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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揭示仰韶文化信息——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居中
发布时间:2015-08-01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清俐    点击率:
  仰韶文化研究近百年来,大量自然科学方法被运用于不同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的研究中,从农业到手工业、从自然环境到人地关系……结合不同的科技考古手段,为人们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前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解决了哪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何通过科技考古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展现仰韶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发展状况?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考古学有多学科合作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何时开始,科技考古被运用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中?
 
  张居中:随着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页。中国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起点却很高。作为一个杰出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不仅运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平层逐层揭露法,而且,一开始就把地貌学和环境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之中,还利用当时刚刚问世的植硅体分析方法,研究仰韶村遗址出土的红烧土中的稻壳印痕,他也非常重视骨骼鉴定以及陶土化学分析,可以说是多学科协作研究。后来,李济先生研究了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土的蚕茧。种种实例表明,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科技考古方法融汇于考古学研究之中,开创了多学科合作的传统。在后来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中,诸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分析方法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之后,考古工作者跟踪科研前沿,逐渐与科技工作者相结合,不断把新的科技方法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之中,如同位素分析、DNA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做出了一系列有显示度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研究仰韶文化时,哪些问题凸显了科技考古方法的运用价值?尤其在近10年以来,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解决了哪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张居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与各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密切,改进并丰富了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许多有显示度的成果,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有不少鲜明的体现,例如,灵宝西坡遗址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证明,仰韶文化中期,家猪已经取代野生动物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而且社会上层可能较多地占有肉食资源,寄生虫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认识;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存在粟、黍、稻混作的种植结构,5000年前,稻作栽培技术已传播到了陇东地区,并向西南传播;对班村遗址彩陶的分析得知,白彩的显色物相为非晶铝土矿,红彩和黑彩的显色物相为赤铁矿、磁赤铁矿和锌铁矿等多种矿物成分。类似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丰富并完善,甚至改写了对仰韶文化的传统认识。
 
  科技考古展现仰韶社会发展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科技考古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展现了仰韶文化时期怎样的一种氏族社会发展状况?您开展了哪些相关的研究?
 
  张居中:从近几十年研究中得知, 仰韶文化时期尤其是庙底沟时期是一个文化大整合、大扩张、大发展时期。仰韶时代文化上下两千年,纵横数千里,主要分布区推及秦、晋、豫、冀诸省,影响所及,东到大海,西至甘青,北跨长城,南越长江。从大地湾F901宫殿式建筑和唐白河—丹江流域的多间联排长屋、单侧式推拉门可见当时建筑技术之高超和社会生活之繁盛,从西水坡蚌砌龙虎图可以推知6000年前先民的宇宙图式、精神崇拜和艺术水平。大量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同位素食性研究和手工制造业的研究结果可推知,仰韶社会是建立在粟、黍、稻栽培农业、家猪养殖业和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从灵宝西坡等大型聚落的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方面分析,当时已经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已经在一定范围之内流行,社会上层的远距离交流和社会阶层的分化现象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已从繁荣发达的氏族社会中闪现,文明的门槛已近在咫尺。因为生逢其时,我很荣幸地参与了这一研究,在大植物遗存、微体植物遗存、同位素分析,尤其是寄生虫分析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伴随环境考古的兴起,对仰韶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成为重要课题。史前时期人地关系有着怎样的研究价值?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向考古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张居中:人地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首要之务就是生存,为了生存,人类就需天天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矿物打交道,就要受到地貌、水文、土壤、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制约。适应环境,顺应自然,人类才能生存,因势而利导之,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环境的无情报复。考古学研究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考古学的根本宗旨就是总结人类历史的规律,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生存参数。考古学是一个动辄以千年为尺度来思考问题的学科,在总结人类历史的规律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是人地关系研究的价值所在。
 
  考古学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只要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发生过的事物,又能遗留下来遗迹遗物,并可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都可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大多是只鳞片羽,但都可被考古工作者循着蛛丝马迹,把这些人类的记忆片断缀合起来。每一批考古发掘的材料,都是当时社会一段记忆的浓缩,反映了那个社会的全部,需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但考古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毕竟有限,要想得到符合那个社会的科学认知,就需要所有相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共同参与,协同作战,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跨学科合作。但是,首先需要考古工作者能够确定哪批资料需要哪些学科的科学家参与,这就对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仰韶先民生存环境得天独厚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比较对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的了解,仰韶时期的人类生存环境表现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与形成独特的华夏文明有怎样的关系?
 
  张居中:人类起源、食物生产起源和文明起源是当今学界的三大核心课题,而仰韶时代文化主要涉及的是文明起源,也就是社会复杂化进程。进入新千年以来,在国家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考古界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许多新的科学分析方法被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之中,例如PCR扩增技术的进展,促进了DNA分析技术在考古人类学、动物考古与家畜起源、植物考古与农作物的起源等领域研究中的运用;稳定同位素和残留物分析技术的运用,为了解仰韶先民的食物结构增添了新的有力证据;通过对地层样品进行理化生物指标的分析,为复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可靠数据;寄生虫学的研究,为探索当时的人类体质与疾病、复原古环境甚至重构当时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埋藏学的进步,丰富了人们对古迹的废弃与埋藏过程的认知。
 
  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中心,仰韶先民的生存环境有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首先,仰韶时代正处在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期,典型的仰韶文化又分布在东亚季风带控制下的北方黄土地带。适宜的气候,充沛的降雨量,依风成黄土为母质形成的深厚沃土,促生了茂密的植被和繁盛的动物群落,为仰韶先民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并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其次,仰韶时代文化分布区地域辽阔,明显区别于新月地带、尼罗河谷地、印度河与恒河谷地和多山的中美洲地区。再次,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大型聚落和大规模聚落群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先民只要通过稳定的定居生活与辛勤的劳动,就可满足自身群体生存繁衍的需要,而不必诉诸掠夺和战争。这就是形成中华民族勤劳而内敛、热爱和平这种民族特质的理论和思想根源。(作者:记者 张清俐)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1日第7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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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揭示仰韶文化信息——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居中

发布时间: 2015-08-01

  仰韶文化研究近百年来,大量自然科学方法被运用于不同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的研究中,从农业到手工业、从自然环境到人地关系……结合不同的科技考古手段,为人们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前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解决了哪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何通过科技考古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展现仰韶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发展状况?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考古学有多学科合作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何时开始,科技考古被运用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中?
 
  张居中:随着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页。中国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起点却很高。作为一个杰出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不仅运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平层逐层揭露法,而且,一开始就把地貌学和环境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之中,还利用当时刚刚问世的植硅体分析方法,研究仰韶村遗址出土的红烧土中的稻壳印痕,他也非常重视骨骼鉴定以及陶土化学分析,可以说是多学科协作研究。后来,李济先生研究了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土的蚕茧。种种实例表明,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科技考古方法融汇于考古学研究之中,开创了多学科合作的传统。在后来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中,诸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分析方法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之后,考古工作者跟踪科研前沿,逐渐与科技工作者相结合,不断把新的科技方法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之中,如同位素分析、DNA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做出了一系列有显示度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研究仰韶文化时,哪些问题凸显了科技考古方法的运用价值?尤其在近10年以来,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解决了哪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张居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与各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密切,改进并丰富了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许多有显示度的成果,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有不少鲜明的体现,例如,灵宝西坡遗址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证明,仰韶文化中期,家猪已经取代野生动物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而且社会上层可能较多地占有肉食资源,寄生虫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认识;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存在粟、黍、稻混作的种植结构,5000年前,稻作栽培技术已传播到了陇东地区,并向西南传播;对班村遗址彩陶的分析得知,白彩的显色物相为非晶铝土矿,红彩和黑彩的显色物相为赤铁矿、磁赤铁矿和锌铁矿等多种矿物成分。类似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丰富并完善,甚至改写了对仰韶文化的传统认识。
 
  科技考古展现仰韶社会发展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科技考古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展现了仰韶文化时期怎样的一种氏族社会发展状况?您开展了哪些相关的研究?
 
  张居中:从近几十年研究中得知, 仰韶文化时期尤其是庙底沟时期是一个文化大整合、大扩张、大发展时期。仰韶时代文化上下两千年,纵横数千里,主要分布区推及秦、晋、豫、冀诸省,影响所及,东到大海,西至甘青,北跨长城,南越长江。从大地湾F901宫殿式建筑和唐白河—丹江流域的多间联排长屋、单侧式推拉门可见当时建筑技术之高超和社会生活之繁盛,从西水坡蚌砌龙虎图可以推知6000年前先民的宇宙图式、精神崇拜和艺术水平。大量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同位素食性研究和手工制造业的研究结果可推知,仰韶社会是建立在粟、黍、稻栽培农业、家猪养殖业和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从灵宝西坡等大型聚落的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方面分析,当时已经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已经在一定范围之内流行,社会上层的远距离交流和社会阶层的分化现象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已从繁荣发达的氏族社会中闪现,文明的门槛已近在咫尺。因为生逢其时,我很荣幸地参与了这一研究,在大植物遗存、微体植物遗存、同位素分析,尤其是寄生虫分析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伴随环境考古的兴起,对仰韶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成为重要课题。史前时期人地关系有着怎样的研究价值?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向考古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张居中:人地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首要之务就是生存,为了生存,人类就需天天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矿物打交道,就要受到地貌、水文、土壤、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制约。适应环境,顺应自然,人类才能生存,因势而利导之,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环境的无情报复。考古学研究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考古学的根本宗旨就是总结人类历史的规律,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生存参数。考古学是一个动辄以千年为尺度来思考问题的学科,在总结人类历史的规律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是人地关系研究的价值所在。
 
  考古学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只要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发生过的事物,又能遗留下来遗迹遗物,并可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都可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大多是只鳞片羽,但都可被考古工作者循着蛛丝马迹,把这些人类的记忆片断缀合起来。每一批考古发掘的材料,都是当时社会一段记忆的浓缩,反映了那个社会的全部,需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但考古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毕竟有限,要想得到符合那个社会的科学认知,就需要所有相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共同参与,协同作战,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跨学科合作。但是,首先需要考古工作者能够确定哪批资料需要哪些学科的科学家参与,这就对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仰韶先民生存环境得天独厚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比较对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的了解,仰韶时期的人类生存环境表现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与形成独特的华夏文明有怎样的关系?
 
  张居中:人类起源、食物生产起源和文明起源是当今学界的三大核心课题,而仰韶时代文化主要涉及的是文明起源,也就是社会复杂化进程。进入新千年以来,在国家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考古界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许多新的科学分析方法被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之中,例如PCR扩增技术的进展,促进了DNA分析技术在考古人类学、动物考古与家畜起源、植物考古与农作物的起源等领域研究中的运用;稳定同位素和残留物分析技术的运用,为了解仰韶先民的食物结构增添了新的有力证据;通过对地层样品进行理化生物指标的分析,为复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可靠数据;寄生虫学的研究,为探索当时的人类体质与疾病、复原古环境甚至重构当时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埋藏学的进步,丰富了人们对古迹的废弃与埋藏过程的认知。
 
  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中心,仰韶先民的生存环境有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首先,仰韶时代正处在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期,典型的仰韶文化又分布在东亚季风带控制下的北方黄土地带。适宜的气候,充沛的降雨量,依风成黄土为母质形成的深厚沃土,促生了茂密的植被和繁盛的动物群落,为仰韶先民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并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其次,仰韶时代文化分布区地域辽阔,明显区别于新月地带、尼罗河谷地、印度河与恒河谷地和多山的中美洲地区。再次,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大型聚落和大规模聚落群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先民只要通过稳定的定居生活与辛勤的劳动,就可满足自身群体生存繁衍的需要,而不必诉诸掠夺和战争。这就是形成中华民族勤劳而内敛、热爱和平这种民族特质的理论和思想根源。(作者:记者 张清俐)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1日第779期) 
 
 

作者:张清俐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