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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们这个时代,做好人不容易——《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献辞
发布时间:2017-01-12    文章出处:活字文化公众号    作者:李零    点击率:
  今年12月26日是高老师九十华诞,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去年,高老师的同学,叶小燕、王世民、徐元邦、马克垚、耿引曾、黄景略,他们这批老前辈曾到蓝旗营给高老师祝寿。我跟曹玮、国龙谈起,我们这些晚辈是不是也应给高老师庆祝一下呀?最好的方式是像十年前那样,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出面,请高老师的学生和朋友分头撰文,为高老师庆寿,因此有了这个纪念集。

  前两天,曹玮跟我说,你给这个纪念集写个序言吧。我说,序言不太合适吧,我还是写一点回忆,说几句祝福更好。

  我认识高老师很早,距离现在已有30多年,将近40年。

  1976年,我从山西农村回到北京,目睹了“文革”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渴望读书,特别想找一份与考古沾边的工作,哪怕是印考古报告或文物图录的工人,或卖这类书籍的书店售货员。

  1977年,得夏鼐先生青眼,我居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参加《殷周金文集成》的准备工作,天天对拓片,埋头古文字。

  1979年,我跟张政烺先生读研究生,开始步入学术之门,一切有如梦幻。

  当时的古文字学界,罗王之学的三代传人,绝大多数还健在。唐兰在故宮博物院,于省吾在吉林大学,容庚、商承祚在中山大学,徐中舒在四川大学。这些老先生在70岁上下。比他们小一轮,陈梦家死于“文革”开始,走得太早;胡厚宣、张政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也就60多岁。我们只把这两批先生叫先生。再往下数,才是高老师和李学勤、裘锡圭两位老师。我们习惯上是叫老师。他们三位,高老师参加工作早,年纪大一点儿,也就50多岁,李学勤老师和裘锡圭老师连50岁都不到。我自己呢,正当而立之年。现在想想,那可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呀!

  我很庆幸,我是在这样的年龄段开始接触古文字学,接触古文字学界,因而认识了高老师。高老师一直跟我说,做人要学张先生。其实,他本人也是我的榜样。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之间,我们的老师,纷纷撒手而去,就连我们这些学生辈儿的人都老了。说实话,我真想不到,高老师可能已经是古文字学界年龄最大的人。

  老人是个时间坐标,看到他们,我会想到自己,想到生命的重复和轮回,时间接力形成历史链条,一环扣一环,我们走进的是同一个历史,我们与老师同在。

  北大老师,我认识最早也最熟悉的当属三位,历史系的马克垚老师,考古系的俞伟超老师和高明老师,他们都曾经是“最年轻的老师”。我对老先生,一直保持敬畏,敬畏产生距离感,真正接触最多也更为亲近的,其实是这些“最年轻的老师”。

  记得当年,我住中关村10号楼,高老师住燕东园,彼此离得近,来往很方便。后来我搬劲松,他搬中关园,上一趟北大不容易,我看高老师,他会留我聊天吃饭。1985年,我调北大,搬回西郊,距离再一次拉近。

  看来我跟北大有缘呀,更正确地说,是跟北大的老师有缘。我跟北大领导一直没什么关系,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学生也一点儿不熟。

  这些老师是我的引路人。

  20世纪80年代,人人言商,“发财是硬道理”。

  我调北大是1985年,正式上课是1986年,上过一回,学生派个代表跟我商量,说您讲的我们听不懂,是不是就甭上了。那阵儿,系里还有政治学习,每次开会,没说几句,就哭穷,人心浮动,纷言下海经商办公司,学生宿舍门口有各种小广告。学生不上课,在宿舍喝酒,甚至邀我跟他们划拳行令,直到发生柴庆丰事件。

  1988年,中文系居然排不出课(老师太多,不够上),我就到考古系给曹玮他们那批研究生上课。高老师不但让我帮他上课,还游说领导,调我到考古系。他特别担心的是,等他退了,古文字这摊儿就断了档。

  虽然我没能到考古系,但一直与考古系保持密切联系,与高老师保持密切联系。

  想不到,2001年,我们都搬蓝旗营,两座楼,一前一后,一抬脚就能去看高老师,太好了。


  2008年高明先生于北大蓝旗营家中

  老板不是老板,我熟悉的老师,跟现在不一样。

  第一,他们朴素,淡泊名利,没有大把的钱烧着、课题和评审督着,照样做学问。个人学术就是个人学术,没有团队作业、竞争管理、靠年轻人打工的大工程。学生呢,也不是私属,只要在校听课都是学生,无所谓“子弟兵”,很有点“天下为公”的味道。

  第二,他们真诚,不像现在的很多“小窝头”(上海话的“小滑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一心向上爬,表演欲、领导欲和大师欲高得不得了,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唯恐自己不是人上人。

  古文字是门什么样的学问,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理解,这是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学问。李学勤先生在历史所和历史系研究古文字,裘锡圭先生在中文系研究古文字,他们都是大师,没问题。但我们要注意,高老师是在考古系研究古文字,学术背景不一样,学术贡献不一样。

  高老师是古文字学家,但首先是考古学家。他是先当考古学家,后当古文字学家。无论考古发掘,还是古文字教学,他都对北大考古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常对我说,他家境贫寒,年龄大,起步晚,跟很多人没法比,只能以勤补拙。他这一辈子,笔耕不辍,留下的书和文章很多,一直到去年还在编书写文章。

  从考古学入手,研究古文字,高老师有很多收获,很多贡献。我想,凡是了解高老师的经历,读过他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人,都不难看到这一点。

  读高老师的书,我有三点体会,可以概括一下。

  第一,高老师有近20年的考古经历,参加过很多重大发掘,这种经历很重要。他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和《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初稿(见《高明学术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没有考古积累,绝对写不出来。

  第二,我读研究生的时代,古文字教学还非常落后,根本没有教材。当时考研,除了郭沫若和陈梦家的几部专著,没有一部系统的通论和整合全部古文字材料的文字编。高老师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和《古文字类编》填补了这个空白。

  第三,古文字是研究简单事实的小道,很多专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除了否定别人的意见,突出自己的发明,无事可做,养成好与人争、好与人辩的职业病。高老师没有这个恶习,月小山高,嵚崎磊落,学问高明,人也高明。

  我们这个时代,做好人不容易。

  高老师是好人。

  祝高老师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2016年5月1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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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们这个时代,做好人不容易——《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献辞

发布时间: 2017-01-12

  今年12月26日是高老师九十华诞,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去年,高老师的同学,叶小燕、王世民、徐元邦、马克垚、耿引曾、黄景略,他们这批老前辈曾到蓝旗营给高老师祝寿。我跟曹玮、国龙谈起,我们这些晚辈是不是也应给高老师庆祝一下呀?最好的方式是像十年前那样,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出面,请高老师的学生和朋友分头撰文,为高老师庆寿,因此有了这个纪念集。

  前两天,曹玮跟我说,你给这个纪念集写个序言吧。我说,序言不太合适吧,我还是写一点回忆,说几句祝福更好。

  我认识高老师很早,距离现在已有30多年,将近40年。

  1976年,我从山西农村回到北京,目睹了“文革”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渴望读书,特别想找一份与考古沾边的工作,哪怕是印考古报告或文物图录的工人,或卖这类书籍的书店售货员。

  1977年,得夏鼐先生青眼,我居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参加《殷周金文集成》的准备工作,天天对拓片,埋头古文字。

  1979年,我跟张政烺先生读研究生,开始步入学术之门,一切有如梦幻。

  当时的古文字学界,罗王之学的三代传人,绝大多数还健在。唐兰在故宮博物院,于省吾在吉林大学,容庚、商承祚在中山大学,徐中舒在四川大学。这些老先生在70岁上下。比他们小一轮,陈梦家死于“文革”开始,走得太早;胡厚宣、张政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也就60多岁。我们只把这两批先生叫先生。再往下数,才是高老师和李学勤、裘锡圭两位老师。我们习惯上是叫老师。他们三位,高老师参加工作早,年纪大一点儿,也就50多岁,李学勤老师和裘锡圭老师连50岁都不到。我自己呢,正当而立之年。现在想想,那可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呀!

  我很庆幸,我是在这样的年龄段开始接触古文字学,接触古文字学界,因而认识了高老师。高老师一直跟我说,做人要学张先生。其实,他本人也是我的榜样。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之间,我们的老师,纷纷撒手而去,就连我们这些学生辈儿的人都老了。说实话,我真想不到,高老师可能已经是古文字学界年龄最大的人。

  老人是个时间坐标,看到他们,我会想到自己,想到生命的重复和轮回,时间接力形成历史链条,一环扣一环,我们走进的是同一个历史,我们与老师同在。

  北大老师,我认识最早也最熟悉的当属三位,历史系的马克垚老师,考古系的俞伟超老师和高明老师,他们都曾经是“最年轻的老师”。我对老先生,一直保持敬畏,敬畏产生距离感,真正接触最多也更为亲近的,其实是这些“最年轻的老师”。

  记得当年,我住中关村10号楼,高老师住燕东园,彼此离得近,来往很方便。后来我搬劲松,他搬中关园,上一趟北大不容易,我看高老师,他会留我聊天吃饭。1985年,我调北大,搬回西郊,距离再一次拉近。

  看来我跟北大有缘呀,更正确地说,是跟北大的老师有缘。我跟北大领导一直没什么关系,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学生也一点儿不熟。

  这些老师是我的引路人。

  20世纪80年代,人人言商,“发财是硬道理”。

  我调北大是1985年,正式上课是1986年,上过一回,学生派个代表跟我商量,说您讲的我们听不懂,是不是就甭上了。那阵儿,系里还有政治学习,每次开会,没说几句,就哭穷,人心浮动,纷言下海经商办公司,学生宿舍门口有各种小广告。学生不上课,在宿舍喝酒,甚至邀我跟他们划拳行令,直到发生柴庆丰事件。

  1988年,中文系居然排不出课(老师太多,不够上),我就到考古系给曹玮他们那批研究生上课。高老师不但让我帮他上课,还游说领导,调我到考古系。他特别担心的是,等他退了,古文字这摊儿就断了档。

  虽然我没能到考古系,但一直与考古系保持密切联系,与高老师保持密切联系。

  想不到,2001年,我们都搬蓝旗营,两座楼,一前一后,一抬脚就能去看高老师,太好了。


  2008年高明先生于北大蓝旗营家中

  老板不是老板,我熟悉的老师,跟现在不一样。

  第一,他们朴素,淡泊名利,没有大把的钱烧着、课题和评审督着,照样做学问。个人学术就是个人学术,没有团队作业、竞争管理、靠年轻人打工的大工程。学生呢,也不是私属,只要在校听课都是学生,无所谓“子弟兵”,很有点“天下为公”的味道。

  第二,他们真诚,不像现在的很多“小窝头”(上海话的“小滑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一心向上爬,表演欲、领导欲和大师欲高得不得了,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唯恐自己不是人上人。

  古文字是门什么样的学问,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理解,这是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学问。李学勤先生在历史所和历史系研究古文字,裘锡圭先生在中文系研究古文字,他们都是大师,没问题。但我们要注意,高老师是在考古系研究古文字,学术背景不一样,学术贡献不一样。

  高老师是古文字学家,但首先是考古学家。他是先当考古学家,后当古文字学家。无论考古发掘,还是古文字教学,他都对北大考古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常对我说,他家境贫寒,年龄大,起步晚,跟很多人没法比,只能以勤补拙。他这一辈子,笔耕不辍,留下的书和文章很多,一直到去年还在编书写文章。

  从考古学入手,研究古文字,高老师有很多收获,很多贡献。我想,凡是了解高老师的经历,读过他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人,都不难看到这一点。

  读高老师的书,我有三点体会,可以概括一下。

  第一,高老师有近20年的考古经历,参加过很多重大发掘,这种经历很重要。他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和《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初稿(见《高明学术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没有考古积累,绝对写不出来。

  第二,我读研究生的时代,古文字教学还非常落后,根本没有教材。当时考研,除了郭沫若和陈梦家的几部专著,没有一部系统的通论和整合全部古文字材料的文字编。高老师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和《古文字类编》填补了这个空白。

  第三,古文字是研究简单事实的小道,很多专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除了否定别人的意见,突出自己的发明,无事可做,养成好与人争、好与人辩的职业病。高老师没有这个恶习,月小山高,嵚崎磊落,学问高明,人也高明。

  我们这个时代,做好人不容易。

  高老师是好人。

  祝高老师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2016年5月1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责编:韩翰

作者:李零

文章出处:活字文化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