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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考古学家的自述——王建新教授
发布时间:2015-11-27    文章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    作者:王建新 孙晨 王涛    点击率:

  

  我生于1953年,1966年小学毕业,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于是上学耽搁了。到了1968年才算进入初中,然而当时的中学也主要不是学习,而是干各种学习工农兵的活动,比如修防空洞。在老师的桌底地下都是地道,修防空洞的砖还是从城墙上拆下来的。现在想来那时候实在是在破坏文物,然而当时谁也没有这种意识,明朝的砖很沉,确实是体力活。学习一点儿俄语,现在已经忘光了,当时已经和苏联决裂了,因而俄语教育也只是学习一点儿,主要学习“缴枪不杀”之类的话。现在已经基本上想不起来了。

  到了1970年,当了学兵,身份还是学生,实际上跟了许多兵干的事情,大概是现在的国防兵吧。当时也是干很重的体力活,身体弱的女生背一百斤的水泥,身体好的男生背二百斤,实在是很重的体力活,也真的锻炼了身体。当时流行欧阳海的故事,说他能抡锤几百次,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中也有一部分人能够这样做了,当时也是年轻,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有五个学兵连,其中有8个后来真的当了兵,我就是其中之一,当的是铁道兵,前后共干了七年。其中四年中学会了开车,大车小车卡车吊车,在当时开始还是很高的技术活,司机也是很吃香的职业。

  1975年入党,在开始的时候有人反对,原因是我骄傲。心想自己平时并没有看不起没有文化的人,平时让写信什么的也从没有拒绝呀,后来才得知是因为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在打牌下象棋什么的,而我在看书。1976年去天津接吊车,是从外国运回来的,前后共都留了三个月。

  1976年由于父母的因素从军队回来,找了一份工作,是司机,在西安附近拉外国人,工作量不大。后来问要开大车还是小车的时候,选择了小车,在当时司机之所以十分吃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跑长途可以带一些私货,能够带来利润,但是我并不想这么干,还是选择了小车,刚好开小车的司机想要开大车,他说最不能坚持的就是领导开会,当时又没有手机,只能在外边等,又不知道多长时间,呆在那里很难受,而我在一个人的时候就坐在那里看书,多长时间都行。

  万万没想到1977年迎来了高考的机会。要知道在之前的十年里是没有高考的,只有工农兵推荐的,不是有“白卷英雄”的说法嘛,但是真是看关系和茧子,但是其中也有有能力的,比如王岐山。我犹豫父母当时受到批判,被指为阶级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后还是没有解决,总之是被关牛棚了。没想到在1977年看到了高考的曙光,我犹豫长时间没有上学,水平只有初中甚至小学,周围的人也不支持,无论是家人还是领导都不让我报名,认为我考不上。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了,反正大家也没有什么期望,所以没有压力。

  国家说给高考的人三个月复习时间,然而领导并没有批准,直到高考前一周时间才给我休息的时间。我回到家里,想复习中学的书,然而亏欠太多了,只能一点一点开始,于是我就从数学开始,借我最小的弟弟的初一课本,用这段时间掌握了,数学是最用功的一门了。然而实际上数学却考得最差,最后只得了13.8分,其实还不是最低的,还有得八分的,这位同学就是现在科技考古学的一位著名先生。虽然我数学只得了13.8分,但其他的还不多,都是85分左右,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学考古系,然后是历史系,然后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最后是历史系。还报了陕师大,但是是二本。因为我知道北京大学是考不上的,所以这么报,最终被西北大学考古系录取。之前对此还是了解很少的,只是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讲的很有意思,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上课预备铃的时候,在门口抽一根烟,他吸烟像是要将烟吞下去一样,在上课铃声打响的时候扔掉烟头讲课,大家都听得很认真。

  上了考古系了,当年我们班是22人,其中女生只有3个。然而我们的关系很好,毕竟大家当时环境都很艰苦,现在很多也是保持着联系的,前两天给我们的同学们建了一个群,微信群,现在加了七八个人,以后会多起来的。那时候大家都是埋头学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当时郭琦校长带领我们植树,现在校园里的许多书就是我们当年种的。当时学的外语是日语,高考的时候也没有考英语,只考五门。为什么不学英语呢?第一,因为当时我们学校英语老师少,第二我们研究考古的,日本学者对此研究较多,所以学习日语很有用。于是我们就学习日语了,我虽然不聪明,但足够勤奋。学习日语和英语的方法应该差不多,我的方法是四步:第一部,抄,把不会的单词查出来,理解文章内容。第二步,听,过去是磁带,现在好多了,随身听什么的多方便,从带稿听到脱稿听。第三步,读,逐渐背。第四步,默写,虽然笨拙却比背单词有效果。

  到了1982年大学毕业了,就留在学校当老师了。1983有一次机会念硕士的,但是导师不同意,因为和我大学的研究方向不同。1988年又有一次机会,是考社科院石兴邦先生的博士,我还是没有去成,这次是导师同意,但是院领导不同意,最终做罢了。1983年在北大进修一年,导师是研究秦汉考古的俞伟超先生,整整一年的学习学到了很多。第二年帮助老师带实习,其中一个学生就是陈洪海。

  1985年有一个日本进修班,要选择10个人到日本去学习教育管理,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我因为日语功底还不错,选择了高级班。初选了30人,其中20人是日语老师。笔试两个小时,那些老师大概是认为题目太简单了,一个小时就出去了,我答完用了两个小时,再检查了一会儿才交卷的。然后是面试,是在日本大使馆,题目是中国现在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那些语言老师实在是缺乏思维的,我以前还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因此马上站起来说了三点,其实还可以再说两点的,不过没有把握,就没有说,然而终于还是没有走出我的三点,这是我感到有些可笑。最终,我以笔试和口试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了。其他九个人都是日语教师,唯独我一个人不是,他们九个人都被派去学习日语,只有我被奈良大学录取直接学习教育管理学。老师说话很快,前三个月很难听懂,只是硬着头皮去听,三个月后逐渐能够听懂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因而没有时间说汉语,一天到晚说日语,半年后我的英语水平已经超过那九个人了。在学习教育管理学的同时,我也在关注考古界的动态,经常参加考古的会议和讲座,结识了一些考古界的学者。老师担心我学习不用心,作业是要交一篇论文,我直接写了三篇他就安心了。当时是公费学习的,还有日本的奖学金,很丰厚,所以经常参加这些会议什么还是不缺少资金的。

  1984年带学生实习,在案板遗址,是钱耀鹏他们班的。1985年依旧在案板,钱耀鹏也去了,主要是干部的培训,1986年是刘成他们班。十月的时候出国,1988年回国,1991年带实习,依旧是案板,是梁云他们班的。

  在案板发掘了这么多年,也不能不研究,于是也写了几篇新石器时代的文章,其实我的本行是秦汉,不过工作毕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的。后来去班村发掘,张忠培先生还问我为什么改行,其实我的本专业并非是新石器考古。既然工作了,便做好它,消极也是要做,不如认真做好。

  1996-1997年在日本任教,还是正式公务员。当了一年助教授,相当于中国的副教授,工资还是相当可观的,离职之后还有离休金。现在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日本考古学家,尽管有些学者对此有些研究,但都说不上是深入与体系。于是我就想要研究一下东北亚的青铜器时代,许多人劝我不要干这个,因为日本人研究这个已经百年,而韩国也已经几十年,所以要做出成就就很难,然而我还是做了。

  首先看完了学校里的相关书籍,然后到东京大学去看,用半年时间了解了这一领域的情况,发现由于民族心理等原因,日本人自己研究这种情况总会有一些局限性,比如他们宁可认为器物传自于大陆,也不承认来自于半岛。而我在一个局外人的眼界则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因而有一个好的视角。于是我开始了调研,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东北地区,日韩的相关管理人员都很热心,由于博物馆体制的原因,在开馆时间他库房打开让我看,在闭馆时间将展柜打开让我看。而在国内就不能这样,我既没有拍照也没有画图,第一因为胶卷太贵,第二是如果你先拍了照那么下一个博物馆估计就进不去了。经过长时间调研,最终我将成果写成了一本书,在日本出版,后来翻译成韩文,但是中文版还没有出版。有人曾说让我用这本书在日本申请一个博士学位,但是我放弃了,因为为了保持我的书的原汁原味。如果要申请的话必须要对书中的内容做出修改。这本书在日本还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999年参与佛教考古慈善寺石窟,我对佛教考古也是有一些积累的,在北大的时候就仔细听过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也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因而也是有准备的。在这场发掘中整理的十分细致,还成为佛教考古的模板文章。三峡考古也参与了,前期主要是我铺垫的,后期交给了赵丛苍和冉万里老师。

  我想我们总不能一直局限在陕西吧,也有一些大家问过我,比如俞伟超先生就问过我,你认为你们西北大学考古在陕西怎么样?肯定不如陕西考古所,然而要是在西北五省的其他四省绝对是第一的,而你们却还局限在陕西的范围内,仅仅关注这一片地方,而大片的新疆青海甘肃等地仍没有开发。

  1991年那时候从日本来了以为学者,我们邀请来了进行了三场讲座,分别讲的是巴米扬大佛,黄金冢和巴克特里亚,他们都和大月氏有关,当时国际上掀起了一场大月氏热,他问中国的大月氏在哪里?我们竟无言以对,于是便从此开始了寻找大月氏。

  一开始一些学者认为大月氏是在河西走廊,然而经过我们的发掘,判断是在东天山那一块,底下是和匈奴文化搅在一起的。匈奴的文化主要是墓葬,以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现在的东天山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大月氏文化联系起来,证明他们是一群人。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草原考古。以前我的研究主要是农业文明,现在要研究游牧民族,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以前一直认为游牧民族一直是不定居的,所以只能通过墓葬了解他们的文化。其实不是这样的,游牧民在冬季也是要定居的,因为没有牧草了,而且在夏季也是有一部分人定居的,那就是统治阶级,这就是王庭了。所以搞清了这个问题,就不会说游牧考古没有什么了。

  我开始学的是秦汉考古,后来研究了新石器考古,也研究了东北亚的青铜器,还研究了佛教考古,这些路无论哪一条我都能走下去,然而我想我们的学科不能总在这一片,总要有一些前沿的东西,而我们要走出省,更要走出中国。现在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国考古学家,这是一件很心酸可笑的事情,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从我们旁边做起。中亚的丝绸之路是一个突破口,而新疆是一个联系的纽带,于是我们新疆的几年工作还是很有用的。

  我们西北大学中亚的考古丝绸之路的考古可以说是在世界第一的,前几年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考察的时候,当时西方一个公认的国际欧亚考古学三巨头之一的一个老头也来了,见我们也来了,发怒道:“你们怎么也来了?我们在这了干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我们也没有反驳,他就是托顶(音),后来在给乌兹别克斯坦的报告会上发表了报告他没来,但是几个年轻人来了,回去告诉了他,大为吃惊。立马改变了态度,说要请我们喝酒,我说白天没有时间,只有七点之后有,于是我们就在一起谈了谈。商讨合作的事情,托顶说他们出的关于中亚考古的书已经第二编了,第三编让我们出,这句话实际上是想将我们纳入他的体系当中,我说我们时间很紧,马上就要回国了,以后再合作吧。托顶说他可以派人到西安和我们谈。我们的境外考古就以此为起点了,干着新疆盯着中亚,逐渐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学科方向的问题,现在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将所有的都记录好,尽管现在还用不上,以后总是能够用的,为以后铺好路,就可以省下很多功夫了。

  其实我最想做的还是商周,商周是很有意思的,还要学古文字,当时我就听了文学院一位老师的古文字课程,具体说是音韵课,第一年没听懂,第二年接着听,第三年接着听,现在虽然没有做这方面,但是对此已经搞明白了,为以后铺好了路,说不定哪天就会去研究商周了。

  在考古中,你要记住:少有雪中送炭者,多是锦上添花者。当你没有成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资助你的,现在有人说王老师你有这么多研究经费,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没有经费的时候,他们给你经费是肯定你能够做出成绩。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是几个人一个暑假一万块钱,哪里还敢住宾馆呀?一个标准间都不敢开。我们是几个人住在一个宿舍里,加上吃饭和路费已经没有了,所以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有人问你觉得出去考察辛苦吗?我说身心愉悦,只要你热爱这行了,就会坚持去做,就不会觉得累。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还经常爬山走路,身体还是很好,热爱起到很大作用,如果要为了挣钱去干的话,还是另谋他路吧,能够挣钱的事情多了,都比考古好。在欧洲考古是有钱人干的,你看谢里曼就是,有的是先致富了再去干考古,这样就没有经济压力了,才能一心一意。只闻有钱人干考古的,未闻考古的致富的,至今没有听说过。自从李济先生规定我们不能收藏之后,我们自然都遵从这个规矩,现在我家里一件古董都没有。

  关于遗址保护,开始是由咱们学校城市与环境学院干的,主要就是汉唐长安城的保护什么的,也是我的一个同学,后来他研究生阶段学了地理。在他即将调走的时候,要将这个任务交代给别人,他们院的人不放心,于是就想到了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很忙的,在一开始也是硬着头皮接下来,说是协助,逐渐地发现我们能够做的更好,就承担了下来。我想,如果说考古是爱好是专业的话,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责任了。其实古人也是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的,你看宗庙就是,然而和现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不共享,在灭掉别人的时候经常破坏宗庙。现在我在各地开会总是会提到“共享”,到处说,现在成了今年的主题了。

  我对你们说的就是,要有世界眼光,走出中国。你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你们有更好地资源接收到外国的东西,能够很好地和国际交流,而我们那时候受到的教育主要就是国内的。说到国际眼光,前几年参加了一个会,是德国的,说的虽然都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他们有图片呀,我一看图片就明白了,这就是考古的好处,虽然语言不通,光看图片也能明白许多。中国考古一直没有走出中国,在其他地方的考古中没有发言权,没有埃及考古学家、西亚考古学家、欧洲考古学家,这是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去努力的。

  我们干考古,我一直信奉陈寅恪先生说的一句话: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于整个事情你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并且在小处着手,这样才能认识清楚。有的人看得太大,但是没有认清楚事物。有的人一辈子关注碎片,却没有看到整体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对的。中国的学科中,尤其是文科中能够在世界上有发言权的被人信服的就数考古了,这些什么经济学家都做不到,在外国说你是中国的考古学家都会受到尊敬的。
 


 

  至于我的发型,其实也不是故意弄成这样的(长发到肩,白多黑少)。年轻的时候总是平头,长得很快,基本上十天就要理发,要不然特别扎。到了日本之后,那里的理发特别贵,一万多日元,大概是中国的七八十人民币,当时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块钱,理一次发要一个多月工资,真是贵,也就留着了。后来回国的时候,大家都很吃惊,建议弄短,我说直接理成光头吧,他们说还是不要,于是就这样了,一直到现在。

附记:2015年6月17日晚六点半到九点,王建新教授考古漫谈沙龙,原记录人为西北大学考古系孙晨,弟子王涛稍作订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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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考古学家的自述——王建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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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于1953年,1966年小学毕业,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于是上学耽搁了。到了1968年才算进入初中,然而当时的中学也主要不是学习,而是干各种学习工农兵的活动,比如修防空洞。在老师的桌底地下都是地道,修防空洞的砖还是从城墙上拆下来的。现在想来那时候实在是在破坏文物,然而当时谁也没有这种意识,明朝的砖很沉,确实是体力活。学习一点儿俄语,现在已经忘光了,当时已经和苏联决裂了,因而俄语教育也只是学习一点儿,主要学习“缴枪不杀”之类的话。现在已经基本上想不起来了。

  到了1970年,当了学兵,身份还是学生,实际上跟了许多兵干的事情,大概是现在的国防兵吧。当时也是干很重的体力活,身体弱的女生背一百斤的水泥,身体好的男生背二百斤,实在是很重的体力活,也真的锻炼了身体。当时流行欧阳海的故事,说他能抡锤几百次,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中也有一部分人能够这样做了,当时也是年轻,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有五个学兵连,其中有8个后来真的当了兵,我就是其中之一,当的是铁道兵,前后共干了七年。其中四年中学会了开车,大车小车卡车吊车,在当时开始还是很高的技术活,司机也是很吃香的职业。

  1975年入党,在开始的时候有人反对,原因是我骄傲。心想自己平时并没有看不起没有文化的人,平时让写信什么的也从没有拒绝呀,后来才得知是因为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在打牌下象棋什么的,而我在看书。1976年去天津接吊车,是从外国运回来的,前后共都留了三个月。

  1976年由于父母的因素从军队回来,找了一份工作,是司机,在西安附近拉外国人,工作量不大。后来问要开大车还是小车的时候,选择了小车,在当时司机之所以十分吃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跑长途可以带一些私货,能够带来利润,但是我并不想这么干,还是选择了小车,刚好开小车的司机想要开大车,他说最不能坚持的就是领导开会,当时又没有手机,只能在外边等,又不知道多长时间,呆在那里很难受,而我在一个人的时候就坐在那里看书,多长时间都行。

  万万没想到1977年迎来了高考的机会。要知道在之前的十年里是没有高考的,只有工农兵推荐的,不是有“白卷英雄”的说法嘛,但是真是看关系和茧子,但是其中也有有能力的,比如王岐山。我犹豫父母当时受到批判,被指为阶级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后还是没有解决,总之是被关牛棚了。没想到在1977年看到了高考的曙光,我犹豫长时间没有上学,水平只有初中甚至小学,周围的人也不支持,无论是家人还是领导都不让我报名,认为我考不上。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了,反正大家也没有什么期望,所以没有压力。

  国家说给高考的人三个月复习时间,然而领导并没有批准,直到高考前一周时间才给我休息的时间。我回到家里,想复习中学的书,然而亏欠太多了,只能一点一点开始,于是我就从数学开始,借我最小的弟弟的初一课本,用这段时间掌握了,数学是最用功的一门了。然而实际上数学却考得最差,最后只得了13.8分,其实还不是最低的,还有得八分的,这位同学就是现在科技考古学的一位著名先生。虽然我数学只得了13.8分,但其他的还不多,都是85分左右,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学考古系,然后是历史系,然后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最后是历史系。还报了陕师大,但是是二本。因为我知道北京大学是考不上的,所以这么报,最终被西北大学考古系录取。之前对此还是了解很少的,只是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讲的很有意思,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上课预备铃的时候,在门口抽一根烟,他吸烟像是要将烟吞下去一样,在上课铃声打响的时候扔掉烟头讲课,大家都听得很认真。

  上了考古系了,当年我们班是22人,其中女生只有3个。然而我们的关系很好,毕竟大家当时环境都很艰苦,现在很多也是保持着联系的,前两天给我们的同学们建了一个群,微信群,现在加了七八个人,以后会多起来的。那时候大家都是埋头学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当时郭琦校长带领我们植树,现在校园里的许多书就是我们当年种的。当时学的外语是日语,高考的时候也没有考英语,只考五门。为什么不学英语呢?第一,因为当时我们学校英语老师少,第二我们研究考古的,日本学者对此研究较多,所以学习日语很有用。于是我们就学习日语了,我虽然不聪明,但足够勤奋。学习日语和英语的方法应该差不多,我的方法是四步:第一部,抄,把不会的单词查出来,理解文章内容。第二步,听,过去是磁带,现在好多了,随身听什么的多方便,从带稿听到脱稿听。第三步,读,逐渐背。第四步,默写,虽然笨拙却比背单词有效果。

  到了1982年大学毕业了,就留在学校当老师了。1983有一次机会念硕士的,但是导师不同意,因为和我大学的研究方向不同。1988年又有一次机会,是考社科院石兴邦先生的博士,我还是没有去成,这次是导师同意,但是院领导不同意,最终做罢了。1983年在北大进修一年,导师是研究秦汉考古的俞伟超先生,整整一年的学习学到了很多。第二年帮助老师带实习,其中一个学生就是陈洪海。

  1985年有一个日本进修班,要选择10个人到日本去学习教育管理,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我因为日语功底还不错,选择了高级班。初选了30人,其中20人是日语老师。笔试两个小时,那些老师大概是认为题目太简单了,一个小时就出去了,我答完用了两个小时,再检查了一会儿才交卷的。然后是面试,是在日本大使馆,题目是中国现在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那些语言老师实在是缺乏思维的,我以前还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因此马上站起来说了三点,其实还可以再说两点的,不过没有把握,就没有说,然而终于还是没有走出我的三点,这是我感到有些可笑。最终,我以笔试和口试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了。其他九个人都是日语教师,唯独我一个人不是,他们九个人都被派去学习日语,只有我被奈良大学录取直接学习教育管理学。老师说话很快,前三个月很难听懂,只是硬着头皮去听,三个月后逐渐能够听懂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因而没有时间说汉语,一天到晚说日语,半年后我的英语水平已经超过那九个人了。在学习教育管理学的同时,我也在关注考古界的动态,经常参加考古的会议和讲座,结识了一些考古界的学者。老师担心我学习不用心,作业是要交一篇论文,我直接写了三篇他就安心了。当时是公费学习的,还有日本的奖学金,很丰厚,所以经常参加这些会议什么还是不缺少资金的。

  1984年带学生实习,在案板遗址,是钱耀鹏他们班的。1985年依旧在案板,钱耀鹏也去了,主要是干部的培训,1986年是刘成他们班。十月的时候出国,1988年回国,1991年带实习,依旧是案板,是梁云他们班的。

  在案板发掘了这么多年,也不能不研究,于是也写了几篇新石器时代的文章,其实我的本行是秦汉,不过工作毕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的。后来去班村发掘,张忠培先生还问我为什么改行,其实我的本专业并非是新石器考古。既然工作了,便做好它,消极也是要做,不如认真做好。

  1996-1997年在日本任教,还是正式公务员。当了一年助教授,相当于中国的副教授,工资还是相当可观的,离职之后还有离休金。现在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日本考古学家,尽管有些学者对此有些研究,但都说不上是深入与体系。于是我就想要研究一下东北亚的青铜器时代,许多人劝我不要干这个,因为日本人研究这个已经百年,而韩国也已经几十年,所以要做出成就就很难,然而我还是做了。

  首先看完了学校里的相关书籍,然后到东京大学去看,用半年时间了解了这一领域的情况,发现由于民族心理等原因,日本人自己研究这种情况总会有一些局限性,比如他们宁可认为器物传自于大陆,也不承认来自于半岛。而我在一个局外人的眼界则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因而有一个好的视角。于是我开始了调研,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东北地区,日韩的相关管理人员都很热心,由于博物馆体制的原因,在开馆时间他库房打开让我看,在闭馆时间将展柜打开让我看。而在国内就不能这样,我既没有拍照也没有画图,第一因为胶卷太贵,第二是如果你先拍了照那么下一个博物馆估计就进不去了。经过长时间调研,最终我将成果写成了一本书,在日本出版,后来翻译成韩文,但是中文版还没有出版。有人曾说让我用这本书在日本申请一个博士学位,但是我放弃了,因为为了保持我的书的原汁原味。如果要申请的话必须要对书中的内容做出修改。这本书在日本还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999年参与佛教考古慈善寺石窟,我对佛教考古也是有一些积累的,在北大的时候就仔细听过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也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因而也是有准备的。在这场发掘中整理的十分细致,还成为佛教考古的模板文章。三峡考古也参与了,前期主要是我铺垫的,后期交给了赵丛苍和冉万里老师。

  我想我们总不能一直局限在陕西吧,也有一些大家问过我,比如俞伟超先生就问过我,你认为你们西北大学考古在陕西怎么样?肯定不如陕西考古所,然而要是在西北五省的其他四省绝对是第一的,而你们却还局限在陕西的范围内,仅仅关注这一片地方,而大片的新疆青海甘肃等地仍没有开发。

  1991年那时候从日本来了以为学者,我们邀请来了进行了三场讲座,分别讲的是巴米扬大佛,黄金冢和巴克特里亚,他们都和大月氏有关,当时国际上掀起了一场大月氏热,他问中国的大月氏在哪里?我们竟无言以对,于是便从此开始了寻找大月氏。

  一开始一些学者认为大月氏是在河西走廊,然而经过我们的发掘,判断是在东天山那一块,底下是和匈奴文化搅在一起的。匈奴的文化主要是墓葬,以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现在的东天山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大月氏文化联系起来,证明他们是一群人。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草原考古。以前我的研究主要是农业文明,现在要研究游牧民族,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以前一直认为游牧民族一直是不定居的,所以只能通过墓葬了解他们的文化。其实不是这样的,游牧民在冬季也是要定居的,因为没有牧草了,而且在夏季也是有一部分人定居的,那就是统治阶级,这就是王庭了。所以搞清了这个问题,就不会说游牧考古没有什么了。

  我开始学的是秦汉考古,后来研究了新石器考古,也研究了东北亚的青铜器,还研究了佛教考古,这些路无论哪一条我都能走下去,然而我想我们的学科不能总在这一片,总要有一些前沿的东西,而我们要走出省,更要走出中国。现在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国考古学家,这是一件很心酸可笑的事情,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从我们旁边做起。中亚的丝绸之路是一个突破口,而新疆是一个联系的纽带,于是我们新疆的几年工作还是很有用的。

  我们西北大学中亚的考古丝绸之路的考古可以说是在世界第一的,前几年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考察的时候,当时西方一个公认的国际欧亚考古学三巨头之一的一个老头也来了,见我们也来了,发怒道:“你们怎么也来了?我们在这了干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我们也没有反驳,他就是托顶(音),后来在给乌兹别克斯坦的报告会上发表了报告他没来,但是几个年轻人来了,回去告诉了他,大为吃惊。立马改变了态度,说要请我们喝酒,我说白天没有时间,只有七点之后有,于是我们就在一起谈了谈。商讨合作的事情,托顶说他们出的关于中亚考古的书已经第二编了,第三编让我们出,这句话实际上是想将我们纳入他的体系当中,我说我们时间很紧,马上就要回国了,以后再合作吧。托顶说他可以派人到西安和我们谈。我们的境外考古就以此为起点了,干着新疆盯着中亚,逐渐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学科方向的问题,现在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将所有的都记录好,尽管现在还用不上,以后总是能够用的,为以后铺好路,就可以省下很多功夫了。

  其实我最想做的还是商周,商周是很有意思的,还要学古文字,当时我就听了文学院一位老师的古文字课程,具体说是音韵课,第一年没听懂,第二年接着听,第三年接着听,现在虽然没有做这方面,但是对此已经搞明白了,为以后铺好了路,说不定哪天就会去研究商周了。

  在考古中,你要记住:少有雪中送炭者,多是锦上添花者。当你没有成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资助你的,现在有人说王老师你有这么多研究经费,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没有经费的时候,他们给你经费是肯定你能够做出成绩。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是几个人一个暑假一万块钱,哪里还敢住宾馆呀?一个标准间都不敢开。我们是几个人住在一个宿舍里,加上吃饭和路费已经没有了,所以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有人问你觉得出去考察辛苦吗?我说身心愉悦,只要你热爱这行了,就会坚持去做,就不会觉得累。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还经常爬山走路,身体还是很好,热爱起到很大作用,如果要为了挣钱去干的话,还是另谋他路吧,能够挣钱的事情多了,都比考古好。在欧洲考古是有钱人干的,你看谢里曼就是,有的是先致富了再去干考古,这样就没有经济压力了,才能一心一意。只闻有钱人干考古的,未闻考古的致富的,至今没有听说过。自从李济先生规定我们不能收藏之后,我们自然都遵从这个规矩,现在我家里一件古董都没有。

  关于遗址保护,开始是由咱们学校城市与环境学院干的,主要就是汉唐长安城的保护什么的,也是我的一个同学,后来他研究生阶段学了地理。在他即将调走的时候,要将这个任务交代给别人,他们院的人不放心,于是就想到了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很忙的,在一开始也是硬着头皮接下来,说是协助,逐渐地发现我们能够做的更好,就承担了下来。我想,如果说考古是爱好是专业的话,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责任了。其实古人也是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的,你看宗庙就是,然而和现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不共享,在灭掉别人的时候经常破坏宗庙。现在我在各地开会总是会提到“共享”,到处说,现在成了今年的主题了。

  我对你们说的就是,要有世界眼光,走出中国。你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你们有更好地资源接收到外国的东西,能够很好地和国际交流,而我们那时候受到的教育主要就是国内的。说到国际眼光,前几年参加了一个会,是德国的,说的虽然都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他们有图片呀,我一看图片就明白了,这就是考古的好处,虽然语言不通,光看图片也能明白许多。中国考古一直没有走出中国,在其他地方的考古中没有发言权,没有埃及考古学家、西亚考古学家、欧洲考古学家,这是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去努力的。

  我们干考古,我一直信奉陈寅恪先生说的一句话: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于整个事情你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并且在小处着手,这样才能认识清楚。有的人看得太大,但是没有认清楚事物。有的人一辈子关注碎片,却没有看到整体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对的。中国的学科中,尤其是文科中能够在世界上有发言权的被人信服的就数考古了,这些什么经济学家都做不到,在外国说你是中国的考古学家都会受到尊敬的。
 


 

  至于我的发型,其实也不是故意弄成这样的(长发到肩,白多黑少)。年轻的时候总是平头,长得很快,基本上十天就要理发,要不然特别扎。到了日本之后,那里的理发特别贵,一万多日元,大概是中国的七八十人民币,当时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块钱,理一次发要一个多月工资,真是贵,也就留着了。后来回国的时候,大家都很吃惊,建议弄短,我说直接理成光头吧,他们说还是不要,于是就这样了,一直到现在。

附记:2015年6月17日晚六点半到九点,王建新教授考古漫谈沙龙,原记录人为西北大学考古系孙晨,弟子王涛稍作订正整理。

 

作者:王建新 孙晨 王涛

文章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