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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发掘报告》—新中国田野考古范式的确立
发布时间:2017-01-10    文章出处: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孙庆伟    点击率:

  《辉县发掘报告》是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时隔一甲子,坊间早已难觅这部报告的踪影,典藏机构也大多视为珍藏,不轻易示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重印这部考古学经典著作,不啻是学界福音。重读辉县报告,重温辉县发掘,我们更能体悟这次发掘和这部报告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一

  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导的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近代科学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1928年,在傅斯年的积极筹划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下设考古组,中国才第一次拥有了国家级的考古学专门研究机构。从1928年至1937年,考古组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为契机,培养出以“考古组十弟兄”为代表的第一代本土考古学者。


  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正式成立。考古所以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留守人员为班底,所长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实际负责所务。这个新机构的研究人员只有8人,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14人,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全部的考古力量。

  考古所成立伊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人员不足,急需培训干部,扩大研究队伍。为此,考古所于1950年10月组团前往河南辉县(当时属平原省)开展发掘工作。发掘团由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为副团长、苏秉琦为秘书长,另有技术人员和技工多人,发掘团的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辉县发掘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培训为主要目标的田野考古。

  二

  田野考古培训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发掘古代遗址,二是如何编写发掘报告。这两项工作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辉县发掘报告》的出版,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在一定时间内尽快出版考古报告的先河,这一条在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被不断地重申、强调,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惯例和硬要求。

  发掘团中负责指导的三位老师都有各自的发掘经历。夏鼐自不必多说,郭宝钧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却是“老殷墟”,早在1928年,他即以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参加了史语所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从此与考古结缘。殷墟之外,他还参加了史语所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并以河南古迹研究会名义主持了濬县辛村卫国墓地、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墓葬发掘方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苏秉琦先生1934年夏自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可以说,夏、郭、苏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准。

  三位指导老师有明确的分工:夏鼐全面负责发掘,并辅导几位年轻人的田野工作实践;郭宝钧参与指导并做实际田野工作,同时负责与地方交涉;苏秉琦负责业务管理,掌管墓葬钻探情况,负责墓葬的编号和分配,以及向考古所写工作汇报等行政事务。上述分工,既与他们三人的工作经历和业务专长密切相关,也是中国考古学当时所处阶段的必然结果。

  考古报告的编写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核心环节。辉县发掘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报告只有两本——梁思永主持编写的《城子崖》和苏秉琦独立完成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部发掘报告的质量,主要有两点决定性因素:一是田野发掘的水平,二是报告编写的体例。《城子崖》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斗鸡台遗址是北平研究院田野发掘的第一站,在1934年至1937年间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受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方法了,但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所揭示的相关内容来看,当时的发掘水平无疑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如对墓葬的描述都比较简单,很多墓葬缺少平面图,更无剖面图。但由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是由苏秉琦一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他结合发掘材料的实际情况而独创了一套不同于《城子崖》的报告编写体例,特别是他为解决墓葬的年代和分期问题而撰写的附录——“瓦鬲的研究”,更是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的先河。

  从1950年冬到1952年春,发掘团先后在辉县的五个地点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结束后不久,梁思永和夏鼐即开始筹划《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工作作风的培养也是田野考古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期间,夏鼐自己负责发掘难度最大的战国车马坑。当时已经是隆冬季节,车马坑被冻成了冰土块,夏鼐每天利用炭火盆慢慢地消融冰块,再一点一点地剔出车的残痕,一边清理,一边记录和绘图,双手冻肿也不管不顾。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夏鼐不仅将车马坑完整地清理出来,而且在发掘结束后不久,就根据发掘记录将车子复原出来。这种专注的敬业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榜样力量对几位年轻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由此塑造了中国考古人不怕吃苦、严谨踏实、乐于奉献的基本品格。

  三

  辉县发掘对四位年轻人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野技能的培训,而是着眼于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这一点从夏鼐对他们的工作安排上就可一览无余。

  发掘团的第一次发掘工作选在辉县城东的琉璃阁进行。这里的文化堆积丰富,主要有商代、战国和汉代的文化层与墓葬。在发掘过程中,殷周的墓葬多分给了王伯洪和安志敏二人,汉墓则交给王仲殊,其他遗迹则归石兴邦。这样的分工实际上代表了夏鼐的学科规划,希望藉由这几位年轻人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而若干年之后,夏鼐的良苦用心就有了回报,他们四人都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王伯洪是商周考古专家,并于1955年担任考古所丰镐考古队首任队长,负责西周都邑丰镐遗址的发掘工作;安志敏是著名的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专家,先后主持或参加了郑州二里岗、陕县庙底沟和洛阳中州路等著名遗址的发掘工作;王仲殊则成长为汉代考古权威,并继夏鼐之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后来回到陕西,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半坡遗址,并长期担任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主导了陕西的考古工作。

  仅靠辉县发掘培养出来的几位年轻人还不足以缓解日益迫切的人才需求。为彻底解决国家考古人才短缺问题,北京大学在1952年至1955年间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训练班的核心课程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及实习,教员包括梁思永、夏鼐、裴文中、曾昭燏、郭宝钧、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其主要成员均来自辉县发掘团。此外,发掘团的技术人员也参与到教学中来,如徐智铭讲考古绘图,赵铨讲考古照相,老技师白万玉讲工地文物包装处理等。这批训练班成员日后大多成为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辉县模式”经由他们而深深扎根于中国考古界。

  1952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设立考古专业,辉县发掘团的多位成员在北大承担课程。夏鼐主讲考古学通论和考古方法,将他的考古学理念系统地传授。而苏秉琦则自北大考古专业创办伊始即兼任专业主任,直至1983年北大考古系成立才卸任,为新中国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辉县模式”经由北大考古在全国发扬光大。

  辉县发掘已成为历史,辉县报告则已铸成经典。我们今天重读《辉县发掘报告》,不仅是要缅怀前贤,更要关注当下,认真思考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探索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1月10日24版)

(责编:张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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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发掘报告》—新中国田野考古范式的确立

发布时间: 2017-01-10

  《辉县发掘报告》是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时隔一甲子,坊间早已难觅这部报告的踪影,典藏机构也大多视为珍藏,不轻易示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重印这部考古学经典著作,不啻是学界福音。重读辉县报告,重温辉县发掘,我们更能体悟这次发掘和这部报告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一

  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导的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近代科学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1928年,在傅斯年的积极筹划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下设考古组,中国才第一次拥有了国家级的考古学专门研究机构。从1928年至1937年,考古组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为契机,培养出以“考古组十弟兄”为代表的第一代本土考古学者。


  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正式成立。考古所以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留守人员为班底,所长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实际负责所务。这个新机构的研究人员只有8人,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14人,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全部的考古力量。

  考古所成立伊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人员不足,急需培训干部,扩大研究队伍。为此,考古所于1950年10月组团前往河南辉县(当时属平原省)开展发掘工作。发掘团由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为副团长、苏秉琦为秘书长,另有技术人员和技工多人,发掘团的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辉县发掘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培训为主要目标的田野考古。

  二

  田野考古培训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发掘古代遗址,二是如何编写发掘报告。这两项工作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辉县发掘报告》的出版,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在一定时间内尽快出版考古报告的先河,这一条在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被不断地重申、强调,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惯例和硬要求。

  发掘团中负责指导的三位老师都有各自的发掘经历。夏鼐自不必多说,郭宝钧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却是“老殷墟”,早在1928年,他即以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参加了史语所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从此与考古结缘。殷墟之外,他还参加了史语所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并以河南古迹研究会名义主持了濬县辛村卫国墓地、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墓葬发掘方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苏秉琦先生1934年夏自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可以说,夏、郭、苏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准。

  三位指导老师有明确的分工:夏鼐全面负责发掘,并辅导几位年轻人的田野工作实践;郭宝钧参与指导并做实际田野工作,同时负责与地方交涉;苏秉琦负责业务管理,掌管墓葬钻探情况,负责墓葬的编号和分配,以及向考古所写工作汇报等行政事务。上述分工,既与他们三人的工作经历和业务专长密切相关,也是中国考古学当时所处阶段的必然结果。

  考古报告的编写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核心环节。辉县发掘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报告只有两本——梁思永主持编写的《城子崖》和苏秉琦独立完成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部发掘报告的质量,主要有两点决定性因素:一是田野发掘的水平,二是报告编写的体例。《城子崖》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斗鸡台遗址是北平研究院田野发掘的第一站,在1934年至1937年间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受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方法了,但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所揭示的相关内容来看,当时的发掘水平无疑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如对墓葬的描述都比较简单,很多墓葬缺少平面图,更无剖面图。但由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是由苏秉琦一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他结合发掘材料的实际情况而独创了一套不同于《城子崖》的报告编写体例,特别是他为解决墓葬的年代和分期问题而撰写的附录——“瓦鬲的研究”,更是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的先河。

  从1950年冬到1952年春,发掘团先后在辉县的五个地点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结束后不久,梁思永和夏鼐即开始筹划《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工作作风的培养也是田野考古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期间,夏鼐自己负责发掘难度最大的战国车马坑。当时已经是隆冬季节,车马坑被冻成了冰土块,夏鼐每天利用炭火盆慢慢地消融冰块,再一点一点地剔出车的残痕,一边清理,一边记录和绘图,双手冻肿也不管不顾。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夏鼐不仅将车马坑完整地清理出来,而且在发掘结束后不久,就根据发掘记录将车子复原出来。这种专注的敬业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榜样力量对几位年轻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由此塑造了中国考古人不怕吃苦、严谨踏实、乐于奉献的基本品格。

  三

  辉县发掘对四位年轻人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野技能的培训,而是着眼于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这一点从夏鼐对他们的工作安排上就可一览无余。

  发掘团的第一次发掘工作选在辉县城东的琉璃阁进行。这里的文化堆积丰富,主要有商代、战国和汉代的文化层与墓葬。在发掘过程中,殷周的墓葬多分给了王伯洪和安志敏二人,汉墓则交给王仲殊,其他遗迹则归石兴邦。这样的分工实际上代表了夏鼐的学科规划,希望藉由这几位年轻人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而若干年之后,夏鼐的良苦用心就有了回报,他们四人都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王伯洪是商周考古专家,并于1955年担任考古所丰镐考古队首任队长,负责西周都邑丰镐遗址的发掘工作;安志敏是著名的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专家,先后主持或参加了郑州二里岗、陕县庙底沟和洛阳中州路等著名遗址的发掘工作;王仲殊则成长为汉代考古权威,并继夏鼐之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后来回到陕西,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半坡遗址,并长期担任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主导了陕西的考古工作。

  仅靠辉县发掘培养出来的几位年轻人还不足以缓解日益迫切的人才需求。为彻底解决国家考古人才短缺问题,北京大学在1952年至1955年间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训练班的核心课程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及实习,教员包括梁思永、夏鼐、裴文中、曾昭燏、郭宝钧、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其主要成员均来自辉县发掘团。此外,发掘团的技术人员也参与到教学中来,如徐智铭讲考古绘图,赵铨讲考古照相,老技师白万玉讲工地文物包装处理等。这批训练班成员日后大多成为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辉县模式”经由他们而深深扎根于中国考古界。

  1952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设立考古专业,辉县发掘团的多位成员在北大承担课程。夏鼐主讲考古学通论和考古方法,将他的考古学理念系统地传授。而苏秉琦则自北大考古专业创办伊始即兼任专业主任,直至1983年北大考古系成立才卸任,为新中国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辉县模式”经由北大考古在全国发扬光大。

  辉县发掘已成为历史,辉县报告则已铸成经典。我们今天重读《辉县发掘报告》,不仅是要缅怀前贤,更要关注当下,认真思考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探索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1月10日24版)

(责编:张暾)

作者:孙庆伟

文章出处: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