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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考古人 永远的故宫人——缅怀张忠培先生
发布时间:2017-07-31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点击率:
  他一生在想事,在想学问,想事业。——黄景略

  他对文物保护事业有着深刻的思索,强调考古和保护的统一。他有自己的特点,坚持自己的观点。——谢辰生

  他对故宫的保护和保管及规章制度的建立费尽心力,自己很努力,也启发了别人。——耿宝昌

  他是一个能干事、敢干事、有办法干事的人。——严文明

  他一心都扑在事业上,不论在什么时候,他总能顶住压力,想出办法。——徐光冀

  张先生办事认真,对事不对人,他是一个透明的人。——李伯谦

  他永远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又极其关心。——叶小燕

  我父亲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个视书籍为生命的人;父亲又是个工作狂,每天都在为事业拼命!——张晓悟

  关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张忠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一生笔耕不辍,一世为人师表。他长期奋战在考古工作一线,亲自主持参与了很多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发表了200 余篇学术论文和专著,还力主启动并实施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促进相关区域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建树颇丰,特别是对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有着独到见解。他提出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考古治学之道,“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谱系论”“国家论”“文化论”的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演进规律等论断,既承袭了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思想精髓,又展现了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引领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扩大了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

  张忠培先生是非常坚定的文物守护者,一直参与和支持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以一个考古学家特有的道德情怀和责任感、使命感,在考古管理,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上,秉公直言、坚守底线,积极向国家文物局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

  张忠培先生也是永远的故宫人,他积极推动故宫博物院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锐意改革,创新实干的一位院长,也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在这期间他积极推动各方达成共识,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和职能。

  张忠培先生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桃李满天下。他带领吉大师生白手起家,扎根田间地头,专注教学科研,一步一个脚印,让吉大考古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界和考古行业的一支专业力量,不少吉大考古人已经成为文博队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张忠培先生是我的导师,从1985 年我考入他的门下到今年他溘然长逝,一共32 年。32 年来先生教了我很多知识,也教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我很幸运32 年来一直追随在先生的身边,随时都得到他的耳提面命,先生既是我的严师也是我的慈父。

  我们追忆张忠培先生,除了纪念先生在考古学建设和文博事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感怀先生独有的人格魅力外,更重要的是以先生为楷模,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当前文博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下,能够高瞻远瞩、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国家大局,继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文博事业发展道路。

  刘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张忠培先生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他对在北大学习期间的老师有着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不是在口头上说,也不是在思想上想一想,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来的。

  今年是苏秉琦先生逝世20 周年,从去年开始张先生就设想和筹划,想在今年举办纪念苏先生逝世20 周年的活动,之前也非常关心苏先生讲义的整理和出版。苏先生已经去世20 年,他还能记得这个事情,这不是偶然,这是张先生对老师的一种深厚感情的具体表现,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早在10 年前,张先生就和徐苹芳先生商议,要以他们的老师宿白先生的名义编纂一部新的《中国陶瓷史》。自徐苹芳先生去世后,张先生继续承担了这项任务,他筹划、安排和督促各项工作,就连审稿也亲力亲为。这种高度的责任感,是对自己老师的负责,也是对老师的一份深厚的感情。

  这两件事情,是张先生想完成但已无法完成的,我们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以实现先生生前的愿望。张先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中国的考古事业费尽心力,自从1952 年踏上考古这条路,到今年整整65 年,一步也没有停歇过。2005 年邹衡先生临终的时候,张先生赶到医院,对着刚刚闭眼的邹先生说:“老邹,你对得起中国的考古事业,放心走吧。”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用这句话,送给离开我们的张先生:“先生,你对得起中国的考古事业,放心走吧。”

  吴振武(吉林大学副校长)

  张忠培先生自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到吉林大学任教,前后近30 年,亲手创办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张先生谢世“二七”那一天,吉林大学也举行了张先生的追思会。吉林大学是被国家指定整体进入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而其中考古学科又被国家指定为优先发展学科,希望能在若干年内建成世界一流的考古学科。因此,吉林大学的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对张先生创建和发展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科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感激,我这次是将全校十万师生对张先生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带到会上的。

  以往和张先生接触,从许多事情上感受先生的为人。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对后辈极为关心,他身上充满了老一辈学者的风骨。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人。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张忠培先生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他的学生的培养、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中国考古学会乃至对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注重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教诲学生学好哲学,培养科学思维。他所主持的蔚县晋中考古,奠定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基础,也建立了吉林大学结合考古实习,培养学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训练的教学体系,树立了吉大考古热爱考古事业、重视田野考古、重视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学术传统。

  张忠培先生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着很深的感情,认为中国最适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就是那里。在我入所工作直至走到领导岗位期间,他的很多真知灼见我都应用到治所的实践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先生不仅是我进入考古领域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指导我治所的导师,我担任考古所领导先后近二十年,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都以各种形式对我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其中张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长者之一,是我名副其实的恩师。

  张忠培先生一直积极倡导要及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他在各种场合都大声疾呼要抓紧考古报告的编写,自己也身体力行。长期以来,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经费一直是制约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瓶颈”,正是在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于十年前专门设立了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经费,并提出原则上发掘结束后三年内应当完成发掘报告编写任务的要求。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使一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得以及时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2008年,经历了八年整顿而一直未能开展正常活动的中国考古学会终于恢复了活动,成立了第五届理事会,张忠培先生为学会的正常活动付出了大量精力。2013 年,也是在张先生的主导下,中国考古学会顺利实现了换届。中国考古学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是与张忠培先生对学会投入大量精力密不可分的。

  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亚于他在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从文化遗产不能再生的角度来说,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意义更为深远,一直倡导要把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院长)

  张忠培先生对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建设做了很多大事。首先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引进人才,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我认为是他开启了故宫博物院自觉培养人才的时代,这不仅是故宫博物院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百年大计。

  第二是培养人才。张先生受过严格的高校教育,所以他对学术的规范性相当重视。高校毕业生到故宫以后,一般都有着很好的知识基础,有一套学术规范,然后和故宫的学术传统结合,张先生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在张先生的要求下,这批年轻人热爱文物、熟悉文物、研究文物,二三十年离不开文物,朝夕相处,许多人成为知名专家。

  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学术史上的贡献,如果放得长远一点来看,有更深刻的意义。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出现的。张先生所做的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正是恢复故宫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本来面貌。

  十几年来,张忠培先生一直是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对这份工作极为认真,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面貌和学术故宫的建设,与张先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陈雍、许伟、张文军(吉林大学考古专业73 级学生代表、第一批留校青年教师)

  我们的大学老师张忠培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遥远,他要到另一个空间继续走出自己的路。

  从1973 年9 月到2017 年7 月,我们追随先生45 年。在吉林大学期间,我们经历了由历史系考古专业到考古学系的发展,同时经历了由学生到老师的转变。在这两个过程里,我们学习和践行张先生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办学宗旨和教育思想,在苏秉琦先生指导与先生率领下,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立足田野考古,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追随张先生,学习关于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方法论和谱系学说,学习关于研究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先生在文化考古学和社会考古学以及考古学理论方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永远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北京大学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元君庙仰韶墓地》《华县泉护村》,到吉林大学的《蔚县考古报告》和《太谷白燕》《晋中考古》《忻州游邀考古》,是先生一生考古研究与考古教学相结合的完整逻辑过程,是他考古学思想与理论方法的结晶,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圭臬。

  张先生走了,突然地走了,永远地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留下了永远的思念!

  江文辉(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

  张忠培先生作为湖南人,对家乡的文物事业非常关心。湖南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先生的支持和关心。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忠培先生就十分关注湖南的文物考古工作,利用回乡的机会考察湖南的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指导湖南的考古工作。先生对湖南文物考古业务工作的指导,留给了我们宝贵的学术财富。湖南的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和后来历史时期考古都离不开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很多成绩就是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获得的。

  先生为湖南的文物保护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里耶古城、炭河里遗址、汉长沙国王陵、铜官窑遗址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工作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宝贵意见与建议使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工作思路。

  先生十分关心家乡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其拳拳之心带着对家园故土的深情厚意,带着对湖南这片土地赤诚和热爱。这一点,从老司城的考古、保护与申遗等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先生走了,但先生所开创的事业还在继续发展,我们一定会牢记先生的教诲,把湖南的文物考古工作做好,把湖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强力推进下去,我们将以实际行动和具体工作来报答先生的教诲。坚信湖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张忠培先生的学问发轫于元君庙,成熟于黄河中游,放眼于泱泱华夏。浙江的考古与文物保护事业,都得到了先生非常大的帮助。从1986 年反山墓地的发掘,1987 年瑶山祭坛的发现,1992 年莫角山夯土台基的发掘,直到1996年良渚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良渚遗址的发现与保护,每一步都有先生劳碌的身影。在2007 年寻找良渚古城的过程中,张先生更是多次来良渚亲临指导,直到2016 年给习总书记写信,陈述良渚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高度以及良渚遗址“申遗”的意义。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事业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和先生是密不可分的。先生长期指导良渚考古,使良渚走过了从点到面、从考古发现到大遗址保护、从文化认识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阐说与实证的过程。将良渚遗址升华到“文明古国”的高度,体现了先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对遗址定位的高瞻远瞩。

  从大遗址发掘到大遗址保护,再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我们实现了先生指出的“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考古”的要求及先生提出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的理念。

  2008年,先生专程参与良渚博物院的展陈设计,提出了“雍容华贵,高雅亲切”的展陈理念,指出展陈要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

  “中华玉文化中心”落户良渚,“中华玉文化中心年会”与“中国古代玉器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合二为一,是先生创造性的实现其“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四个一”的玉文化中心发展模式。

  王炜林(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

  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从陕西开始的。几十年来,他情系陕西,足迹几乎遍及三秦大地,始终将这里作为他的另一个故乡,曾多次表示“坐落于渭河流域的西安,是我考古学道路起步的地方,渭河流域是我从事考古的故乡。” 他不仅是陕西现代考古事业的重要开拓人,也是陕西文物事业发展的引领者和助推者。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先生在陕西文博界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张忠培先生在陕西的考古工作是开创性的,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

  1955 年,先生在半坡遗址第一次亲手触摸到考古材料,从此拉开了他考古人生的序曲。从此之后,他带领学生在华县、渭南的考古调查,元君庙墓地和泉护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一个区域确立考古学文化年代标尺,开创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方法、考古学文化分析和不同文化的比较等,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先生不断探索陕西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并敏锐认识到渭河流域在古代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主根脉”的地位。

  先生从陶器入手,构建了渭河流域和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时空框架,探讨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诸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与谱系等问题,即著名的“谱系论”,这是对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践行和升华。

  在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其中陕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使得该区域停滞多年的史前考古重新得以开展,新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套项目的实施和石峁遗址的重新发现,充分证实了先生关于该区域文化面貌、文化内涵的认识,以及陕北地区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处地位的推测,同时也从空间上填补了先生关于陶鬲分布范围内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架构。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张忠培先生对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关心,三十多年来不曾有任何改变。他对故宫的完整性给予特别关注;他从考古学的知识出发,把故宫地上现存的古建筑和地下的历代建筑遗址,视为一个变化、叠加的整体,这种理念对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具有指导作用;他对故宫考古研究所和具有故宫特点的故宫考古学科的发展方向非常关心。

  张忠培先生对师长非常尊重,对朋友非常真挚。他为人为事绝不爽约、答应的事一定要干好。先生虽为长辈大家,但对前来拜访的人都周到对待。

  二十八年来,先生对我的教导不仅不曾中断,而且越来越宏观、也越来越细微。细想起来,先生对我的教导可以分为手把手的教、引导式的教、启迪式的教、轻松聊天中的问与促进四种不同的方式。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督促我阅读学习,指导我思考实践。对我严厉但又非常关怀。今天,张先生走了,我再也没有向先生汇报的机会了,再也没有坐在先生对面听先生提问、听先生指导、听先生批评的可能了。愿先生在天国里能继续研究心爱的考古学!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

  张忠培先生是当代最杰出的考古学家,最坚定的文物保护学者。

  说张忠培先生是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不仅仅因为先生毕生从事考古事业、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也不仅仅因为先生思考了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并为完善、建立中国考古学理论而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学之外,张忠培先生为全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努力。

  张忠培先生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考古事业。从1958 年开始,先生在多处遗址或墓地主持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共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合著、编著、文集20 余部,总字数超过500 万字。

  在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时空是他的学术视角,比较是他的学术方法,透物是他的学术追求,见人是他的学术目的。他一生坚持从材料出发,脚踏实地、务实求真、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具特色的“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中国考古学治学之道。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几乎涉及到了考古学基础研究、专题研究、综合研究、理论方法研究以及文物保护研究等各个领域和层面。

  说张忠培先生是最坚定的文物保护学者,不仅仅因为先生有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的文物保护问题上,先生总是旗帜鲜明,秉公直言,同时又以深厚的学术根基,深入浅出地辨析论证,提出为文物保护赢得长远效益的实施方案。长久以来,先生始终奔走于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一线,致力于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张忠培先生为故宫博物院的安全、完整和长远发展做出了重大和独到的贡献。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先生以考古学家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为故宫博物院的全局性发展谋篇布局。面对“怎样办有故宫博物院特色的博物院”“怎样保护好紫禁城建筑及其文物”“怎样运转好故宫博物院这个机构”“如何筹谋故宫博物院的长远发展”等一系列作为院长必须面对的问题,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交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紫禁城、带给了故宫博物院近三十年来健康稳定的跨越式发展,也传承给了我们一位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做出的完美答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位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的老师、一位继承与发展了中国考古学伟大事业的学者、一位在国家文物保护事业中力挽狂澜的老专家、一位为故宫博物院永续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老院长,张忠培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将在张忠培先生为我们开拓出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本文据发言记录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8日5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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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考古人 永远的故宫人——缅怀张忠培先生

发布时间: 2017-07-31

  他一生在想事,在想学问,想事业。——黄景略

  他对文物保护事业有着深刻的思索,强调考古和保护的统一。他有自己的特点,坚持自己的观点。——谢辰生

  他对故宫的保护和保管及规章制度的建立费尽心力,自己很努力,也启发了别人。——耿宝昌

  他是一个能干事、敢干事、有办法干事的人。——严文明

  他一心都扑在事业上,不论在什么时候,他总能顶住压力,想出办法。——徐光冀

  张先生办事认真,对事不对人,他是一个透明的人。——李伯谦

  他永远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又极其关心。——叶小燕

  我父亲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个视书籍为生命的人;父亲又是个工作狂,每天都在为事业拼命!——张晓悟

  关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张忠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一生笔耕不辍,一世为人师表。他长期奋战在考古工作一线,亲自主持参与了很多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发表了200 余篇学术论文和专著,还力主启动并实施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促进相关区域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建树颇丰,特别是对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有着独到见解。他提出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考古治学之道,“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谱系论”“国家论”“文化论”的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演进规律等论断,既承袭了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思想精髓,又展现了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引领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扩大了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

  张忠培先生是非常坚定的文物守护者,一直参与和支持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以一个考古学家特有的道德情怀和责任感、使命感,在考古管理,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上,秉公直言、坚守底线,积极向国家文物局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

  张忠培先生也是永远的故宫人,他积极推动故宫博物院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锐意改革,创新实干的一位院长,也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在这期间他积极推动各方达成共识,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和职能。

  张忠培先生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桃李满天下。他带领吉大师生白手起家,扎根田间地头,专注教学科研,一步一个脚印,让吉大考古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界和考古行业的一支专业力量,不少吉大考古人已经成为文博队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张忠培先生是我的导师,从1985 年我考入他的门下到今年他溘然长逝,一共32 年。32 年来先生教了我很多知识,也教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我很幸运32 年来一直追随在先生的身边,随时都得到他的耳提面命,先生既是我的严师也是我的慈父。

  我们追忆张忠培先生,除了纪念先生在考古学建设和文博事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感怀先生独有的人格魅力外,更重要的是以先生为楷模,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当前文博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下,能够高瞻远瞩、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国家大局,继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文博事业发展道路。

  刘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张忠培先生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他对在北大学习期间的老师有着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不是在口头上说,也不是在思想上想一想,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来的。

  今年是苏秉琦先生逝世20 周年,从去年开始张先生就设想和筹划,想在今年举办纪念苏先生逝世20 周年的活动,之前也非常关心苏先生讲义的整理和出版。苏先生已经去世20 年,他还能记得这个事情,这不是偶然,这是张先生对老师的一种深厚感情的具体表现,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早在10 年前,张先生就和徐苹芳先生商议,要以他们的老师宿白先生的名义编纂一部新的《中国陶瓷史》。自徐苹芳先生去世后,张先生继续承担了这项任务,他筹划、安排和督促各项工作,就连审稿也亲力亲为。这种高度的责任感,是对自己老师的负责,也是对老师的一份深厚的感情。

  这两件事情,是张先生想完成但已无法完成的,我们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以实现先生生前的愿望。张先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中国的考古事业费尽心力,自从1952 年踏上考古这条路,到今年整整65 年,一步也没有停歇过。2005 年邹衡先生临终的时候,张先生赶到医院,对着刚刚闭眼的邹先生说:“老邹,你对得起中国的考古事业,放心走吧。”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用这句话,送给离开我们的张先生:“先生,你对得起中国的考古事业,放心走吧。”

  吴振武(吉林大学副校长)

  张忠培先生自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到吉林大学任教,前后近30 年,亲手创办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张先生谢世“二七”那一天,吉林大学也举行了张先生的追思会。吉林大学是被国家指定整体进入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而其中考古学科又被国家指定为优先发展学科,希望能在若干年内建成世界一流的考古学科。因此,吉林大学的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对张先生创建和发展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科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感激,我这次是将全校十万师生对张先生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带到会上的。

  以往和张先生接触,从许多事情上感受先生的为人。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对后辈极为关心,他身上充满了老一辈学者的风骨。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人。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张忠培先生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他的学生的培养、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中国考古学会乃至对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注重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教诲学生学好哲学,培养科学思维。他所主持的蔚县晋中考古,奠定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基础,也建立了吉林大学结合考古实习,培养学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训练的教学体系,树立了吉大考古热爱考古事业、重视田野考古、重视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学术传统。

  张忠培先生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着很深的感情,认为中国最适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就是那里。在我入所工作直至走到领导岗位期间,他的很多真知灼见我都应用到治所的实践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先生不仅是我进入考古领域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指导我治所的导师,我担任考古所领导先后近二十年,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都以各种形式对我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其中张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长者之一,是我名副其实的恩师。

  张忠培先生一直积极倡导要及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他在各种场合都大声疾呼要抓紧考古报告的编写,自己也身体力行。长期以来,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经费一直是制约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瓶颈”,正是在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于十年前专门设立了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经费,并提出原则上发掘结束后三年内应当完成发掘报告编写任务的要求。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使一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得以及时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2008年,经历了八年整顿而一直未能开展正常活动的中国考古学会终于恢复了活动,成立了第五届理事会,张忠培先生为学会的正常活动付出了大量精力。2013 年,也是在张先生的主导下,中国考古学会顺利实现了换届。中国考古学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是与张忠培先生对学会投入大量精力密不可分的。

  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亚于他在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从文化遗产不能再生的角度来说,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意义更为深远,一直倡导要把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院长)

  张忠培先生对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建设做了很多大事。首先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引进人才,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我认为是他开启了故宫博物院自觉培养人才的时代,这不仅是故宫博物院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百年大计。

  第二是培养人才。张先生受过严格的高校教育,所以他对学术的规范性相当重视。高校毕业生到故宫以后,一般都有着很好的知识基础,有一套学术规范,然后和故宫的学术传统结合,张先生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在张先生的要求下,这批年轻人热爱文物、熟悉文物、研究文物,二三十年离不开文物,朝夕相处,许多人成为知名专家。

  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学术史上的贡献,如果放得长远一点来看,有更深刻的意义。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出现的。张先生所做的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正是恢复故宫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本来面貌。

  十几年来,张忠培先生一直是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对这份工作极为认真,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面貌和学术故宫的建设,与张先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陈雍、许伟、张文军(吉林大学考古专业73 级学生代表、第一批留校青年教师)

  我们的大学老师张忠培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遥远,他要到另一个空间继续走出自己的路。

  从1973 年9 月到2017 年7 月,我们追随先生45 年。在吉林大学期间,我们经历了由历史系考古专业到考古学系的发展,同时经历了由学生到老师的转变。在这两个过程里,我们学习和践行张先生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办学宗旨和教育思想,在苏秉琦先生指导与先生率领下,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立足田野考古,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追随张先生,学习关于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方法论和谱系学说,学习关于研究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先生在文化考古学和社会考古学以及考古学理论方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永远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北京大学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元君庙仰韶墓地》《华县泉护村》,到吉林大学的《蔚县考古报告》和《太谷白燕》《晋中考古》《忻州游邀考古》,是先生一生考古研究与考古教学相结合的完整逻辑过程,是他考古学思想与理论方法的结晶,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圭臬。

  张先生走了,突然地走了,永远地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留下了永远的思念!

  江文辉(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

  张忠培先生作为湖南人,对家乡的文物事业非常关心。湖南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先生的支持和关心。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忠培先生就十分关注湖南的文物考古工作,利用回乡的机会考察湖南的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指导湖南的考古工作。先生对湖南文物考古业务工作的指导,留给了我们宝贵的学术财富。湖南的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和后来历史时期考古都离不开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很多成绩就是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获得的。

  先生为湖南的文物保护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里耶古城、炭河里遗址、汉长沙国王陵、铜官窑遗址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工作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宝贵意见与建议使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工作思路。

  先生十分关心家乡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其拳拳之心带着对家园故土的深情厚意,带着对湖南这片土地赤诚和热爱。这一点,从老司城的考古、保护与申遗等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先生走了,但先生所开创的事业还在继续发展,我们一定会牢记先生的教诲,把湖南的文物考古工作做好,把湖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强力推进下去,我们将以实际行动和具体工作来报答先生的教诲。坚信湖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张忠培先生的学问发轫于元君庙,成熟于黄河中游,放眼于泱泱华夏。浙江的考古与文物保护事业,都得到了先生非常大的帮助。从1986 年反山墓地的发掘,1987 年瑶山祭坛的发现,1992 年莫角山夯土台基的发掘,直到1996年良渚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良渚遗址的发现与保护,每一步都有先生劳碌的身影。在2007 年寻找良渚古城的过程中,张先生更是多次来良渚亲临指导,直到2016 年给习总书记写信,陈述良渚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高度以及良渚遗址“申遗”的意义。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事业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和先生是密不可分的。先生长期指导良渚考古,使良渚走过了从点到面、从考古发现到大遗址保护、从文化认识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阐说与实证的过程。将良渚遗址升华到“文明古国”的高度,体现了先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对遗址定位的高瞻远瞩。

  从大遗址发掘到大遗址保护,再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我们实现了先生指出的“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考古”的要求及先生提出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的理念。

  2008年,先生专程参与良渚博物院的展陈设计,提出了“雍容华贵,高雅亲切”的展陈理念,指出展陈要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

  “中华玉文化中心”落户良渚,“中华玉文化中心年会”与“中国古代玉器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合二为一,是先生创造性的实现其“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四个一”的玉文化中心发展模式。

  王炜林(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

  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从陕西开始的。几十年来,他情系陕西,足迹几乎遍及三秦大地,始终将这里作为他的另一个故乡,曾多次表示“坐落于渭河流域的西安,是我考古学道路起步的地方,渭河流域是我从事考古的故乡。” 他不仅是陕西现代考古事业的重要开拓人,也是陕西文物事业发展的引领者和助推者。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先生在陕西文博界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张忠培先生在陕西的考古工作是开创性的,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

  1955 年,先生在半坡遗址第一次亲手触摸到考古材料,从此拉开了他考古人生的序曲。从此之后,他带领学生在华县、渭南的考古调查,元君庙墓地和泉护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一个区域确立考古学文化年代标尺,开创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方法、考古学文化分析和不同文化的比较等,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先生不断探索陕西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并敏锐认识到渭河流域在古代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主根脉”的地位。

  先生从陶器入手,构建了渭河流域和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时空框架,探讨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诸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与谱系等问题,即著名的“谱系论”,这是对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践行和升华。

  在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其中陕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使得该区域停滞多年的史前考古重新得以开展,新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套项目的实施和石峁遗址的重新发现,充分证实了先生关于该区域文化面貌、文化内涵的认识,以及陕北地区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处地位的推测,同时也从空间上填补了先生关于陶鬲分布范围内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架构。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张忠培先生对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关心,三十多年来不曾有任何改变。他对故宫的完整性给予特别关注;他从考古学的知识出发,把故宫地上现存的古建筑和地下的历代建筑遗址,视为一个变化、叠加的整体,这种理念对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具有指导作用;他对故宫考古研究所和具有故宫特点的故宫考古学科的发展方向非常关心。

  张忠培先生对师长非常尊重,对朋友非常真挚。他为人为事绝不爽约、答应的事一定要干好。先生虽为长辈大家,但对前来拜访的人都周到对待。

  二十八年来,先生对我的教导不仅不曾中断,而且越来越宏观、也越来越细微。细想起来,先生对我的教导可以分为手把手的教、引导式的教、启迪式的教、轻松聊天中的问与促进四种不同的方式。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督促我阅读学习,指导我思考实践。对我严厉但又非常关怀。今天,张先生走了,我再也没有向先生汇报的机会了,再也没有坐在先生对面听先生提问、听先生指导、听先生批评的可能了。愿先生在天国里能继续研究心爱的考古学!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

  张忠培先生是当代最杰出的考古学家,最坚定的文物保护学者。

  说张忠培先生是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不仅仅因为先生毕生从事考古事业、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也不仅仅因为先生思考了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并为完善、建立中国考古学理论而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学之外,张忠培先生为全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努力。

  张忠培先生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考古事业。从1958 年开始,先生在多处遗址或墓地主持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共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合著、编著、文集20 余部,总字数超过500 万字。

  在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时空是他的学术视角,比较是他的学术方法,透物是他的学术追求,见人是他的学术目的。他一生坚持从材料出发,脚踏实地、务实求真、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具特色的“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中国考古学治学之道。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几乎涉及到了考古学基础研究、专题研究、综合研究、理论方法研究以及文物保护研究等各个领域和层面。

  说张忠培先生是最坚定的文物保护学者,不仅仅因为先生有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的文物保护问题上,先生总是旗帜鲜明,秉公直言,同时又以深厚的学术根基,深入浅出地辨析论证,提出为文物保护赢得长远效益的实施方案。长久以来,先生始终奔走于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一线,致力于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张忠培先生为故宫博物院的安全、完整和长远发展做出了重大和独到的贡献。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先生以考古学家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为故宫博物院的全局性发展谋篇布局。面对“怎样办有故宫博物院特色的博物院”“怎样保护好紫禁城建筑及其文物”“怎样运转好故宫博物院这个机构”“如何筹谋故宫博物院的长远发展”等一系列作为院长必须面对的问题,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交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紫禁城、带给了故宫博物院近三十年来健康稳定的跨越式发展,也传承给了我们一位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做出的完美答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位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的老师、一位继承与发展了中国考古学伟大事业的学者、一位在国家文物保护事业中力挽狂澜的老专家、一位为故宫博物院永续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老院长,张忠培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将在张忠培先生为我们开拓出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本文据发言记录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8日5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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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