钢铁”了。
 
  开启科研之路
 
  毕业时,考古班有三个学生分配到甘肃工作,为了充实新办院校师资,我和肖安顺被分配到甘肃师专历史系,孙修身被分配到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期间,我和肖安顺参与了大夏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负责编撰《甘肃石器时代考古资料选编》,给国庆十周年献礼,这使我熟悉了甘肃史前考古材料。后来,甘肃师专改成甘肃教育学院,又并入甘肃师范大学。我在高校,主要讲授“中国历史要藉介绍及选读”、“中国古代史”两门课,由于是考古科班出身,在授课过程中我尽量充实考古内容,学生也很感兴趣。当时主要参考资料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及各师范院校相互交流的讲义,我发现这些资料对最新考古发现引用很少,尤其是史前时期,仅涉及北京猿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内容很单薄。而原始社会的研究专著,吕振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考古资料也较少,诸如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尼科尔斯基的《原始社会史》都是基于国外资料的研究。所以,编写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想法,在我心中慢慢萌发、孕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成了“逍遥派”,除了应付开会及各种运动,一有空就着手编写《中国原始社会》。到了1969年,《中国原始社会》的初稿刚刚形成,我即被下放到河西走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二百多位老师、一千多位学生去张掖临泽县劳动,当地农民对知识分子很尊重,不让我们干重活,冬天零下二十多度,老乡帮我们把炕烧热,轮流管我们吃“派饭”。劳动一年后,我回到兰州,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半年,然后又去靖远县“五七干校”劳动。在“五七干校”,我作为副业组组长,管猪圈、羊圈、鸡场和豆腐坊,我专门学习了做豆腐的技术,白天放羊喂猪,晚上还要磨豆腐,晚上没事时我就继续修改书稿。

巩启明著《中国原始社会》
 
  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文革”中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此后全国文物考古事业逐渐恢复,文博单位的下放干部也陆续调回,《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率先复刊。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文博事业破坏得最严重,恢复得也最快,从1972年开始,陕西省每年召开一次文物工作会议,其他省份都派人来观摩、学习。
 
  “文革”期间,陕西考古所解散,考古业务人员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恰好当时半坡博物馆缺乏考古业务人员,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按照专业要求调动工作,并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1972年9月,我入职半坡博物馆,因为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当时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博物馆要开放,陈列要恢复,讲解员要更新,碑林博物馆和半坡博物馆从陕北招来北京知青当讲解员。半坡博物馆为了提高讲解员的文化素质,安排我给他们补习历史文献和考古知识。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知识分子,考古领队资质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审批。我开始担任半坡博物馆考古队队长,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揭露出一处较为完整的史前聚落,这期间还发现并发掘了史家遗址。
 
  姜寨遗址发掘周期长,发掘面积大,发掘人员也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人,组织领导起来很困难。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曾骐先生经常带着西北大学的学生来搞实习,他1975调往中山大学后,还曾带着中山大学的学生来参观过。1974至1975年,南京大学考古专业连续两年来实习,张之恒、秦浩、洪家义和查瑞珍等先生是带队老师。

姜寨遗址西部发掘
 
  我作为考古队长,既要平衡考古队内部关系,还要向上级部门争取经费,向学界争取支持与指导。就连工地上开灶,缺油少肉,我都得去找当地县委寻求帮助。一年四季不管天气再热再冷,我都是第一个下工地。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严文明先生、张忠培先生和曾骐先生对我帮助最大。严先生和张先生,只要是来西安,都会到我工地上去看看,发掘中遇到的问题,他们都会一一指导,对我的鼓励也最多。曾骐先生与我是同班同学,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有空就来工地,在很多具体而繁琐的事务上都曾给我帮助,我遇到实际困难也愿意找他商量。

整理姜寨遗址发掘资料
 
  1977年 “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影响很大,夏鼐先生号召有可能是夏文化分布区的省份要重视对夏文化的探索。会后陕西省还搞了个“陕西夏文化探索方案”,我是主要负责人,组织力量对陕西东部20多个县的龙山文化遗址及出土过商代青铜器的地点进行调查,希望能从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探索夏文化。发现了多处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还重点试掘了临潼康家、神木石峁、蓝田怀珍坊、华县南沙村、礼泉朱马咀等遗址,证实了夏代疆域已达陕西中东部。
 
  筹办《史前研究》
 
  80年代初,我忙于整理姜寨遗址的发掘资料,同时接待了大量国内外同行,外省同行多是来陕西“取经”的。张光直先生前两次来访,由于宝鸡、陕北等地不对外籍人士开放,均未能抵达周原考察。1983年严文明先生写信告知我,张光直先生还是想去周原,我同当地沟通后,陪着张先生如愿参观了周原。在与张光直先生的多次接触交流中,我得知国际上有数百种史前研究刊物,就考虑能否在国内率先创办一份史前研究刊物。我先把国内各地史前考古项目、研究情况做了调查分析,确定稿源丰富,才坚定了初衷。当时石兴邦先生因为“文革”的缘故,在陕西工作得颇不愉快,要求调回北京,北京方面又派石兴邦先生、马得志先生指导兵马俑发掘。我最先和石兴邦先生透露了打算筹办史前考古刊物的想法,石先生很支持。通过石兴邦先生的引荐,我去北京寻求尹达先生的意见,尹先生的意图是打算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史前学会,由我先在陕西把刊物先办起来,时机成熟时再把刊物收到北京作为史前学会会刊。我前后找了尹达先生多次,从怎样筹备、报批到如何组稿、审稿,尹先生一一指导我。同时,我又在北京拜访了多位师友,他们均表示鼓励。回西安后,我先后找了半坡博物馆、文物局和宣传部等单位商洽办刊事宜,获得多方支持。1982年8月,省宣传部正式批准了由半坡博物馆创办《史前研究》杂志,尹达先生看到批文后很高兴,尽管身体状况很不好,仍然主动要为《史前研究》撰写发刊词。编委会随即成立,由我担任主编,为了争取优质稿源,我向全国史前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写了五十余封约稿信,并联系印刷厂、邮局。因为楼宇栋先生的岳父是鼎鼎大名的张伯驹先生,我又托他去请舒同先生为刊物题写刊名。1983年3月,《史前研究》创刊号出版发行,5月初“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郑州召开,我向与会专家征询对《史前研究》的建议,贾兰坡、夏鼐、苏秉琦、安志敏和佟柱臣等先生一致认为刊物办得好。从第二年起,《史前研究》由半年刊改为季刊,全国各地高质量的稿件源源而来,在国内颇具声势,在国际上也打响了名气,国际发行量比《考古与文物》还多,张光直先生还帮忙在国外宣传、约稿。张光直先生邀请我去哈佛大学讲学时,曾对我说,《史前研究》给国际考古界提供了很多新资料、新成果。

《史前研究》创刊号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逐步实现各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要求,1983年我作为“四化”专业干部被任命为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有一段时间,陕西各单位各地区自主搞发掘,不履行报批手续,重要遗址抢着挖,内部矛盾重重。我上任文物局副局长后,建议将陕西考古所从省社会科学院划归省文物局管辖,并将全省的考古力量集中到陕西考古所一家单位,文管会、半坡博物馆及部分地区的考古人员都被合并进来,《史前研究》编辑部也就带到了考古所。我并不安心于文物局的领导岗位,白天忙于行政工作,晚上还要编报告、写文章,心里总还想着回到考古与科研一线。石兴邦先生了解我的想法,1985年石先生去宣传部活动,将我调到陕西考古所。《史前研究》办到1987年的时候出了问题,全国社会科学类刊物太滥,出版局要求削减一部分,陕西省有三家考古杂志,包括《考古与文物》、《史前研究》和《文博》,任务下达到省文物局就是要把这三家杂志压缩成两家。当时文物局副局长,恰好就是原来的《文博》主编,出于种种原因,《史前研究》被迫停刊,取消了刊号,只能以书代刊。但文物局只供应《考古与文物》的办刊经费,不支持一个单位办两种刊物,《史前研究》只能转回半坡博物馆。这么好的学术刊物没能坚持办下去,实在很可惜,我自觉有愧事业,有失学界的期望。
 
  我接任考古所所长的时候,所里经费很困难,所里一些工作站、考古队经费自收自支,不给所里上交,以前每月发工资的时候,石兴邦先生还得下去找各个站长、队长要钱,后来文物局推行改革,才由考古所统一收支。我上任后,主持了安康水电站库区和西临、西宝高速公路沿线遗址的抢救发掘,周原、雍城、兵马俑和耀州窑等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得以恢复。
 
  探索环境考古
 
  我在主持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很重视遗址环境方面的考察,后来我听说周昆叔先生在北京上宅遗址搞环境考古,就希望能把环境考古引入陕西。1988年周昆叔先生给我写了封信,要求来做关中地区的环境考古,他是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曾做过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对关中的情况很了解。第二年,周昆叔先生带着曹兵武等三位研究生来西安,我陪他们去了关中东部的蓝田猿人遗址、大荔猿人遗址、史家遗址、白庙遗址、北刘遗址和康家遗址等,又让魏京武、杨亚长陪他们去关中西部调查,上半年、下半年各调查了一次。观察了多处典型地层剖面,了解了各个时期的古环境情况。1990年,我与周昆叔先生开始筹办“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考古所经费改革阶段,陕西考古所根本拿不出资金。我只能四处活动,宣传环境考古的重要意义,并找主管文物的副省长、宣传部长和文物局长筹措会议经费。通过我和周昆叔先生的共同努力,“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在临潼成功召开,会后由周昆叔先生与我共同主编的《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出版,中国的环境考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12年,“中国第五届环境考古学大会”在兰州召开,大会给我和周昆叔先生颁发了“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1990年10月“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合影

苏秉琦先生为“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题词


巩启明、周昆叔获“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
 
  援助香港考古
 
  1990年,香港政府要在大屿山附近修建新机场,涉及到机场和高速公路沿线遗址的调查与发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邀请陕西考古所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大屿山范围很大,从1990到1992年,我和王炜林、杨亚长、阎毓民、王社江、王小庆等,连续去了三次,第一次主要是考古调查,第二、三次主要是发掘。大屿山东南的扒头鼓遗址是我们发掘的,出土了很多陶器、石器,其中网坠最多,像是渔民的聚落。

香港扒头鼓遗址发掘
 
  80年代末,德国美茵兹国家博物馆来华寻找合作伙伴,美茵兹国家博物馆在秘鲁、埃及、高加索等国都设立了文物修复中心。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冯西嘉先生,原来是陕西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陕西考古所和陕西科技情报研究所两家单位门对门,所以通过文化参赞的来回沟通,我们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1990年德国的文保设备运抵西安,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成立。一年后,他们又提出想要合作开展唐陵调查研究,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中方领队是我,德方领队是美茵兹国家博物馆馆长魏德曼博士,考赫博士负责具体实施。从1993到1995年,每年调查、勘探、测绘两个季度,采用传统考古田野考古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唐桥陵、景陵、泰陵、光陵及其陪葬墓进行调查,1996年完稿的桥陵调查报告已经在德国出版了。我在1995年退休后,继续对唐代陵墓进行调查,不光在陕西境内,还去了河南、河北和山东调查,跑了好几年,系统调查了唐代帝陵,还写了几篇简报。2009年我把景陵、泰陵和光陵调查报告的定稿交付德国方面,但魏德曼博士退休了,考赫博士去了瑞士,报告直到今天仍在待版。

中德唐十八陵调查


唐陵调查工作日记
 
  在考古与科研之外,我受聘担任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多位研究生,应邀到厦门大学、山西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密执安大学、哈佛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讲学。
 
  最近,王巍总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及钱伟长总主编、王巍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均将我收录在内,令人惭愧,但可视为对我继续努力、勤恳治学的鞭策。
 
  (本文据2015年4月巩启明先生访谈内容整理而成,后经巩启明先生亲自修改审定,图片由巩启明先生提供)
 
  【巩启明】(1935- )中国考古学家。河南临颍人。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2年调入西安半坡博物馆,曾任副馆长。1983年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1986年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是中国考古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史前考古和唐代帝陵的研究。曾主持临潼姜寨、渭南史家、蓝田怀珍坊、铜川瓦窑沟等数十处遗址的发掘。主要著述有《中国原始社会》、《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合著)、《仰韶文化》、《唐睿宗桥陵调查、勘探、测绘报告》等。(巩文撰)——摘自《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原文载于《大众考古》2015年第5期  口述/巩启明   整理/肖宇)
 

作者:巩启明

文章出处:大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