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考古人物学者风采
学者风采
“实事求是,才能不断进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
发布时间:2017-03-22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潘玥斐    点击率:
  “我是一位在中国考古界内颇具争议的考古学家,主要因为我的创新或曰标新立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这样评价自己。关于创新,何努谈到了四点心得:一是多学科知识的结合使人广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学假设或假想使人创新,三是宽容与包容有助于学术进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个人进步。

  对考古充满热情

  谈到为何会选择考古专业,何努表示,出于对考古的热爱,早在高中二年级,他就立志学习考古专业。

  硕士毕业后,何努来到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工作。回顾这段基层考古工作经历,他表示对其学术的成长极为重要。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遗址和夏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与探索,他基本了解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和青铜文化结构体系,对后来黄河中游地区文明核心形成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尤其是晋南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探索,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博士毕业后,何努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担任陶寺城址发掘领队和山西队队长。他带领山西队发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区,发现了早期的宫殿附属建筑凌阴、中期宫殿建筑基址、下层贵族居址、观象祭祀台、地坛、大型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及城门,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遗址的功能区划。

  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课题意识

  在何努看来,“没有想象比想错了更可怕”,他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发表”为座右铭。秉持着这些信念,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例如,最先提出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大致脉络;提出陶寺朱书“文尧”解释,为“尧都平阳”的考古证明提供重要证据链;提出最初“中国”的概念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等。何努一直非常关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的研究,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首创了一套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

  学术探究过程中总是少不了质疑和争议。何努说,“我秉承对我观点的反对、批评、围观包容态度,积极汲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看待学术争鸣,理解对我的误解。这一切总能化作推动我前进的积极动力。”陶寺观象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努发现陶寺观象台之初,饱受中国考古学界的质疑,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4000年前的古观象台遗迹,史无前例,考古学界缺乏相应的天文学知识储备和相关先例参照。近年来,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才逐步认同陶寺观象台功能,部分年轻学者也试图从古天文的视角考虑自己发掘的遗址。

  何努同时也表示,“勇于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否定自己错误的观点,抛开所谓的‘面子问题’,实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近年陶寺遗址宫城与外郭城西墙的再确认,推翻了何努早年对陶寺早期城址结构的认识,他勇于及时纠正了自己的观点。

  “总的来说,是在印证、修正、推翻、重新再调整过程中逐步前行,把考古发掘工作推向深入、推向全面。”在谈到考古发掘工作的实际感受时,何努表示,要有问题意识、课题意识,要进行有目的的发掘与研究。还要与相关学科进行深度合作,不断地碰撞、切磋。

  坚守在考古第一线

  现在,何努还是坚持每年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在陶寺考古现场工作,并表示今后还是继续以陶寺作为自己的研究阵地。何努说,有4000多年历史的陶寺城址内涵非常复杂,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探索与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重要的出土文物需要研究,这是一项基础研究工作。

  在理论研究方面,何努表示,今后会继续深化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研究,推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方法论的完善。接下来五年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中华思想通史》中《原始社会编》的资料编辑、撰写及统稿工作。

  此外,何努还有一个新的研究兴趣点:关于中国史前时期至夏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考古。他说,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我国考古学界还是一个空白点,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增长点,现在国内学界的注重度还不够。他认为,今后可以从实践入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建立一套相应的考古理论框架,对于中国史前时期不同的文明化道路,以及多元一体化过程中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进行考古探索,这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新征程。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2日第2版)
责编:韩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分享到: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AmazingCounters.com
位访问者

 
学者风采

“实事求是,才能不断进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

发布时间: 2017-03-22

  “我是一位在中国考古界内颇具争议的考古学家,主要因为我的创新或曰标新立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这样评价自己。关于创新,何努谈到了四点心得:一是多学科知识的结合使人广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学假设或假想使人创新,三是宽容与包容有助于学术进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个人进步。

  对考古充满热情

  谈到为何会选择考古专业,何努表示,出于对考古的热爱,早在高中二年级,他就立志学习考古专业。

  硕士毕业后,何努来到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工作。回顾这段基层考古工作经历,他表示对其学术的成长极为重要。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遗址和夏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与探索,他基本了解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和青铜文化结构体系,对后来黄河中游地区文明核心形成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尤其是晋南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探索,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博士毕业后,何努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担任陶寺城址发掘领队和山西队队长。他带领山西队发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区,发现了早期的宫殿附属建筑凌阴、中期宫殿建筑基址、下层贵族居址、观象祭祀台、地坛、大型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及城门,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遗址的功能区划。

  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课题意识

  在何努看来,“没有想象比想错了更可怕”,他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发表”为座右铭。秉持着这些信念,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例如,最先提出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大致脉络;提出陶寺朱书“文尧”解释,为“尧都平阳”的考古证明提供重要证据链;提出最初“中国”的概念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等。何努一直非常关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的研究,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首创了一套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

  学术探究过程中总是少不了质疑和争议。何努说,“我秉承对我观点的反对、批评、围观包容态度,积极汲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看待学术争鸣,理解对我的误解。这一切总能化作推动我前进的积极动力。”陶寺观象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努发现陶寺观象台之初,饱受中国考古学界的质疑,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4000年前的古观象台遗迹,史无前例,考古学界缺乏相应的天文学知识储备和相关先例参照。近年来,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才逐步认同陶寺观象台功能,部分年轻学者也试图从古天文的视角考虑自己发掘的遗址。

  何努同时也表示,“勇于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否定自己错误的观点,抛开所谓的‘面子问题’,实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近年陶寺遗址宫城与外郭城西墙的再确认,推翻了何努早年对陶寺早期城址结构的认识,他勇于及时纠正了自己的观点。

  “总的来说,是在印证、修正、推翻、重新再调整过程中逐步前行,把考古发掘工作推向深入、推向全面。”在谈到考古发掘工作的实际感受时,何努表示,要有问题意识、课题意识,要进行有目的的发掘与研究。还要与相关学科进行深度合作,不断地碰撞、切磋。

  坚守在考古第一线

  现在,何努还是坚持每年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在陶寺考古现场工作,并表示今后还是继续以陶寺作为自己的研究阵地。何努说,有4000多年历史的陶寺城址内涵非常复杂,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探索与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重要的出土文物需要研究,这是一项基础研究工作。

  在理论研究方面,何努表示,今后会继续深化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研究,推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方法论的完善。接下来五年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中华思想通史》中《原始社会编》的资料编辑、撰写及统稿工作。

  此外,何努还有一个新的研究兴趣点:关于中国史前时期至夏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考古。他说,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我国考古学界还是一个空白点,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增长点,现在国内学界的注重度还不够。他认为,今后可以从实践入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建立一套相应的考古理论框架,对于中国史前时期不同的文明化道路,以及多元一体化过程中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进行考古探索,这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新征程。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2日第2版)
责编:韩翰

作者:潘玥斐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