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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考古要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
发布时间:2015-11-30    文章出处:广州日报    作者:梁侨    点击率:

  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在广东省博物馆进行了《温其如玉——中国古代玉文化赏析》的讲座,反响热烈。孙庆伟自本科开始便执着于玉器研究,出版了多部玉器专著和图录,之后却毅然转型夏商周文化考古,追迹三代,试图揭开中国上古史的奥秘。

  近几年,考古题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大热,在世人看来,考古工作就如《盗墓笔记》中描绘得那般神秘而刺激,而与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者面对面后,真实的考古工作却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考古并不惊险刺激,恰恰相反,它是一门“自说自话”,甚至有些枯燥的学问。在孙庆伟看来,考古出土的器物是不能开口说话的“无字天书”,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者肩负的是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进而正经补史的艰巨任务。
 


偃师商城小城北墙遗迹
 

  考古界“大牛”多是稀里糊涂入行

  1988年,孙庆伟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之后一路保送硕士、就读博士,并于1996年开始执教北大。

  提到考古学,孙庆伟坦言自己是阴差阳错入了行,“我考大学的时候,资讯不发达,对考古几乎一无所知,高考又是考前填志愿。当时我想读北大的经济或者法律专业,但分数不够,只能接受调剂。调剂给我两个选择,一是北大哲学系宗教专业,一是考古专业。我当时想,宗教专业岂不是要去当和尚,所以就选了考古。”

  孙庆伟笑言,其实很多考古界“大牛”都是稀里糊涂地入了这行,比如著名的考古学家邹衡原来是学法律的,新中国成立后才改行干考古,“学界‘大佬’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很懵懂,都是一不小心进的考古。”又比如另一位考古学家夏鼐也是阴差阳错做了考古,他当年考取了去英国留学的名额,名额只有一个但只能学考古,他就给梅贻琦写信说:我能不能明年去,我不想学考古。当时他的兴趣在中外关系史,结果人家回复他明年去也可以,但今年的考试作废,明年重新考。夏鼐后来在日记里写:考试就像打牌一样,这次抓了一手好牌,你能保证下一把还是好牌吗?所以还是学考古去吧。

  “一不小心”学了考古之后,孙庆伟的考古历程走得倒是颇为扎实,他的研究也与田野发掘密不可分。大三的时候,他就去了山西天马曲村发掘西周遗址,“当时我们觉得那里应该就是晋国的始封地,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1992年我保送上研究生的时候,晋侯墓地发现了,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在晋侯墓地发现之前,孙庆伟就对夏商周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毕业论文就选了这个方向,“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周出土墓葬玉器研究,和晋侯墓地发掘是有关的,因为那个地方出土了数量非常多的玉器,当时也需要对这些西周玉器做一个通盘的研究。”
 


西周人龙纹佩


  脱离玉器研究 挑战夏商周文化

  不过,在孙庆伟之前,北大的研究生很少以器物为对象写论文,基本上研究的是纯考古学文化,所以他在博士阶段也想做一个更主流的题目,“1999年我念博士,最早定的题目是《周代墓葬制度研究》,但2000年又去了晋侯墓地发掘后,我觉得在一个墓地就要把整个制度讲清楚是很难的,因为晋侯墓地早期、晚期我都挖过,看到了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所以我就想,我亲手挖的这个晋侯墓地我都说不清楚整个制度,何谈去研究全国范围内的两周制度?所以我就把题目缩小到用玉制度上。”

  孙庆伟告诉记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如果从物质文化遗存来讲,玉文化兼具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且延绵不绝几千年。所以,这次他在广东省博物馆开讲座,就选定了玉文化作为内容,“这样的话,它肯定和公众的需求有契合点。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将专业研究用大众明白的话语讲出来”。因为研究玉,平时少不了有人拿玉给孙庆伟鉴定,他坦言,“假的居多,因为现在做假的东西出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爱好者买到假的几率就很大。现在老玉鉴定的难度比较大,所以收藏者偏重追求玉料、工艺。”

  不过,孙庆伟博士一毕业就想脱离玉器研究,“虽然我对先秦两汉的玉器比较了解,但汉唐以后的就不了解了,要做的话还有很多内容可以做,但我觉得再做也只是一个重复,但我不愿做重复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给自己一些挑战。所以,后来我的方向就主要做夏商周考古了。”



郑州小双桥遗址
 

  著名的“郑亳”、“西亳”之争

  作为学者,孙庆伟常常语出惊人,对考古学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时,他的视角显得非常独特。此次,他到广州,不仅在省博做了一次面向大众的通俗玉文化讲座,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马丁堂做了一次专业性的讲座,讲座内容涉及中国考古学史上的著名争论:“郑亳说”和“西亳说”。

  1956年,河南郑州发现一座规模极大的商代城址,称为郑州商城。当时主要的发掘者、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认为,这就是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在的隞都。后来考古发现在郑州商城的西边——偃师二里头发现一处一万余平米的大型宫殿遗址,安金槐等认为此处为早商文化。1983年偃师商城被发现,不少学者更加肯定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的都邑——亳都,就在偃师,这一派观点即为“西亳说”。

  但另一位考古学家邹衡在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以陶罐为主,而郑州商城出土的陶器以鬲为主,所以他认为偃师二里头应属于夏文化,郑州商城为亳都,这就是考古学界所说的“郑亳说”。

  围绕这两个说法,不同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这场论战从1977年开始,至今也未有定论。但这次,孙庆伟却提出了一些新颖、有趣的看法。他认为“西亳说”的瑕疵主要有两处:第一它对早商文化判断的标准是不肯定的;第二对偃师商城始建的标准也是游移不定的。而“郑亳说”最大的软肋就是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持,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有“南亳”、“北亳”、“西亳”的记载,而根据文献记载,亳都应该在今天的鲁西南、安徽、豫东一带,但从来没有出现过“郑亳”的说法,这是邹衡先生创立的。“战国时期郑州的城墙就修筑在商城的上面,也就是说战国人居住此处的时候就看到了商代留下的城墙,而西周的时候,郑州属于‘管’,武王的弟弟管叔就封在此地,西周距商代不远,如果商代的郑州叫‘亳’,西周人能不知道?而反过来,周王为什么封商王子微子启到河南商丘去?”他解释道。

  孙庆伟觉得争辩的双方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执念”,“安金槐先生是历史系出身,他在郑州做考古工作时,最想了解的就是郑州的历史状况,而历史上郑州附近最重要的都邑就是隞都,所以他很早就去荥阳一带做考古调查。当时根据唐代《括地志》的记载隞都在荥阳,但他在荥阳没有见到。1956年,郑州商城发现,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原来文献记错了,隞都是在荥阳的东南,所以安先生心中是有隞都情结的,这个隞都情结出自于他接受的学术训练。因为这个隞都情结,安金槐认定了郑州商城是隞都,所以一定要把二里岗定为商代中期文化。”而孙庆伟认为,邹衡则是从考古文化面貌的差异上提出了“郑亳说”,一言以蔽之,“安金槐是以城来定文化,邹衡是以文化来定城”。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
 

  升华材料让考 古变得更好玩

  争论归争论,孙庆伟却对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们充满了敬意。他告诉记者,邹衡先生1952年在郑州,那时郑州发掘的领队是裴文中先生,他是做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邹衡就自己从他排列骨头的过程中总结出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方法,28岁就在考古学最重要的期刊《考古学报》上发表了文章。

  “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觉得大师级的人物真的很难超越、很难企及。比如邹衡先生,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常说一定要用功,用功不是一天努力,不是一年努力,而是一辈子努力。那个时候年轻,我没有很深刻的体会,现在年纪大了,我才体会到邹先生确实是那么做的,而且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社会上真的有很多诱惑,你都要放下。”

  就目前来说,中国考古学常常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业内出版的考古报告描述的一堆遗存遗物,也常常让大众读不懂,孙庆伟认为如何“透物见人”是考古面临的一个终极命题甚至难题,“我们看到的只是‘物’,但我们自己,包括社会民众要的不是物,他们要的是活生生的历史。所以考古学面临着怎么把考古材料转换成史料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就是把这个中间环节给省略了,以为把考古材料放上去那就是史料,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提升、升华。”

  不过,孙庆伟认为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比如许宏先生,他写了《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这两本书的基础都是很坚实的考古学基础,但他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转变,就是建立在他对考古学材料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一个学者,他首先要真正理解考古材料,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问题导向。比如许宏的这两本书都是围绕早期夏文化的产生及它产生的机制,围绕‘中国的出现’这个问题来阐述,有很明确的问题导向,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把材料有机地组合起来,把它用起来,考古材料也才能变成史料。”(原文刊于《广州日报》2015年11月29日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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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考古要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

发布时间: 2015-11-30

  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在广东省博物馆进行了《温其如玉——中国古代玉文化赏析》的讲座,反响热烈。孙庆伟自本科开始便执着于玉器研究,出版了多部玉器专著和图录,之后却毅然转型夏商周文化考古,追迹三代,试图揭开中国上古史的奥秘。

  近几年,考古题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大热,在世人看来,考古工作就如《盗墓笔记》中描绘得那般神秘而刺激,而与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者面对面后,真实的考古工作却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考古并不惊险刺激,恰恰相反,它是一门“自说自话”,甚至有些枯燥的学问。在孙庆伟看来,考古出土的器物是不能开口说话的“无字天书”,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者肩负的是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进而正经补史的艰巨任务。
 


偃师商城小城北墙遗迹
 

  考古界“大牛”多是稀里糊涂入行

  1988年,孙庆伟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之后一路保送硕士、就读博士,并于1996年开始执教北大。

  提到考古学,孙庆伟坦言自己是阴差阳错入了行,“我考大学的时候,资讯不发达,对考古几乎一无所知,高考又是考前填志愿。当时我想读北大的经济或者法律专业,但分数不够,只能接受调剂。调剂给我两个选择,一是北大哲学系宗教专业,一是考古专业。我当时想,宗教专业岂不是要去当和尚,所以就选了考古。”

  孙庆伟笑言,其实很多考古界“大牛”都是稀里糊涂地入了这行,比如著名的考古学家邹衡原来是学法律的,新中国成立后才改行干考古,“学界‘大佬’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很懵懂,都是一不小心进的考古。”又比如另一位考古学家夏鼐也是阴差阳错做了考古,他当年考取了去英国留学的名额,名额只有一个但只能学考古,他就给梅贻琦写信说:我能不能明年去,我不想学考古。当时他的兴趣在中外关系史,结果人家回复他明年去也可以,但今年的考试作废,明年重新考。夏鼐后来在日记里写:考试就像打牌一样,这次抓了一手好牌,你能保证下一把还是好牌吗?所以还是学考古去吧。

  “一不小心”学了考古之后,孙庆伟的考古历程走得倒是颇为扎实,他的研究也与田野发掘密不可分。大三的时候,他就去了山西天马曲村发掘西周遗址,“当时我们觉得那里应该就是晋国的始封地,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1992年我保送上研究生的时候,晋侯墓地发现了,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在晋侯墓地发现之前,孙庆伟就对夏商周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毕业论文就选了这个方向,“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周出土墓葬玉器研究,和晋侯墓地发掘是有关的,因为那个地方出土了数量非常多的玉器,当时也需要对这些西周玉器做一个通盘的研究。”
 


西周人龙纹佩


  脱离玉器研究 挑战夏商周文化

  不过,在孙庆伟之前,北大的研究生很少以器物为对象写论文,基本上研究的是纯考古学文化,所以他在博士阶段也想做一个更主流的题目,“1999年我念博士,最早定的题目是《周代墓葬制度研究》,但2000年又去了晋侯墓地发掘后,我觉得在一个墓地就要把整个制度讲清楚是很难的,因为晋侯墓地早期、晚期我都挖过,看到了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所以我就想,我亲手挖的这个晋侯墓地我都说不清楚整个制度,何谈去研究全国范围内的两周制度?所以我就把题目缩小到用玉制度上。”

  孙庆伟告诉记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如果从物质文化遗存来讲,玉文化兼具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且延绵不绝几千年。所以,这次他在广东省博物馆开讲座,就选定了玉文化作为内容,“这样的话,它肯定和公众的需求有契合点。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将专业研究用大众明白的话语讲出来”。因为研究玉,平时少不了有人拿玉给孙庆伟鉴定,他坦言,“假的居多,因为现在做假的东西出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爱好者买到假的几率就很大。现在老玉鉴定的难度比较大,所以收藏者偏重追求玉料、工艺。”

  不过,孙庆伟博士一毕业就想脱离玉器研究,“虽然我对先秦两汉的玉器比较了解,但汉唐以后的就不了解了,要做的话还有很多内容可以做,但我觉得再做也只是一个重复,但我不愿做重复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给自己一些挑战。所以,后来我的方向就主要做夏商周考古了。”



郑州小双桥遗址
 

  著名的“郑亳”、“西亳”之争

  作为学者,孙庆伟常常语出惊人,对考古学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时,他的视角显得非常独特。此次,他到广州,不仅在省博做了一次面向大众的通俗玉文化讲座,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马丁堂做了一次专业性的讲座,讲座内容涉及中国考古学史上的著名争论:“郑亳说”和“西亳说”。

  1956年,河南郑州发现一座规模极大的商代城址,称为郑州商城。当时主要的发掘者、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认为,这就是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在的隞都。后来考古发现在郑州商城的西边——偃师二里头发现一处一万余平米的大型宫殿遗址,安金槐等认为此处为早商文化。1983年偃师商城被发现,不少学者更加肯定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的都邑——亳都,就在偃师,这一派观点即为“西亳说”。

  但另一位考古学家邹衡在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以陶罐为主,而郑州商城出土的陶器以鬲为主,所以他认为偃师二里头应属于夏文化,郑州商城为亳都,这就是考古学界所说的“郑亳说”。

  围绕这两个说法,不同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这场论战从1977年开始,至今也未有定论。但这次,孙庆伟却提出了一些新颖、有趣的看法。他认为“西亳说”的瑕疵主要有两处:第一它对早商文化判断的标准是不肯定的;第二对偃师商城始建的标准也是游移不定的。而“郑亳说”最大的软肋就是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持,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有“南亳”、“北亳”、“西亳”的记载,而根据文献记载,亳都应该在今天的鲁西南、安徽、豫东一带,但从来没有出现过“郑亳”的说法,这是邹衡先生创立的。“战国时期郑州的城墙就修筑在商城的上面,也就是说战国人居住此处的时候就看到了商代留下的城墙,而西周的时候,郑州属于‘管’,武王的弟弟管叔就封在此地,西周距商代不远,如果商代的郑州叫‘亳’,西周人能不知道?而反过来,周王为什么封商王子微子启到河南商丘去?”他解释道。

  孙庆伟觉得争辩的双方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执念”,“安金槐先生是历史系出身,他在郑州做考古工作时,最想了解的就是郑州的历史状况,而历史上郑州附近最重要的都邑就是隞都,所以他很早就去荥阳一带做考古调查。当时根据唐代《括地志》的记载隞都在荥阳,但他在荥阳没有见到。1956年,郑州商城发现,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原来文献记错了,隞都是在荥阳的东南,所以安先生心中是有隞都情结的,这个隞都情结出自于他接受的学术训练。因为这个隞都情结,安金槐认定了郑州商城是隞都,所以一定要把二里岗定为商代中期文化。”而孙庆伟认为,邹衡则是从考古文化面貌的差异上提出了“郑亳说”,一言以蔽之,“安金槐是以城来定文化,邹衡是以文化来定城”。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
 

  升华材料让考 古变得更好玩

  争论归争论,孙庆伟却对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们充满了敬意。他告诉记者,邹衡先生1952年在郑州,那时郑州发掘的领队是裴文中先生,他是做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邹衡就自己从他排列骨头的过程中总结出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方法,28岁就在考古学最重要的期刊《考古学报》上发表了文章。

  “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觉得大师级的人物真的很难超越、很难企及。比如邹衡先生,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常说一定要用功,用功不是一天努力,不是一年努力,而是一辈子努力。那个时候年轻,我没有很深刻的体会,现在年纪大了,我才体会到邹先生确实是那么做的,而且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社会上真的有很多诱惑,你都要放下。”

  就目前来说,中国考古学常常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业内出版的考古报告描述的一堆遗存遗物,也常常让大众读不懂,孙庆伟认为如何“透物见人”是考古面临的一个终极命题甚至难题,“我们看到的只是‘物’,但我们自己,包括社会民众要的不是物,他们要的是活生生的历史。所以考古学面临着怎么把考古材料转换成史料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就是把这个中间环节给省略了,以为把考古材料放上去那就是史料,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提升、升华。”

  不过,孙庆伟认为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比如许宏先生,他写了《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这两本书的基础都是很坚实的考古学基础,但他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转变,就是建立在他对考古学材料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一个学者,他首先要真正理解考古材料,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问题导向。比如许宏的这两本书都是围绕早期夏文化的产生及它产生的机制,围绕‘中国的出现’这个问题来阐述,有很明确的问题导向,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把材料有机地组合起来,把它用起来,考古材料也才能变成史料。”(原文刊于《广州日报》2015年11月29日B2版)

 

作者:梁侨

文章出处: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