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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思敏行 道德文章——巩启明先生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6-05-15    文章出处:南方文物    作者:巩启明 肖宇    点击率:
  巩启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935年生于河南临颍,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至甘肃师范大学等高校执教;1972年调入半坡博物馆,历任考古队队长、副馆长;1983年作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专业干部担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1985年调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所长。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获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物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巩启明先生主持了临潼姜寨、渭南史家、铜川李家沟、岐山双庵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并组织开展陕西夏文化、关中唐十八陵等遗址的系列调查与试掘。主要著述有《中国原始社会》、《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唐睿宗桥陵——调查、勘探、测绘报告》(德国出版)及《仰韶文化》,所撰部分史前考古研究论文集结为《巩启明史前考古论文集》。
 
  巩启明先生以自觉的聚落考古实践,完整揭露姜寨遗址的聚落面貌,窥探史前社会组织形态,堪为中国聚落考古的典范之一。在史前文化谱系研究中,辨识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推动仰韶文化研究的深入。通过系列田野工作,拓展了学界对夏文化西部疆域的认识,为日后陕西龙山时代、商代考古奠定基础。此外,巩启明先生是环境考古的开拓者与倡导者之一,创办《史前研究》杂志,先后担纲《史前研究》、《考古与文物》主编,作为合作导师培养了多位硕、博士,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考古学者宛若古往今来的发现者:在山野荒芜间,访古寻薇,饮露而歌,追寻历史真实之道;在因缘际会中,力行立说,坚守本心,体认个体生命的价值。当八秩之年的考古人,将人生履迹串拾而起,困顿与开拓,遗憾与创获,往事并不如烟。摭谈间凝结着中国考古历程的另一番景象——个体视角下的考古史、时代情境中的学术史,这种对学人“足迹”的“发掘”,旨在中西新旧交汇的学术思潮中,构建中国本土学术思想史与认同感,在清晰的学术坐标中以更加自觉地姿态走向未来。                                           
 
  肖宇(特约采访者):巩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专访。您是中国考古界的老前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走上考古之路,创榛辟莽,一路波澜,已逾半个世纪。您是怎样走上考古之路的?
 
  巩启明:我出生于河南临颍县繁城镇,繁城镇是平原古镇,汉称繁阳亭,三国时曹操挟天子迁都许昌,曹丕于此举行受禅大典,并修筑受禅台,更名繁昌县,取繁荣昌盛之义,直到唐初取消县制。繁城镇历史遗迹丰富,口传历史故事也多,因而我从小就对历史古迹特别感兴趣。我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十五岁就出门当学徒,常年在许昌经商。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与开封、许昌共产党地下活动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利用商号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和保护了许多进步青年北上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贡献。家乡的历史文化传统、家庭的革命传统对我的人生与性格影响很深。
 
  195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翌年,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席召开“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会后决定在西北大学创建考古专门化,从二年级历史班中以自愿的方式选出二十余名学生,我就这样成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首届学生。当时侯外庐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我曾听年长者说,西安解放时,西北大学的学生举着小旗和侯外庐先生的相片,涌上街头游行、庆祝,侯校长很重视考古专业的设立与建设。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设有沣西考古队、汉城考古队及唐城考古队,陕西省文管会主要负责汉唐时期墓葬的发掘,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业已开始。无论是发掘规模,还是遗址的重要性,陕西都堪为考古重镇。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初,师资匮乏,陈直先生是学科负责人,此外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如刘士莪、李家翰等先生。专业课程主要延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老师讲授,石兴邦先生讲史前考古,张长寿先生、胡谦盈先生、林寿晋先生和邹衡先生讲夏商周考古,王仲殊先生、陈直先生讲秦汉考古,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阎文儒先生讲石窟寺考古,陈梦家先生、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陈梦家先生刚刚著成《殷虚卜辞综述》一书,授课内容大抵以此为纲,唐兰先生则负责讲授钟鼎铭文。有时候,石兴邦先生带领我们去半坡遗址现场讲学,很生动。
 
  大学期间我的感兴趣点在隋唐考古,参与了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的考古发掘。毕业后我分配到甘肃高校教书,回西安时我特地去古旧书店用刚到手的工资购买了《长安志》、《长安县志》及《长安与洛阳》(注:平冈武夫著,1957年)等书。在甘肃的这段时间,我意外打开了另一扇门——史前考古,甘肃彩陶文化发达,史前考古起步早,安特生(J.G.Andersson)、夏鼐等先生已经积累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1959年历史系筹备国庆十周年献礼,组织我与同窗肖安顺汇编甘肃史前考古资料,借此机会我系统梳理、研读了甘肃史前考古资料,这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我在高校教授中国古代史,直接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讲述中国史前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皆有失之简要之虞。所以,我在讲课时尽量补充考古资料,还曾带领学生去参观青岗岔遗址的发掘。重要的是,编写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想法,在我心中慢慢酝酿。
 
  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往往是与国家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中,陕西考古所解散,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文管会。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文革”中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此后全国文物考古事业逐渐恢复。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文博事业破坏得最严重,恢复得也最快。此时半坡博物馆缺乏考古业务人员,1972年我经留校任教的同窗曾骐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按专业需求调动岗位,并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得以重拾田野考古工作。
 
  肖宇: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对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巩启明:影响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中考古事业能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考古学的发展在“文革”中已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抢先一步。回顾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从1971年周总理做出指示至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这段时间显得十分关键而微妙,期间全国文物考古工作全面恢复、迅速发展,直接为今日之现状奠定基础。
 
  肖宇:姜寨遗址是您所主持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严文明先生认为姜寨发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姜寨遗址的发掘历时八载,前三次是抢救性发掘,第四至十一次是学术性发掘。您当时是怎么规划姜寨遗址的发掘?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巩启明:姜寨遗址的发掘从1972年持续至1979年,前后共进行了十一次发掘,自1973年第三次发掘开始,都是由我所主持的。1973年为配合公路建设,我们由姜寨遗址东部墓地向西扩方,一座128平方米的房址(注:姜寨遗址F1)旋即呈现于我们面前,房址内对称设置两个高出居住面10厘米的“土床”,当时仰韶文化大型房址发现尚少,考虑到房址的重要性,我主张继续向北扩方,陆续发现了十几座建筑遗迹。第三次发掘结束后,姜寨遗址东部布局初露端倪,包括壕沟、壕沟以东的墓地、壕沟以西的房址。
 
  这给我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就壕沟的走势判断,已发掘部分仅是聚落东部一隅,那么整个聚落格局是什么样子?半坡遗址虽然发掘一万平方米,但墓葬区就占据六千多平方米,壕沟以内只发掘了三千多平方米,这就导致半坡聚落的复原不得不参考民族志材料进行推测。姜寨遗址范围大,灰层明显,陶片分布面积达五万平方米,有望弥补半坡遗址的缺憾,解决半坡遗址未能解决的问题。其次,就房屋建筑而言,半坡遗址门向朝南,下孟村遗址门向朝东,北首岭遗址发现南北两排房址,房门相对而开,这些遗址均因揭露面积有限,而无法洞悉房屋建筑的整体布局与门向规律,姜寨聚落东部所有房屋建筑门向均朝西,那么聚落北部、南部及西部是否存在房址?房址朝向哪个方位?
 
  姜寨遗址前三次抢救性发掘结束后,半坡博物馆内有一部分同志不愿意发掘,主张把工作重点转向调整陈列、接待观众,基于姜寨遗址的重要学术意义,我坚持要把这项发掘继续下去。
 
  第四次发掘主要是发掘遗址东部剩余面积及试掘遗址北部、西部,西部由罗西章负责,北部由尹申平负责,发掘显示:北部的房址门向朝南、西部的房址门向朝东,姜寨聚落的房屋建筑似乎成围合之势。接下来数年,我们大规模发掘遗址北部、西部与南部,确认了壕沟内分布有五组房址,皆朝向聚落中心,成凝聚态势。
 
  此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聚落中心是什么?大房子、图腾柱、广场抑或其他?1976年开始试掘姜寨聚落中部,在中部从南到北先布了6个100平方米的探方,鲜有遗迹现象,但中部地层堆积对于遗址分期有很大帮助。后来在聚落中部的东北方位发现了一批墓葬,这批墓葬与姜寨一期墓葬有类似之处,却又存在区别,葫芦瓶、小口溜肩尖底瓶均与典型半坡类型相异。灰坑中出土一件鱼鸟纹彩陶葫芦瓶,很是精美,鱼鸟相伴,兼具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的主题,我当时考虑这批遗存是否有可能介于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之间。
 
  全面揭露后,聚落中部面积约五千多平方米,在地势上略低于周围,有经踩踏形成的路土面,陆续发现了200多座二期合葬墓。后来,从二期墓葬中辨识出少量一期墓葬,表明姜寨聚落发展演变的连续性,这些墓葬在聚落中部所占面积很小,所以姜寨一期聚落“中心广场”应是存在的。
 
  发掘过程中严文明先生提出了一个关键性命题:整体上把握姜寨聚落的布局,需要重视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比如壕沟与房址的关系、壕沟与墓葬的关系、房址与墓葬的关系、房址与房址的关系、壕沟外空间与壕沟内空间的关系。
 
  严先生的思路对我启发很大,姜寨聚落发现了五组房屋建筑、两片墓地,如果壕沟内五组建筑群分别代表一个氏族组织,每个氏族皆有其氏族墓地,则应存在五片墓地才合理。也就是说,壕沟外应该还存在墓地。沿着这一思路,我开始将工作重点移向壕沟外,果然在遗址东部、东南部各发现一片墓地。为了确认东部新发现墓地与早前发掘墓地是否为同一片墓地,我们扩大了东部发掘面积,找到了两片墓地间的空白地带,证实了这两片墓地不相连属。姜寨遗址北部有很大空间被现代村落所占,且据姜寨村村民回忆,遗址东北部确有墓葬发现,这就判断了五个氏族与五片墓地的对应关系。
 
  肖宇:大规模揭露是姜寨遗址发掘的显著特点,这一发掘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巩启明:首先是学术传承。我清楚地记得,石兴邦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课时,他正主持半坡遗址的发掘,借鉴苏联特黎波里遗址的发掘方法,尝试对遗址大面积揭露。以往田野考古用的都是探沟法,并结合小面积发掘,比如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就是一个点开一条探沟,夏鼐先生在甘肃的发掘、尹达先生在河南发掘大抵如此。石先生的发掘方法对中国田野考古影响很大,50年代以后大家都效仿半坡遗址的发掘模式。我发掘姜寨遗址自然也受到了半坡发掘的影响,此外还有安志敏先生大面积发掘庙底沟遗址的经验。那时候,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很忌讳钻探,石兴邦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就强调不能用探铲,防止晚期遗物通过探眼混入早期地层,所以姜寨发掘只用探沟试掘了解情况。
 
  其次是学术自觉。我刚刚谈了发掘姜寨遗址的心路历程,我当时有一个很自觉的发掘目标——搞清楚姜寨聚落的布局,这是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发掘想解决却悬而未决的问题。
 
  再次是客观要求。姜寨聚落保存完整,极其罕见,当时整个学界都期盼通过发掘掌握姜寨聚落形态,给持续已久的史前社会发展阶段、组织形态讨论,注入新的活力。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期间,夏鼐先生来参观姜寨遗址,嘱咐我一定要把姜寨聚落布局搞清楚,将遗址中部剩余的面积全部挖完,没有遗迹也要通过发掘确认没有。苏秉琦先生对我说,中国历史等着姜寨聚落这张平面图,世界历史也等着这张平面图。当时,苏先生让我给他提供小口尖底瓶的资料,打算就姜寨遗址的学术价值写一篇文章(注:苏秉琦:《姜寨遗址发掘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姜寨聚落基本上实现了全面揭露,我最后提出保留遗址西部河岸边2000平方米不发掘,留给后人去验证、补充我们这代人的工作。因为每一代人都应该努力完成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同时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自身时代的限制。
 
  肖宇:您当时是怎样具体组织姜寨遗址发掘的?
 
  巩启明: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掘人员众多且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保证发掘质量,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统一编号,宏观筹划。
 
  肖宇:姜寨发掘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仰韶文化诸类型地层迭压关系的揭示,进一步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姜寨二期遗存的发现与辨识,经史家墓地的再次确认,您正式提出了仰韶文化“史家类型”,八十年代学界曾就史家墓地的分期排序展开热烈讨论。请您谈谈史家墓地与史家类型。
 
  巩启明: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三次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发现了史家遗址。
 
  1975年姜寨聚落中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对于这类遗存的性质充满困惑。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同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所以,1976年我带领左忠诚、王仲纪发掘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非常令人兴奋与激动,遗址内涵单纯,与姜寨二期面貌别无二致,共发掘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及秦安大地湾等遗址。1977年我将简报寄予《考古》编辑部,次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此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视作仰韶文化的新类型,并命名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之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
 
  史家类型常常被归入半坡类型后段,严文明先生有个理由: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内,史家类型以关中为中心,延伸至陇山西侧、豫西晋南,其他地区并不普遍。这一观点我也是赞同的,史家类型是相对的、区域的。所以,后来我和石兴邦先生著文时,讨论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仍沿用史家类型,但讨论整个仰韶文化时则称半坡类型晚期。
 
  80年代有一批学者对史家墓地的分期排序进行了细致分析,我觉得对于分期研究而言,时间刻度不宜卡得太紧,客观上也是难以把握的。我习惯于宏观地看问题,当然微观研究也有其必要性。
 
  肖宇:姜寨遗址和史家墓地的发掘,都兼具明确的学术目标、科学的田野理念,这是其学术价值迅速彰显、在考古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对于客观存在的文化遗存而言,这是一个主观原因,却也最能反映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学术洞察力。近年来,学界也在倡导课题意识主导下的田野考古。
 
  姜寨发掘报告的编写,是如何开展的?这里还涉及到姜寨遗址的分期问题,可以说姜寨遗址的分期工作为关中仰韶文化研究确立了标尺。
 
  巩启明:半坡遗址存在分期问题,发掘时是不分期的,半坡报告中分为早晚两期, 1965年苏秉琦先生在宏文《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将半坡分期进一步细化。姜寨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也存在无法分期的实际困难,无法分期我们就先分类,先后辨识出了五类遗存。首先发现的是第一期与第四期遗存,这两类遗存在半坡遗址中比较明确。第三期、第四期遗存在半坡遗址中不突出,或者说是混在一起的,难以剥离。姜寨聚落中部发掘时,又找到了第二期遗存,即史家类型。
 
  在具体分期中,我参考了严文明先生的《从王湾看仰韶村》、《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及张忠培先生的《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姜寨一期是半坡类型,二期是我所辨识的史家类型,三期是庙底沟类型,四期是半坡晚期类型,五期是客省庄二期文化。
 
  1979年姜寨遗址发掘结束,次年遗迹遗物的整理工作就开始了。半坡博物馆有栋三层楼房,姜寨遗址二百多个探方的出土器物,按照遗迹单位铺满地面,两位技工领着几位民工进行陶器修复,修复工作持续了两年,我带领张瑞岭、周春茂、王志俊、高强等同志着手编写发掘报告。期间,我调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天搞行政,晚上回半坡博物馆继续编写报告。
 
  80年代中期,省里为了发展旅游催促兵马俑的发掘,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是,陕西省先拿出姜寨报告、秦俑报告和周原报告,才允许继续发掘。周原遗址的发掘由北京大学牵头,省里自然管不上。姜寨报告和秦俑报告分别由我和袁仲一同志负责,我与袁仲一同志连续两年,每年都到北京“红楼” (注:原文物出版社办公地点)的地下室待上数月编写报告,当时楼宇栋同志刚调到文物出版社工作,专门负责这两部报告。姜寨报告内容庞杂,千头万绪,有过数次易稿。1988年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终于付梓。
 
  姜寨报告的编写体例主要参考《庙底沟与三里桥》,《西安半坡》是研究性报告,体例上是按照原始氏族公社研究而展开,至于解放前出版的几部发掘报告,在陕西难以寻得,无从参考。
 
  肖宇: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聚落考古范式之嚆矢,姜寨遗址的发掘无疑是承前启后的“高潮”,一方面姜寨一期较为完整的聚落形态弥补了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的局限,另一方面为史前社会组织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个案,是当时中国考古界关于原始社会研究的新突破。我们知道其实早在60年代,您在甘肃执教时业已关注原始社会研究,并完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初稿,后来又对仰韶文化社会形态做过专题讨论。能否谈一谈您对中国原始社会的认识?
 
  巩启明:《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是60年代利用“文革”的“闲暇”完稿的,纯粹出于研究兴趣和学术自觉,未曾料到日后能主持原始村落的考古发掘,后来又陆陆续续补充了些新资料,70年代才因文物出版社的约稿而出版。
 
  要解析姜寨聚落的社会涵义,离不开民族志资料的启发与佐证。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林耀华先生、北京大学的李仰松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麟先生接连来姜寨遗址参观,常常与我一聊就是整夜,给我提供了大量民族志资料。比如,佤族、纳西族和彝族的寨子与姜寨聚落便具有可比性,尤其是对姜寨大型房址、中型房址和小型房址的阐释。
 
  关于姜寨聚落,严文明先生和我讨论认为,小型房屋代表对偶家庭,中型房屋代表家族,大型房屋代表氏族,这就形成了三级社会组织结构,整个姜寨聚落是由五个氏族构成的胞族。之后的田野工作又发现了一个现象:东组大型房屋下迭压着另一座大型房屋,南组大型房屋也有类似情况。这促使我产生了新观点,在编写姜寨报告时我提出,东组和南组建筑群为姜寨聚落最初的两个氏族,这两个氏族相互通婚,形成通婚组。伴随人口滋生,东组氏族派生出北组、西北组两个女儿氏族,南组氏族则衍生出西组女儿氏族。也就是说,最初姜寨聚落是由两个胞族组成的小规模部落。
 
  刘莉是从陕西省考古所走出去的学者,她由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国内介绍酋邦理论,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中国史前研究与国际接轨,问题在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比较研究》,吸纳了西方理论,但又不完全认同它,把酋邦与部落联盟放在一起讨论,我后来给该书写了书评(注:巩启明:《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深入研究的典范》,《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关于仰韶文化社会发展阶段,我当时的观点是,仰韶文化早期是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且已臻于顶峰,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因素业已孕育,例如半坡类型中出现了少量父子合葬墓。仰韶文化中期,多数地区已经形成父系氏族社会。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家族公社所有制发展起来,部落联盟具备一定规模,父权制普遍确立,这从西山城址、大地湾遗址F901便可窥知。这一观点,也代表当时学界普遍的认识。
 
  马克思经典学说的形成也是参考的民族志资料,民族志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考古学资料却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讨论社会复杂化,也不能放弃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思考,即社会复杂化到了何种程度才算迈入了新阶段,怎么样的复杂化能代表社会发展的主体脉络。
 
  肖宇: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活动的深处时才取得的。”对于史前阶段,人类社会活动深处的真实面貌,不得不由考古学去揭示,但也不能离开历史学的阐释。
 
  “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影响甚巨,在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您能否回忆一下这次学术会议,谈谈您探索夏文化的思路与实践?
 
  巩启明: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河南登封县召开“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藉由王城岗城址的发现,夏文化探索带来了新线索、新契机,这实际上是一场夏文化探索盛会。安金槐先生观点很明确:龙山文化中晚期为夏文化,王城岗城址即禹都阳城之所在。当然,也有一些与会学者因城址面积较小而提出质疑,并且在洛达庙、二里头等遗址发现有介于二里岗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遗存。学者们所持观点不一,会上也未能达成一致。总结发言中,夏鼐先生号召有可能是夏文化分布范围的省份要重视对夏文化的探索。
 
  从文献上看,夏文化分布的核心地区应在豫西晋南,陕西只沾一个边。郑州大学李民先生有一个观点,夏代有扈氏地望在陕西户县一带。我向陕西省文化局汇报后,文化局将陕西夏文化的探索工作交给半坡博物馆,由我负责具体实施。我拟写了“陕西夏文化探索方案”, 主要思路是从陕西龙山文化晚期和商文化之间“挤”出夏文化,这就要求首先搞清陕西龙山文化、商文化的分期。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无论陕西龙山文化,还是商文化,相关工作都做得很少。陕西龙山文化经发掘的遗址,包括客省庄、横阵等少数几处。50年北京大学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和泉护村遗址发掘时,曾在南沙村发现商代晚期遗存,这是陕西发现的首个商代遗址,试掘后又辨识出了二里头文化因素。此外,还有几处商代青铜器出土地点,均未经科学发掘。
 
  1978年至1980年,我组织半坡博物馆开展陕西中东部20余县的考古调查,主要调查龙山时代遗址和商代青铜器出土地点,在西安、礼泉、蓝田、铜川、延安、绥德和米脂等地确认了商代遗址二十多处,比较重要的如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珍坊、礼泉朱马嘴、耀县北村和延长张罗沟等遗址,对其中的典型遗址进行了发掘。采集到二里头文化陶片的遗址有七、八处,主要分布在渭南、大荔及蓝田一带。后来,西安老牛坡遗址、商县东龙山遗址均发现二里头文化地层。
 
  肖宇:石峁遗址是您长期关注的遗址,石峁遗址的试掘也是您组织开展的。近年来,陕北一直是陕西考古研究工作的重点区域,石峁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格局与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龙山时代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互动态势及其意义。请您谈谈对这方面的认识。
 
  巩启明: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开展过陕北长城沿线考古调查,石峁遗址就是此次调查中发现的。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戴应新去石峁遗址调查,征集玉器126件,这批资料很快发表出来(注: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調查》,《考古》1977年第3期)。这引起了我对石峁遗址的兴趣与思考,陕北为什么会集中出现这么一大批玉器?我在陕西夏文化探索的过程中,对石峁遗址很重视。在当时的认识中,我隐约觉得这些玉器近似夏商时期的内容,怀疑石峁遗址至少是龙山晚期,有可能已经接近乃至进入夏代。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发掘后,发掘者认为大口遗址晚期遗存相当于夏代,大口遗址与石峁遗址陶器颇多相似,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石峁遗址的年代下限应该进入了夏纪年。后来,通过多处关中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玉器也是陕西龙山文化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我将陕西龙山文化划分为三个类型,即康家类型、双庵类型和石峁类型。
 
  1981年,陕西省文化局陈梦东打电话告知我,张长寿先生带着几个人在陕北调查了一周,主要是依据陕北流散青铜器、玉器的线索寻找夏商遗址,可能有发掘石峁遗址的打算,并要我也做好发掘石峁遗址的准备。
 
  那个年代,陕北生活困难得很,温饱问题尚难解决,我想方设法在公社粮站买来一袋面,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全依靠这点食物补给。在石峁村附近调查了一圈,因为吃不饱饭,也不敢走远,开了几条探沟,在“皇城台”旁清理了几处房址、灰坑,还在村里发现石棺葬、瓮棺葬。回西安后,我指导魏世刚写了简报(注: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要是像关中一样能吃饱饭,多发掘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更多收获。当时石峁遗址的重要性已经昭然若揭,可能含有重要遗迹内容,但怎么也没料到存在这么大的一座城。
 
  石峁城址规模宏大,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墙垣由石块垒筑而成,其宏伟程度可能有胜汉长安城,所耗人力物力可见一斑。根据近些年的调查情况,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发现七、八十座史前石城,仅无定河以北数县就发现了四、五千处遗址,石峁城址周围存在小型城址、环壕聚落及普通聚落,个别城址面积可能在200万平方米以上。
 
  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应该从陕西龙山文化或者说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区分出来,而与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地区的文化遗存放在一起讨论,石峁遗址无疑是这一文化区的中心所在,可否考虑适时提出“石峁文化”或“石峁文化圈”?夏禹万国,商汤三千,周武八百。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一样,是夏王朝之前的“古国”。 
 
  对于石峁城址的“石破天惊”,我酝酿着一个想法。尧舜禹时期正值洪水频发之际,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下游与淮河流域,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平原地带也可能存在洪水危害。几十年来,我有这样一个生活体会,一般情况下,陕南下暴雨,关中下大雨,陕北下中、小雨,陕北黄土峁上一年只要有几次中、小雨就能丰收。平原地带水量充沛乃至遭遇洪水之时,陕北恰是丰收之年。所以,仰韶文化阶段,关中遗址多,陕北遗址少;龙山时代发生转变,关中遗址少,陕北遗址多。再者,龙山时代遗址的相对位置较高,河岸边一级台地很少,陕北主要是分布于黄土峁上。此外,庙底沟时期,内蒙古中南部人群就因气候嬗变而南移,龙山时代仍有这种趋势。总之,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陕北人口集聚,聚落膨胀,财富积累,成为地域性中心。
 
  我最近在整理齐家文化的普查资料,齐家文化发现三千多处遗址,其中平凉地区占了两千多处,但平凉地区考古工作做得很少,经科学发掘的遗址更少,平凉有可能是齐家文化的政治中心,存在高等级聚落,就像榆林石峁遗址那样。
 
  肖宇:今年是夏鼐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也是夏先生从事考古工作八十周年,您能否回忆一下与夏先生的交往?
 
  巩启明:夏鼐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为人严谨而诚恳,值得我们尊重与怀念,这里我想讲两件事。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领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和姜寨遗址。无须讳言,兵马俑的早期发掘,确实存在着不科学、不规范的现象。夏鼐先生当场要求查看探方发掘记录,询问兵马俑修复状况,对其中的问题发了一肚子牢骚。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肯定了我们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身边的同志说,姜寨发掘继承了半坡发掘的好传统,并鼓励我再接再厉把姜寨村落清晰揭露出来。
 
  1983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郑州召开,我带着刚刚创刊发行的《史前研究》参加会议,想借此机会征求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意见。会后我直接拜访了夏鼐先生,夏先生说,《史前研究》创刊号我已经看过了,办得蛮好,内容全面,文章质量也很高,考古界许多老先生早就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刊物,现在陕西实现了就应该好好办下去。其实当时我是抱着接受批评的态度去找夏先生的,陕西创办《考古与文物》后,据闻夏先生稍有情绪,因为北京早有《考古》、《文物》。
 
  肖宇:您是《史前研究》的创刊主编,倡导多学科视野下的史前研究,80年代初《史前研究》甫一发刊,便在国内外考古界产生巨大影响力,既繁荣了学术,更引导了学术,您能讲讲自己的创刊初衷及办刊心得吗?
 
  巩启明:80年代初,张光直先生两度来访陕西,因宝鸡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未能遂愿至周原考察。之后严文明先生给我写信,告知张光直先生执意要去周原,并托我帮忙安排。当时我担任省文物局副局长,同当地沟通后,陪着张先生如愿抵达周原。在与张光直先生的多次接触交流中,我获知国际上有数百种史前研究刊物,这一情况启发了我。考虑到三大杂志上每年发表的史前研究文章数量很有限,能否在国内创办一份史前研究的专门刊物。为此,我特地调查了史前考古领域积压的稿件及正在进行的发掘项目,确信所涉发掘简报、相关研究足以支持一份杂志。
 
  我最先和石兴邦先生透露了这一想法,石先生很支持。通过石兴邦先生的引荐,我去北京寻求尹达先生的意见,尹先生的意图是打算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史前学会,由我先在陕西把刊物先办起来,时机成熟时再把刊物收到北京作为史前学会会刊。我前后找了尹达先生多次,从怎样筹备、报批到如何组稿、审稿,尹先生一一指导我。
 
  1983年3月,《史前研究》创刊号出版发行,获得学界一致好评,并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影响力。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后来由于政策与人事上的诸多原因,《史前研究》被迫停刊,取消了刊号,只能以书代刊,不得不遗为憾事。
 
  《史前研究》有一个办刊理念,或者说是刊物特点,刊物以史前为研究主题,而不囿于考古学,所涉学科囊括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
 
  这一办刊理念的产生,得益于许多专家学者的启迪。比如,刘敦愿先生提倡民俗学研究,他关注的是《诗经》中的早期民俗,刘先生来姜寨遗址参观时,建议将民俗学纳入《史前研究》范畴之内。林耀华先生倡导民族学在史前研究中的运用,涉及图腾、原始宗教等重要问题。这些学科各有偏长,相互启发。还有一个时代背景,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考古》、《文物》与《考古学报》率先复刊,考古学领域的学术刊物渐趋繁荣,而其他社会科学杂志尚未完全走出“文革”阴影,所以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也亟需学术刊物的支撑。
 
  安志敏先生曾担心《史前研究》内容稍显庞杂,我又就此请教尹达先生,尹先生反问我:你办《史前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还不就是研究史前社会,史前社会包罗万象、牵涉甚广,多一重视角,多一份材料,总是有所裨益的。
 
  办刊物要有清晰的用稿原则,社会学科刊物更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学术火花往往就是在争鸣中迸发的,学术争鸣的意义不在于说服别人,而是在对立的观点中开拓第三种路径,相互磨砺,拓展研究思路。《史前研究》不压制任何新观点,越是不同的观点越应该发表,才能活跃学术。以前河南省考古所内部有个审稿组,对外发表文章都要经过审稿组审查,尤其是涉及夏文化、商城的文章要统一学术观点,这是有悖于学术发展规律的。
 
  刊物的生命力在于稿源,尊重老年作者,依靠中年作者,培养青年作者。《史前研究》创刊之际,我给全国各地知名学者,写了五十余封约稿函。后来,张光直先生在海外帮忙约稿。至于青年研究者,对他们的稿子要热情对待,给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支持他们发表新观点,通过办刊物也能达到培养专业人才的目的。总之,团结学界才能盘活刊物。
 
  办学术刊物不光能活跃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还能拓展学科建设,这是学术刊物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稍早于《史前研究》创刊的《农业考古》是个例子,《农业考古》杂志在农业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后来借助《农业考古》,陈文华先生还促进了茶文化研究的繁荣。我与陈文华熟讷,他曾数次赶赴陕西考察法门寺出土茶具,并托我为《农业考古》组稿。张光直、童恩正和陈文华这三位先生,事业心很强,凡事倾力而为,都是我所尊重的学者。
 
  肖宇:前不久您与周昆叔先生一同荣获“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半坡遗址的发掘就非常注重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姜寨遗址的发掘更加突出了这一点,您似乎很早就注意到环境研究的意义,并一直不懈推动环境考古的发展,就此请您谈谈您的实践与认识。
 
  巩启明:读大学时,我去大明宫遗址实习,马得志先生向我们介绍唐长安城的自然地理环境,嘱咐我们日后不管发掘什么遗址都应该先弄清楚自然环境,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考古实践中,我将遗址环境理解为地层、地质、地貌、河流、山川等等,乃至于遗址形成阶段、使用阶段的古环境。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中,我曾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古环境、植物孢粉、动物骨骼、古地磁、人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80年代末,在侯仁之院士的支持下,周昆叔先生在上宅遗址及平谷盆地开展环境研究。1989年春、冬,周昆叔先生带领曹兵武、刘本安、顾海滨与我、魏京武、杨亚长一起考察关中古环境与古文化的关系,当时环境研究已提升到环境考古的理论高度,所以考察途中周昆叔先生与我商量合力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环境考古学术会议。之所以要在陕西开这次会,一是由于陕西环境考古工作做得多,刘东生院士指导了不少学生在陕西搞古环境研究,二是想借此推动环境考古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其实,早期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传统,即对地质、地形和环境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工作对遗址自然环境及石器质料、岩性都很重视,当时认为这是了解史前文化的重要手段。安特生对仰韶村地形、地貌进行过研究,他初到仰韶村发现遗址东西有两条冲沟,认为可能是作防御之用,经观察确认是遗址形成后才出现的,转而推论当时居民聚居于平原。发掘青海朱家寨遗址时,安特生发现出土人骨散乱,检视地层却无扰乱迹象,后经研究认定这是1920年大地震所致。安特生、袁礼复等一批考古学者皆为地质学出身,或兼具地质学背景。后来,旧石器考古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新石器考古中却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
 
  肖宇:“聚落”这一概念本身就源自地理学,生存环境、生业策略及人的能动性是统一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环境考古与聚落考古是相辅相成的?
 
  巩启明:确实如此,不了解聚落形成、使用及衰落阶段的自然环境,就很难全面揭示聚落选址、聚落形成及聚落演变等重要问题。
 
  肖宇:从90年代开始,您将注意力转向唐代帝陵的调查与研究,是什么机缘促成这次学术转向?
 
  巩启明:陕西是周秦汉唐国都所在,帝王陵寝数量较多,其中以汉唐帝陵尤为重要。我开展唐陵调查除了是对大学时期隋唐考古兴趣的延续,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当时乾陵因发展旅游,得以有效保护,北山地区的其他唐陵都“千疮百孔”,采石料、烧石灰、造水泥,对陵区遗迹造成了巨大危害,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开展调查,为地方文物保护提供依据与参考。
 
  其次是考古学研究的需要。以前也曾调查过部分唐陵,但缺乏系统考古调查。唐陵的研究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资料,这种资料性阙如直接限制了隋唐考古学研究。
 
  再次是中德合作的契机。1990年,德国美茵兹国家博物馆来华寻找合作伙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次年,德方提出考古合作意向,他们做过东罗马研究,对唐陵很有兴趣。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只能调查不能发掘,德方领队是美茵兹国家博物馆馆长魏德曼博士,中方领队由我担任。
 
  从1993年到1995年,每年调查、勘探与测绘两个季度,采用传统考古田野考古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蒲城境内唐睿宗桥陵、唐玄宗泰陵、唐宪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及其陪葬墓进行调查。我在1995年退休后,继续对唐代陵墓进行调查,不光是陕西境内,还去了河南、河北和山东调查,跑了好多年,系统调查了唐代帝陵。最近几年,张建林同志在做唐陵的考古调查,对陵园墙址、阙址等重要遗迹进行了发掘,希望能弥补我们这代人工作的不足。
 
  肖宇:考古工作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份理想。您在“文革”期间和退休后,都坚守对考古的执着,以学术为志业,孜孜以求,永葆探寻未知的兴趣。最近几年您依然笔耕不辍,接连撰文对华北地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进行研究,涉及农业起源、定居聚落发生等重要问题,就此您有何想法?
 
  巩启明:宏观上观察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江西、湖南、福建、浙江、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所发现,但是陕西、山西还没有线索,北方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应该注意马兰黄土顶部是否存在人类活动遗存。
 
  蒋乐平同志近年来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确认,使得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基本清晰了。江苏虽然最近发掘了顺山集遗址,但早期文化缺环依然明显,接下来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突破就要看江苏了。淮河上游贾湖遗址的年代可以突破九千年,那么淮河中下游呢?所以,江苏史前文化的突破有可能就在淮河中下游。
 
  我写华北、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两篇文章(注:《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与《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目的就是启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在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地区寻找线索。从考古学文化谱系延伸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肖宇:您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首届学生,与中国考古学相携半个多世纪,必有所感悟。《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将您的事迹收录在内,亦表明考古界对您学术成就的认可,能否谈谈您的治学感悟?
 
  巩启明:这是个很难讲的问题,但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眼里有典型、心里有全局”,既要弄清点上的情况,也要弄清面上的情况。
 
  拿姜寨遗址来说,姜寨是个案,为了更好的了解姜寨遗址,我们通过大面积调查,弄清姜寨遗址周围其他遗址的情况,再逐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整个关中东部。姜寨二期遗存文化面貌的确认,就是通过史家遗址发掘。对于姜寨二期而言,史家遗址才是典型。同样的道理,我做关中唐陵调查,就跑遍了陕西、河南及河北等地,广泛调查唐代帝陵与高级别墓葬,由此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关中唐陵的情况。
 
  上升到学科层面,我们从考古学出发研究问题,以客观遗迹为根本,但不能画地为牢,学科间要相互启发,比如民族学材料也可作为有益的补充,无论是解放后的民族调查,还是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史前研究》提倡考古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等学科视野下的史前研究,不拘泥于狭小领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换而言之,更普世的道理是,只有综合研究才能把握重点,仅有个案研究无法显现典型规律。
 
  肖宇:宏观把握,着眼典型,是您学术思维的一个特点。谢谢巩先生!感谢您与我们分享自己的人生足迹、心路历程及学术感悟,祝您身体健康!
 
  附记:采访者负笈西北大学期间,有幸添列巩启明先生助手,亲沐教泽。适逢先生八秩华诞,《南方文物》编辑部应时促成此次访谈,以颂瑞寿,并飨读者,赓续薪火。2015年7月21日至24日,巩启明先生不辞辛劳,接连数日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寓所接受访谈。访谈大纲撰写过程中,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钱耀鹏教授和《南方文物》编辑部周广明研究员曾给予帮助,并致谢忱。
 
(本文电子版由采访者肖宇提供,作者:巩启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肖宇  常州博物馆, 原载于《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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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思敏行 道德文章——巩启明先生访谈录

发布时间: 2016-05-15

  巩启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935年生于河南临颍,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至甘肃师范大学等高校执教;1972年调入半坡博物馆,历任考古队队长、副馆长;1983年作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专业干部担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1985年调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所长。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获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物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巩启明先生主持了临潼姜寨、渭南史家、铜川李家沟、岐山双庵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并组织开展陕西夏文化、关中唐十八陵等遗址的系列调查与试掘。主要著述有《中国原始社会》、《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唐睿宗桥陵——调查、勘探、测绘报告》(德国出版)及《仰韶文化》,所撰部分史前考古研究论文集结为《巩启明史前考古论文集》。
 
  巩启明先生以自觉的聚落考古实践,完整揭露姜寨遗址的聚落面貌,窥探史前社会组织形态,堪为中国聚落考古的典范之一。在史前文化谱系研究中,辨识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推动仰韶文化研究的深入。通过系列田野工作,拓展了学界对夏文化西部疆域的认识,为日后陕西龙山时代、商代考古奠定基础。此外,巩启明先生是环境考古的开拓者与倡导者之一,创办《史前研究》杂志,先后担纲《史前研究》、《考古与文物》主编,作为合作导师培养了多位硕、博士,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考古学者宛若古往今来的发现者:在山野荒芜间,访古寻薇,饮露而歌,追寻历史真实之道;在因缘际会中,力行立说,坚守本心,体认个体生命的价值。当八秩之年的考古人,将人生履迹串拾而起,困顿与开拓,遗憾与创获,往事并不如烟。摭谈间凝结着中国考古历程的另一番景象——个体视角下的考古史、时代情境中的学术史,这种对学人“足迹”的“发掘”,旨在中西新旧交汇的学术思潮中,构建中国本土学术思想史与认同感,在清晰的学术坐标中以更加自觉地姿态走向未来。                                           
 
  肖宇(特约采访者):巩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专访。您是中国考古界的老前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走上考古之路,创榛辟莽,一路波澜,已逾半个世纪。您是怎样走上考古之路的?
 
  巩启明:我出生于河南临颍县繁城镇,繁城镇是平原古镇,汉称繁阳亭,三国时曹操挟天子迁都许昌,曹丕于此举行受禅大典,并修筑受禅台,更名繁昌县,取繁荣昌盛之义,直到唐初取消县制。繁城镇历史遗迹丰富,口传历史故事也多,因而我从小就对历史古迹特别感兴趣。我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十五岁就出门当学徒,常年在许昌经商。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与开封、许昌共产党地下活动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利用商号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和保护了许多进步青年北上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贡献。家乡的历史文化传统、家庭的革命传统对我的人生与性格影响很深。
 
  195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翌年,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席召开“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会后决定在西北大学创建考古专门化,从二年级历史班中以自愿的方式选出二十余名学生,我就这样成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首届学生。当时侯外庐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我曾听年长者说,西安解放时,西北大学的学生举着小旗和侯外庐先生的相片,涌上街头游行、庆祝,侯校长很重视考古专业的设立与建设。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设有沣西考古队、汉城考古队及唐城考古队,陕西省文管会主要负责汉唐时期墓葬的发掘,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业已开始。无论是发掘规模,还是遗址的重要性,陕西都堪为考古重镇。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初,师资匮乏,陈直先生是学科负责人,此外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如刘士莪、李家翰等先生。专业课程主要延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老师讲授,石兴邦先生讲史前考古,张长寿先生、胡谦盈先生、林寿晋先生和邹衡先生讲夏商周考古,王仲殊先生、陈直先生讲秦汉考古,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阎文儒先生讲石窟寺考古,陈梦家先生、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陈梦家先生刚刚著成《殷虚卜辞综述》一书,授课内容大抵以此为纲,唐兰先生则负责讲授钟鼎铭文。有时候,石兴邦先生带领我们去半坡遗址现场讲学,很生动。
 
  大学期间我的感兴趣点在隋唐考古,参与了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的考古发掘。毕业后我分配到甘肃高校教书,回西安时我特地去古旧书店用刚到手的工资购买了《长安志》、《长安县志》及《长安与洛阳》(注:平冈武夫著,1957年)等书。在甘肃的这段时间,我意外打开了另一扇门——史前考古,甘肃彩陶文化发达,史前考古起步早,安特生(J.G.Andersson)、夏鼐等先生已经积累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1959年历史系筹备国庆十周年献礼,组织我与同窗肖安顺汇编甘肃史前考古资料,借此机会我系统梳理、研读了甘肃史前考古资料,这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我在高校教授中国古代史,直接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讲述中国史前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皆有失之简要之虞。所以,我在讲课时尽量补充考古资料,还曾带领学生去参观青岗岔遗址的发掘。重要的是,编写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想法,在我心中慢慢酝酿。
 
  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往往是与国家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中,陕西考古所解散,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文管会。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文革”中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此后全国文物考古事业逐渐恢复。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文博事业破坏得最严重,恢复得也最快。此时半坡博物馆缺乏考古业务人员,1972年我经留校任教的同窗曾骐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按专业需求调动岗位,并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得以重拾田野考古工作。
 
  肖宇: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对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巩启明:影响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中考古事业能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考古学的发展在“文革”中已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抢先一步。回顾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从1971年周总理做出指示至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这段时间显得十分关键而微妙,期间全国文物考古工作全面恢复、迅速发展,直接为今日之现状奠定基础。
 
  肖宇:姜寨遗址是您所主持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严文明先生认为姜寨发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姜寨遗址的发掘历时八载,前三次是抢救性发掘,第四至十一次是学术性发掘。您当时是怎么规划姜寨遗址的发掘?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巩启明:姜寨遗址的发掘从1972年持续至1979年,前后共进行了十一次发掘,自1973年第三次发掘开始,都是由我所主持的。1973年为配合公路建设,我们由姜寨遗址东部墓地向西扩方,一座128平方米的房址(注:姜寨遗址F1)旋即呈现于我们面前,房址内对称设置两个高出居住面10厘米的“土床”,当时仰韶文化大型房址发现尚少,考虑到房址的重要性,我主张继续向北扩方,陆续发现了十几座建筑遗迹。第三次发掘结束后,姜寨遗址东部布局初露端倪,包括壕沟、壕沟以东的墓地、壕沟以西的房址。
 
  这给我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就壕沟的走势判断,已发掘部分仅是聚落东部一隅,那么整个聚落格局是什么样子?半坡遗址虽然发掘一万平方米,但墓葬区就占据六千多平方米,壕沟以内只发掘了三千多平方米,这就导致半坡聚落的复原不得不参考民族志材料进行推测。姜寨遗址范围大,灰层明显,陶片分布面积达五万平方米,有望弥补半坡遗址的缺憾,解决半坡遗址未能解决的问题。其次,就房屋建筑而言,半坡遗址门向朝南,下孟村遗址门向朝东,北首岭遗址发现南北两排房址,房门相对而开,这些遗址均因揭露面积有限,而无法洞悉房屋建筑的整体布局与门向规律,姜寨聚落东部所有房屋建筑门向均朝西,那么聚落北部、南部及西部是否存在房址?房址朝向哪个方位?
 
  姜寨遗址前三次抢救性发掘结束后,半坡博物馆内有一部分同志不愿意发掘,主张把工作重点转向调整陈列、接待观众,基于姜寨遗址的重要学术意义,我坚持要把这项发掘继续下去。
 
  第四次发掘主要是发掘遗址东部剩余面积及试掘遗址北部、西部,西部由罗西章负责,北部由尹申平负责,发掘显示:北部的房址门向朝南、西部的房址门向朝东,姜寨聚落的房屋建筑似乎成围合之势。接下来数年,我们大规模发掘遗址北部、西部与南部,确认了壕沟内分布有五组房址,皆朝向聚落中心,成凝聚态势。
 
  此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聚落中心是什么?大房子、图腾柱、广场抑或其他?1976年开始试掘姜寨聚落中部,在中部从南到北先布了6个100平方米的探方,鲜有遗迹现象,但中部地层堆积对于遗址分期有很大帮助。后来在聚落中部的东北方位发现了一批墓葬,这批墓葬与姜寨一期墓葬有类似之处,却又存在区别,葫芦瓶、小口溜肩尖底瓶均与典型半坡类型相异。灰坑中出土一件鱼鸟纹彩陶葫芦瓶,很是精美,鱼鸟相伴,兼具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的主题,我当时考虑这批遗存是否有可能介于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之间。
 
  全面揭露后,聚落中部面积约五千多平方米,在地势上略低于周围,有经踩踏形成的路土面,陆续发现了200多座二期合葬墓。后来,从二期墓葬中辨识出少量一期墓葬,表明姜寨聚落发展演变的连续性,这些墓葬在聚落中部所占面积很小,所以姜寨一期聚落“中心广场”应是存在的。
 
  发掘过程中严文明先生提出了一个关键性命题:整体上把握姜寨聚落的布局,需要重视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比如壕沟与房址的关系、壕沟与墓葬的关系、房址与墓葬的关系、房址与房址的关系、壕沟外空间与壕沟内空间的关系。
 
  严先生的思路对我启发很大,姜寨聚落发现了五组房屋建筑、两片墓地,如果壕沟内五组建筑群分别代表一个氏族组织,每个氏族皆有其氏族墓地,则应存在五片墓地才合理。也就是说,壕沟外应该还存在墓地。沿着这一思路,我开始将工作重点移向壕沟外,果然在遗址东部、东南部各发现一片墓地。为了确认东部新发现墓地与早前发掘墓地是否为同一片墓地,我们扩大了东部发掘面积,找到了两片墓地间的空白地带,证实了这两片墓地不相连属。姜寨遗址北部有很大空间被现代村落所占,且据姜寨村村民回忆,遗址东北部确有墓葬发现,这就判断了五个氏族与五片墓地的对应关系。
 
  肖宇:大规模揭露是姜寨遗址发掘的显著特点,这一发掘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巩启明:首先是学术传承。我清楚地记得,石兴邦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课时,他正主持半坡遗址的发掘,借鉴苏联特黎波里遗址的发掘方法,尝试对遗址大面积揭露。以往田野考古用的都是探沟法,并结合小面积发掘,比如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就是一个点开一条探沟,夏鼐先生在甘肃的发掘、尹达先生在河南发掘大抵如此。石先生的发掘方法对中国田野考古影响很大,50年代以后大家都效仿半坡遗址的发掘模式。我发掘姜寨遗址自然也受到了半坡发掘的影响,此外还有安志敏先生大面积发掘庙底沟遗址的经验。那时候,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很忌讳钻探,石兴邦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就强调不能用探铲,防止晚期遗物通过探眼混入早期地层,所以姜寨发掘只用探沟试掘了解情况。
 
  其次是学术自觉。我刚刚谈了发掘姜寨遗址的心路历程,我当时有一个很自觉的发掘目标——搞清楚姜寨聚落的布局,这是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发掘想解决却悬而未决的问题。
 
  再次是客观要求。姜寨聚落保存完整,极其罕见,当时整个学界都期盼通过发掘掌握姜寨聚落形态,给持续已久的史前社会发展阶段、组织形态讨论,注入新的活力。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期间,夏鼐先生来参观姜寨遗址,嘱咐我一定要把姜寨聚落布局搞清楚,将遗址中部剩余的面积全部挖完,没有遗迹也要通过发掘确认没有。苏秉琦先生对我说,中国历史等着姜寨聚落这张平面图,世界历史也等着这张平面图。当时,苏先生让我给他提供小口尖底瓶的资料,打算就姜寨遗址的学术价值写一篇文章(注:苏秉琦:《姜寨遗址发掘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姜寨聚落基本上实现了全面揭露,我最后提出保留遗址西部河岸边2000平方米不发掘,留给后人去验证、补充我们这代人的工作。因为每一代人都应该努力完成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同时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自身时代的限制。
 
  肖宇:您当时是怎样具体组织姜寨遗址发掘的?
 
  巩启明: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掘人员众多且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保证发掘质量,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统一编号,宏观筹划。
 
  肖宇:姜寨发掘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仰韶文化诸类型地层迭压关系的揭示,进一步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姜寨二期遗存的发现与辨识,经史家墓地的再次确认,您正式提出了仰韶文化“史家类型”,八十年代学界曾就史家墓地的分期排序展开热烈讨论。请您谈谈史家墓地与史家类型。
 
  巩启明: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三次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发现了史家遗址。
 
  1975年姜寨聚落中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对于这类遗存的性质充满困惑。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同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所以,1976年我带领左忠诚、王仲纪发掘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非常令人兴奋与激动,遗址内涵单纯,与姜寨二期面貌别无二致,共发掘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及秦安大地湾等遗址。1977年我将简报寄予《考古》编辑部,次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此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视作仰韶文化的新类型,并命名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之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
 
  史家类型常常被归入半坡类型后段,严文明先生有个理由: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内,史家类型以关中为中心,延伸至陇山西侧、豫西晋南,其他地区并不普遍。这一观点我也是赞同的,史家类型是相对的、区域的。所以,后来我和石兴邦先生著文时,讨论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仍沿用史家类型,但讨论整个仰韶文化时则称半坡类型晚期。
 
  80年代有一批学者对史家墓地的分期排序进行了细致分析,我觉得对于分期研究而言,时间刻度不宜卡得太紧,客观上也是难以把握的。我习惯于宏观地看问题,当然微观研究也有其必要性。
 
  肖宇:姜寨遗址和史家墓地的发掘,都兼具明确的学术目标、科学的田野理念,这是其学术价值迅速彰显、在考古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对于客观存在的文化遗存而言,这是一个主观原因,却也最能反映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学术洞察力。近年来,学界也在倡导课题意识主导下的田野考古。
 
  姜寨发掘报告的编写,是如何开展的?这里还涉及到姜寨遗址的分期问题,可以说姜寨遗址的分期工作为关中仰韶文化研究确立了标尺。
 
  巩启明:半坡遗址存在分期问题,发掘时是不分期的,半坡报告中分为早晚两期, 1965年苏秉琦先生在宏文《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将半坡分期进一步细化。姜寨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也存在无法分期的实际困难,无法分期我们就先分类,先后辨识出了五类遗存。首先发现的是第一期与第四期遗存,这两类遗存在半坡遗址中比较明确。第三期、第四期遗存在半坡遗址中不突出,或者说是混在一起的,难以剥离。姜寨聚落中部发掘时,又找到了第二期遗存,即史家类型。
 
  在具体分期中,我参考了严文明先生的《从王湾看仰韶村》、《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及张忠培先生的《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姜寨一期是半坡类型,二期是我所辨识的史家类型,三期是庙底沟类型,四期是半坡晚期类型,五期是客省庄二期文化。
 
  1979年姜寨遗址发掘结束,次年遗迹遗物的整理工作就开始了。半坡博物馆有栋三层楼房,姜寨遗址二百多个探方的出土器物,按照遗迹单位铺满地面,两位技工领着几位民工进行陶器修复,修复工作持续了两年,我带领张瑞岭、周春茂、王志俊、高强等同志着手编写发掘报告。期间,我调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天搞行政,晚上回半坡博物馆继续编写报告。
 
  80年代中期,省里为了发展旅游催促兵马俑的发掘,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是,陕西省先拿出姜寨报告、秦俑报告和周原报告,才允许继续发掘。周原遗址的发掘由北京大学牵头,省里自然管不上。姜寨报告和秦俑报告分别由我和袁仲一同志负责,我与袁仲一同志连续两年,每年都到北京“红楼” (注:原文物出版社办公地点)的地下室待上数月编写报告,当时楼宇栋同志刚调到文物出版社工作,专门负责这两部报告。姜寨报告内容庞杂,千头万绪,有过数次易稿。1988年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终于付梓。
 
  姜寨报告的编写体例主要参考《庙底沟与三里桥》,《西安半坡》是研究性报告,体例上是按照原始氏族公社研究而展开,至于解放前出版的几部发掘报告,在陕西难以寻得,无从参考。
 
  肖宇: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聚落考古范式之嚆矢,姜寨遗址的发掘无疑是承前启后的“高潮”,一方面姜寨一期较为完整的聚落形态弥补了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的局限,另一方面为史前社会组织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个案,是当时中国考古界关于原始社会研究的新突破。我们知道其实早在60年代,您在甘肃执教时业已关注原始社会研究,并完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初稿,后来又对仰韶文化社会形态做过专题讨论。能否谈一谈您对中国原始社会的认识?
 
  巩启明:《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是60年代利用“文革”的“闲暇”完稿的,纯粹出于研究兴趣和学术自觉,未曾料到日后能主持原始村落的考古发掘,后来又陆陆续续补充了些新资料,70年代才因文物出版社的约稿而出版。
 
  要解析姜寨聚落的社会涵义,离不开民族志资料的启发与佐证。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林耀华先生、北京大学的李仰松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麟先生接连来姜寨遗址参观,常常与我一聊就是整夜,给我提供了大量民族志资料。比如,佤族、纳西族和彝族的寨子与姜寨聚落便具有可比性,尤其是对姜寨大型房址、中型房址和小型房址的阐释。
 
  关于姜寨聚落,严文明先生和我讨论认为,小型房屋代表对偶家庭,中型房屋代表家族,大型房屋代表氏族,这就形成了三级社会组织结构,整个姜寨聚落是由五个氏族构成的胞族。之后的田野工作又发现了一个现象:东组大型房屋下迭压着另一座大型房屋,南组大型房屋也有类似情况。这促使我产生了新观点,在编写姜寨报告时我提出,东组和南组建筑群为姜寨聚落最初的两个氏族,这两个氏族相互通婚,形成通婚组。伴随人口滋生,东组氏族派生出北组、西北组两个女儿氏族,南组氏族则衍生出西组女儿氏族。也就是说,最初姜寨聚落是由两个胞族组成的小规模部落。
 
  刘莉是从陕西省考古所走出去的学者,她由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国内介绍酋邦理论,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中国史前研究与国际接轨,问题在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比较研究》,吸纳了西方理论,但又不完全认同它,把酋邦与部落联盟放在一起讨论,我后来给该书写了书评(注:巩启明:《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深入研究的典范》,《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关于仰韶文化社会发展阶段,我当时的观点是,仰韶文化早期是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且已臻于顶峰,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因素业已孕育,例如半坡类型中出现了少量父子合葬墓。仰韶文化中期,多数地区已经形成父系氏族社会。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家族公社所有制发展起来,部落联盟具备一定规模,父权制普遍确立,这从西山城址、大地湾遗址F901便可窥知。这一观点,也代表当时学界普遍的认识。
 
  马克思经典学说的形成也是参考的民族志资料,民族志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考古学资料却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讨论社会复杂化,也不能放弃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思考,即社会复杂化到了何种程度才算迈入了新阶段,怎么样的复杂化能代表社会发展的主体脉络。
 
  肖宇: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活动的深处时才取得的。”对于史前阶段,人类社会活动深处的真实面貌,不得不由考古学去揭示,但也不能离开历史学的阐释。
 
  “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影响甚巨,在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您能否回忆一下这次学术会议,谈谈您探索夏文化的思路与实践?
 
  巩启明: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河南登封县召开“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藉由王城岗城址的发现,夏文化探索带来了新线索、新契机,这实际上是一场夏文化探索盛会。安金槐先生观点很明确:龙山文化中晚期为夏文化,王城岗城址即禹都阳城之所在。当然,也有一些与会学者因城址面积较小而提出质疑,并且在洛达庙、二里头等遗址发现有介于二里岗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遗存。学者们所持观点不一,会上也未能达成一致。总结发言中,夏鼐先生号召有可能是夏文化分布范围的省份要重视对夏文化的探索。
 
  从文献上看,夏文化分布的核心地区应在豫西晋南,陕西只沾一个边。郑州大学李民先生有一个观点,夏代有扈氏地望在陕西户县一带。我向陕西省文化局汇报后,文化局将陕西夏文化的探索工作交给半坡博物馆,由我负责具体实施。我拟写了“陕西夏文化探索方案”, 主要思路是从陕西龙山文化晚期和商文化之间“挤”出夏文化,这就要求首先搞清陕西龙山文化、商文化的分期。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无论陕西龙山文化,还是商文化,相关工作都做得很少。陕西龙山文化经发掘的遗址,包括客省庄、横阵等少数几处。50年北京大学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和泉护村遗址发掘时,曾在南沙村发现商代晚期遗存,这是陕西发现的首个商代遗址,试掘后又辨识出了二里头文化因素。此外,还有几处商代青铜器出土地点,均未经科学发掘。
 
  1978年至1980年,我组织半坡博物馆开展陕西中东部20余县的考古调查,主要调查龙山时代遗址和商代青铜器出土地点,在西安、礼泉、蓝田、铜川、延安、绥德和米脂等地确认了商代遗址二十多处,比较重要的如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珍坊、礼泉朱马嘴、耀县北村和延长张罗沟等遗址,对其中的典型遗址进行了发掘。采集到二里头文化陶片的遗址有七、八处,主要分布在渭南、大荔及蓝田一带。后来,西安老牛坡遗址、商县东龙山遗址均发现二里头文化地层。
 
  肖宇:石峁遗址是您长期关注的遗址,石峁遗址的试掘也是您组织开展的。近年来,陕北一直是陕西考古研究工作的重点区域,石峁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格局与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龙山时代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互动态势及其意义。请您谈谈对这方面的认识。
 
  巩启明: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开展过陕北长城沿线考古调查,石峁遗址就是此次调查中发现的。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戴应新去石峁遗址调查,征集玉器126件,这批资料很快发表出来(注: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調查》,《考古》1977年第3期)。这引起了我对石峁遗址的兴趣与思考,陕北为什么会集中出现这么一大批玉器?我在陕西夏文化探索的过程中,对石峁遗址很重视。在当时的认识中,我隐约觉得这些玉器近似夏商时期的内容,怀疑石峁遗址至少是龙山晚期,有可能已经接近乃至进入夏代。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发掘后,发掘者认为大口遗址晚期遗存相当于夏代,大口遗址与石峁遗址陶器颇多相似,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石峁遗址的年代下限应该进入了夏纪年。后来,通过多处关中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玉器也是陕西龙山文化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我将陕西龙山文化划分为三个类型,即康家类型、双庵类型和石峁类型。
 
  1981年,陕西省文化局陈梦东打电话告知我,张长寿先生带着几个人在陕北调查了一周,主要是依据陕北流散青铜器、玉器的线索寻找夏商遗址,可能有发掘石峁遗址的打算,并要我也做好发掘石峁遗址的准备。
 
  那个年代,陕北生活困难得很,温饱问题尚难解决,我想方设法在公社粮站买来一袋面,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全依靠这点食物补给。在石峁村附近调查了一圈,因为吃不饱饭,也不敢走远,开了几条探沟,在“皇城台”旁清理了几处房址、灰坑,还在村里发现石棺葬、瓮棺葬。回西安后,我指导魏世刚写了简报(注: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要是像关中一样能吃饱饭,多发掘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更多收获。当时石峁遗址的重要性已经昭然若揭,可能含有重要遗迹内容,但怎么也没料到存在这么大的一座城。
 
  石峁城址规模宏大,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墙垣由石块垒筑而成,其宏伟程度可能有胜汉长安城,所耗人力物力可见一斑。根据近些年的调查情况,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发现七、八十座史前石城,仅无定河以北数县就发现了四、五千处遗址,石峁城址周围存在小型城址、环壕聚落及普通聚落,个别城址面积可能在200万平方米以上。
 
  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应该从陕西龙山文化或者说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区分出来,而与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地区的文化遗存放在一起讨论,石峁遗址无疑是这一文化区的中心所在,可否考虑适时提出“石峁文化”或“石峁文化圈”?夏禹万国,商汤三千,周武八百。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一样,是夏王朝之前的“古国”。 
 
  对于石峁城址的“石破天惊”,我酝酿着一个想法。尧舜禹时期正值洪水频发之际,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下游与淮河流域,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平原地带也可能存在洪水危害。几十年来,我有这样一个生活体会,一般情况下,陕南下暴雨,关中下大雨,陕北下中、小雨,陕北黄土峁上一年只要有几次中、小雨就能丰收。平原地带水量充沛乃至遭遇洪水之时,陕北恰是丰收之年。所以,仰韶文化阶段,关中遗址多,陕北遗址少;龙山时代发生转变,关中遗址少,陕北遗址多。再者,龙山时代遗址的相对位置较高,河岸边一级台地很少,陕北主要是分布于黄土峁上。此外,庙底沟时期,内蒙古中南部人群就因气候嬗变而南移,龙山时代仍有这种趋势。总之,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陕北人口集聚,聚落膨胀,财富积累,成为地域性中心。
 
  我最近在整理齐家文化的普查资料,齐家文化发现三千多处遗址,其中平凉地区占了两千多处,但平凉地区考古工作做得很少,经科学发掘的遗址更少,平凉有可能是齐家文化的政治中心,存在高等级聚落,就像榆林石峁遗址那样。
 
  肖宇:今年是夏鼐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也是夏先生从事考古工作八十周年,您能否回忆一下与夏先生的交往?
 
  巩启明:夏鼐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为人严谨而诚恳,值得我们尊重与怀念,这里我想讲两件事。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领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和姜寨遗址。无须讳言,兵马俑的早期发掘,确实存在着不科学、不规范的现象。夏鼐先生当场要求查看探方发掘记录,询问兵马俑修复状况,对其中的问题发了一肚子牢骚。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肯定了我们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身边的同志说,姜寨发掘继承了半坡发掘的好传统,并鼓励我再接再厉把姜寨村落清晰揭露出来。
 
  1983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郑州召开,我带着刚刚创刊发行的《史前研究》参加会议,想借此机会征求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意见。会后我直接拜访了夏鼐先生,夏先生说,《史前研究》创刊号我已经看过了,办得蛮好,内容全面,文章质量也很高,考古界许多老先生早就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刊物,现在陕西实现了就应该好好办下去。其实当时我是抱着接受批评的态度去找夏先生的,陕西创办《考古与文物》后,据闻夏先生稍有情绪,因为北京早有《考古》、《文物》。
 
  肖宇:您是《史前研究》的创刊主编,倡导多学科视野下的史前研究,80年代初《史前研究》甫一发刊,便在国内外考古界产生巨大影响力,既繁荣了学术,更引导了学术,您能讲讲自己的创刊初衷及办刊心得吗?
 
  巩启明:80年代初,张光直先生两度来访陕西,因宝鸡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未能遂愿至周原考察。之后严文明先生给我写信,告知张光直先生执意要去周原,并托我帮忙安排。当时我担任省文物局副局长,同当地沟通后,陪着张先生如愿抵达周原。在与张光直先生的多次接触交流中,我获知国际上有数百种史前研究刊物,这一情况启发了我。考虑到三大杂志上每年发表的史前研究文章数量很有限,能否在国内创办一份史前研究的专门刊物。为此,我特地调查了史前考古领域积压的稿件及正在进行的发掘项目,确信所涉发掘简报、相关研究足以支持一份杂志。
 
  我最先和石兴邦先生透露了这一想法,石先生很支持。通过石兴邦先生的引荐,我去北京寻求尹达先生的意见,尹先生的意图是打算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史前学会,由我先在陕西把刊物先办起来,时机成熟时再把刊物收到北京作为史前学会会刊。我前后找了尹达先生多次,从怎样筹备、报批到如何组稿、审稿,尹先生一一指导我。
 
  1983年3月,《史前研究》创刊号出版发行,获得学界一致好评,并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影响力。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后来由于政策与人事上的诸多原因,《史前研究》被迫停刊,取消了刊号,只能以书代刊,不得不遗为憾事。
 
  《史前研究》有一个办刊理念,或者说是刊物特点,刊物以史前为研究主题,而不囿于考古学,所涉学科囊括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
 
  这一办刊理念的产生,得益于许多专家学者的启迪。比如,刘敦愿先生提倡民俗学研究,他关注的是《诗经》中的早期民俗,刘先生来姜寨遗址参观时,建议将民俗学纳入《史前研究》范畴之内。林耀华先生倡导民族学在史前研究中的运用,涉及图腾、原始宗教等重要问题。这些学科各有偏长,相互启发。还有一个时代背景,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考古》、《文物》与《考古学报》率先复刊,考古学领域的学术刊物渐趋繁荣,而其他社会科学杂志尚未完全走出“文革”阴影,所以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也亟需学术刊物的支撑。
 
  安志敏先生曾担心《史前研究》内容稍显庞杂,我又就此请教尹达先生,尹先生反问我:你办《史前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还不就是研究史前社会,史前社会包罗万象、牵涉甚广,多一重视角,多一份材料,总是有所裨益的。
 
  办刊物要有清晰的用稿原则,社会学科刊物更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学术火花往往就是在争鸣中迸发的,学术争鸣的意义不在于说服别人,而是在对立的观点中开拓第三种路径,相互磨砺,拓展研究思路。《史前研究》不压制任何新观点,越是不同的观点越应该发表,才能活跃学术。以前河南省考古所内部有个审稿组,对外发表文章都要经过审稿组审查,尤其是涉及夏文化、商城的文章要统一学术观点,这是有悖于学术发展规律的。
 
  刊物的生命力在于稿源,尊重老年作者,依靠中年作者,培养青年作者。《史前研究》创刊之际,我给全国各地知名学者,写了五十余封约稿函。后来,张光直先生在海外帮忙约稿。至于青年研究者,对他们的稿子要热情对待,给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支持他们发表新观点,通过办刊物也能达到培养专业人才的目的。总之,团结学界才能盘活刊物。
 
  办学术刊物不光能活跃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还能拓展学科建设,这是学术刊物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稍早于《史前研究》创刊的《农业考古》是个例子,《农业考古》杂志在农业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后来借助《农业考古》,陈文华先生还促进了茶文化研究的繁荣。我与陈文华熟讷,他曾数次赶赴陕西考察法门寺出土茶具,并托我为《农业考古》组稿。张光直、童恩正和陈文华这三位先生,事业心很强,凡事倾力而为,都是我所尊重的学者。
 
  肖宇:前不久您与周昆叔先生一同荣获“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半坡遗址的发掘就非常注重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姜寨遗址的发掘更加突出了这一点,您似乎很早就注意到环境研究的意义,并一直不懈推动环境考古的发展,就此请您谈谈您的实践与认识。
 
  巩启明:读大学时,我去大明宫遗址实习,马得志先生向我们介绍唐长安城的自然地理环境,嘱咐我们日后不管发掘什么遗址都应该先弄清楚自然环境,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考古实践中,我将遗址环境理解为地层、地质、地貌、河流、山川等等,乃至于遗址形成阶段、使用阶段的古环境。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中,我曾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古环境、植物孢粉、动物骨骼、古地磁、人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80年代末,在侯仁之院士的支持下,周昆叔先生在上宅遗址及平谷盆地开展环境研究。1989年春、冬,周昆叔先生带领曹兵武、刘本安、顾海滨与我、魏京武、杨亚长一起考察关中古环境与古文化的关系,当时环境研究已提升到环境考古的理论高度,所以考察途中周昆叔先生与我商量合力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环境考古学术会议。之所以要在陕西开这次会,一是由于陕西环境考古工作做得多,刘东生院士指导了不少学生在陕西搞古环境研究,二是想借此推动环境考古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其实,早期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传统,即对地质、地形和环境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工作对遗址自然环境及石器质料、岩性都很重视,当时认为这是了解史前文化的重要手段。安特生对仰韶村地形、地貌进行过研究,他初到仰韶村发现遗址东西有两条冲沟,认为可能是作防御之用,经观察确认是遗址形成后才出现的,转而推论当时居民聚居于平原。发掘青海朱家寨遗址时,安特生发现出土人骨散乱,检视地层却无扰乱迹象,后经研究认定这是1920年大地震所致。安特生、袁礼复等一批考古学者皆为地质学出身,或兼具地质学背景。后来,旧石器考古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新石器考古中却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
 
  肖宇:“聚落”这一概念本身就源自地理学,生存环境、生业策略及人的能动性是统一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环境考古与聚落考古是相辅相成的?
 
  巩启明:确实如此,不了解聚落形成、使用及衰落阶段的自然环境,就很难全面揭示聚落选址、聚落形成及聚落演变等重要问题。
 
  肖宇:从90年代开始,您将注意力转向唐代帝陵的调查与研究,是什么机缘促成这次学术转向?
 
  巩启明:陕西是周秦汉唐国都所在,帝王陵寝数量较多,其中以汉唐帝陵尤为重要。我开展唐陵调查除了是对大学时期隋唐考古兴趣的延续,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当时乾陵因发展旅游,得以有效保护,北山地区的其他唐陵都“千疮百孔”,采石料、烧石灰、造水泥,对陵区遗迹造成了巨大危害,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开展调查,为地方文物保护提供依据与参考。
 
  其次是考古学研究的需要。以前也曾调查过部分唐陵,但缺乏系统考古调查。唐陵的研究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资料,这种资料性阙如直接限制了隋唐考古学研究。
 
  再次是中德合作的契机。1990年,德国美茵兹国家博物馆来华寻找合作伙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次年,德方提出考古合作意向,他们做过东罗马研究,对唐陵很有兴趣。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只能调查不能发掘,德方领队是美茵兹国家博物馆馆长魏德曼博士,中方领队由我担任。
 
  从1993年到1995年,每年调查、勘探与测绘两个季度,采用传统考古田野考古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蒲城境内唐睿宗桥陵、唐玄宗泰陵、唐宪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及其陪葬墓进行调查。我在1995年退休后,继续对唐代陵墓进行调查,不光是陕西境内,还去了河南、河北和山东调查,跑了好多年,系统调查了唐代帝陵。最近几年,张建林同志在做唐陵的考古调查,对陵园墙址、阙址等重要遗迹进行了发掘,希望能弥补我们这代人工作的不足。
 
  肖宇:考古工作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份理想。您在“文革”期间和退休后,都坚守对考古的执着,以学术为志业,孜孜以求,永葆探寻未知的兴趣。最近几年您依然笔耕不辍,接连撰文对华北地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进行研究,涉及农业起源、定居聚落发生等重要问题,就此您有何想法?
 
  巩启明:宏观上观察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江西、湖南、福建、浙江、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所发现,但是陕西、山西还没有线索,北方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应该注意马兰黄土顶部是否存在人类活动遗存。
 
  蒋乐平同志近年来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确认,使得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基本清晰了。江苏虽然最近发掘了顺山集遗址,但早期文化缺环依然明显,接下来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突破就要看江苏了。淮河上游贾湖遗址的年代可以突破九千年,那么淮河中下游呢?所以,江苏史前文化的突破有可能就在淮河中下游。
 
  我写华北、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两篇文章(注:《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与《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目的就是启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在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地区寻找线索。从考古学文化谱系延伸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肖宇:您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首届学生,与中国考古学相携半个多世纪,必有所感悟。《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将您的事迹收录在内,亦表明考古界对您学术成就的认可,能否谈谈您的治学感悟?
 
  巩启明:这是个很难讲的问题,但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眼里有典型、心里有全局”,既要弄清点上的情况,也要弄清面上的情况。
 
  拿姜寨遗址来说,姜寨是个案,为了更好的了解姜寨遗址,我们通过大面积调查,弄清姜寨遗址周围其他遗址的情况,再逐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整个关中东部。姜寨二期遗存文化面貌的确认,就是通过史家遗址发掘。对于姜寨二期而言,史家遗址才是典型。同样的道理,我做关中唐陵调查,就跑遍了陕西、河南及河北等地,广泛调查唐代帝陵与高级别墓葬,由此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关中唐陵的情况。
 
  上升到学科层面,我们从考古学出发研究问题,以客观遗迹为根本,但不能画地为牢,学科间要相互启发,比如民族学材料也可作为有益的补充,无论是解放后的民族调查,还是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史前研究》提倡考古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等学科视野下的史前研究,不拘泥于狭小领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换而言之,更普世的道理是,只有综合研究才能把握重点,仅有个案研究无法显现典型规律。
 
  肖宇:宏观把握,着眼典型,是您学术思维的一个特点。谢谢巩先生!感谢您与我们分享自己的人生足迹、心路历程及学术感悟,祝您身体健康!
 
  附记:采访者负笈西北大学期间,有幸添列巩启明先生助手,亲沐教泽。适逢先生八秩华诞,《南方文物》编辑部应时促成此次访谈,以颂瑞寿,并飨读者,赓续薪火。2015年7月21日至24日,巩启明先生不辞辛劳,接连数日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寓所接受访谈。访谈大纲撰写过程中,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钱耀鹏教授和《南方文物》编辑部周广明研究员曾给予帮助,并致谢忱。
 
(本文电子版由采访者肖宇提供,作者:巩启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肖宇  常州博物馆, 原载于《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作者:巩启明 肖宇

文章出处:南方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