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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女考古技工绘出“最早的中国”
发布时间:2017-08-07    文章出处:新华社    作者:双瑞    点击率:
王从苗正在用卡尺测量陶片厚度。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仔细端详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陶罐后,54岁的王丛苗再次把卡尺夹在罐壁上,小心翼翼地量出厚度,数字跟前几次没有出入。她这才放心地下笔,随着铅笔、三角尺、比例规在手里来回切换,一个花边口沿小圆腹罐的四分之一剖面图慢慢出现在纸上。
 
  “一毫米的误差也不能有,错一点就不是罐的真实面貌了。”王丛苗说。
 
  好的考古绘图“见图如见物”,但允许有细微误差。与同行相比,王丛苗对自己有更苛刻的要求,因为她要记录和展示的是“最早的中国”。
 
  王丛苗所工作的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它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中国最早王朝——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存。
 
王从苗使用的绘图工具。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中国最早的宫城、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这一遗址自上世纪60年代发掘以来,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刷新了考古和历史学者的认知。“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不久前开建,使之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我跟二里头打了半辈子交道。”王丛苗说。
 
  出生在二里头村,又在二里头遗址工作了30多年,王丛苗相信这是缘分。在她眼里,神秘的遗址更像一个亲切的老朋友。
 
  上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刚刚开始发掘,考古人员步履匆匆中蕴含多少激动欣喜的情绪。但是当地村民却无法理解,他们遭遇的更多是困扰。
 
王从苗正在向学生传授绘制文物的技巧。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遍地是瓦片,浇地的水道里一堆一堆的,影响耕种,挺烦人的。”王丛苗回忆说。
 
  1983年,连续三年高考不中、心灰意冷的她赶上一个机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驻二里头的工作队招聘考古技工。当时,村里人一天能挣8毛钱左右,考古技工却能挣1.5元的工资,很有吸引力。王丛苗脱颖而出,开始了一线发掘和考古绘图生涯。
 
  “一开始纯粹为挣钱,后来越干越觉得有价值,特别愿意付出。”王丛苗肯下功夫,到北京参加一次短暂的专业培训后,她把自己的桌椅搬到库房,那里堆满了多年出土的陶器,她一个个全画遍了才搬走。
 
  在专业人士看来,二里头遗址是座珍贵的宝藏,但在一些普通老百姓眼里,它意味着“不吉利”。王丛苗的婆婆就是个坚定的“反对派”,她不允许儿媳妇把任何与遗址有关的东西带回家。王丛苗曾把一袋来不及送回工作队的陶块放在门后,第二天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它们。
 
  “早些年农村人都这样,不知道遗址的价值,也不关心你干啥。”王丛苗顶着压力,对二里头遗址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2002年,家里一位长辈下葬,坟地里刨出很多陶片,她一眼就看出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器物,于是什么也顾不上,捡了满满一斗带回考古队。
 
王从苗在自己的卧室内认真观察陶片。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三十多年来,她见证和参与了二里头遗址的历次发掘,熟悉遗址的每块区域,她的考古绘图是“免检产品”,能精准反映田野地层、出土遗物位置以及器物的形状、花纹甚至质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涉及数千幅插图,绝大部分由她手工绘制。
 
  随着二里头遗址被越来越多人了解,王丛苗明显感觉身边的环境变了。碰到街坊邻居,他们经常打听“又挖出什么了”“博物馆啥时候建好”。
 
  “普通农民都知道关心历史了!”王丛苗很欣慰,她希望通过考古绘图,记录下最真实的“最早的中国”。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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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女考古技工绘出“最早的中国”

发布时间: 2017-08-07

王从苗正在用卡尺测量陶片厚度。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仔细端详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陶罐后,54岁的王丛苗再次把卡尺夹在罐壁上,小心翼翼地量出厚度,数字跟前几次没有出入。她这才放心地下笔,随着铅笔、三角尺、比例规在手里来回切换,一个花边口沿小圆腹罐的四分之一剖面图慢慢出现在纸上。
 
  “一毫米的误差也不能有,错一点就不是罐的真实面貌了。”王丛苗说。
 
  好的考古绘图“见图如见物”,但允许有细微误差。与同行相比,王丛苗对自己有更苛刻的要求,因为她要记录和展示的是“最早的中国”。
 
  王丛苗所工作的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它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中国最早王朝——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存。
 
王从苗使用的绘图工具。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中国最早的宫城、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这一遗址自上世纪60年代发掘以来,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刷新了考古和历史学者的认知。“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不久前开建,使之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我跟二里头打了半辈子交道。”王丛苗说。
 
  出生在二里头村,又在二里头遗址工作了30多年,王丛苗相信这是缘分。在她眼里,神秘的遗址更像一个亲切的老朋友。
 
  上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刚刚开始发掘,考古人员步履匆匆中蕴含多少激动欣喜的情绪。但是当地村民却无法理解,他们遭遇的更多是困扰。
 
王从苗正在向学生传授绘制文物的技巧。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遍地是瓦片,浇地的水道里一堆一堆的,影响耕种,挺烦人的。”王丛苗回忆说。
 
  1983年,连续三年高考不中、心灰意冷的她赶上一个机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驻二里头的工作队招聘考古技工。当时,村里人一天能挣8毛钱左右,考古技工却能挣1.5元的工资,很有吸引力。王丛苗脱颖而出,开始了一线发掘和考古绘图生涯。
 
  “一开始纯粹为挣钱,后来越干越觉得有价值,特别愿意付出。”王丛苗肯下功夫,到北京参加一次短暂的专业培训后,她把自己的桌椅搬到库房,那里堆满了多年出土的陶器,她一个个全画遍了才搬走。
 
  在专业人士看来,二里头遗址是座珍贵的宝藏,但在一些普通老百姓眼里,它意味着“不吉利”。王丛苗的婆婆就是个坚定的“反对派”,她不允许儿媳妇把任何与遗址有关的东西带回家。王丛苗曾把一袋来不及送回工作队的陶块放在门后,第二天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它们。
 
  “早些年农村人都这样,不知道遗址的价值,也不关心你干啥。”王丛苗顶着压力,对二里头遗址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2002年,家里一位长辈下葬,坟地里刨出很多陶片,她一眼就看出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器物,于是什么也顾不上,捡了满满一斗带回考古队。
 
王从苗在自己的卧室内认真观察陶片。新华社发 (李嘉南 摄)
 
  三十多年来,她见证和参与了二里头遗址的历次发掘,熟悉遗址的每块区域,她的考古绘图是“免检产品”,能精准反映田野地层、出土遗物位置以及器物的形状、花纹甚至质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涉及数千幅插图,绝大部分由她手工绘制。
 
  随着二里头遗址被越来越多人了解,王丛苗明显感觉身边的环境变了。碰到街坊邻居,他们经常打听“又挖出什么了”“博物馆啥时候建好”。
 
  “普通农民都知道关心历史了!”王丛苗很欣慰,她希望通过考古绘图,记录下最真实的“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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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双瑞

文章出处: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