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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李约瑟与1958 年的访华考古研究之旅
发布时间:2017-08-29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宛凌    点击率: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著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被认为是当代研究古代中国科技史的最高水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书中广泛收集各种相关史料和考古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东西方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因撰写此书的需要,并为了广泛收集资料,尤其是一些文物考古资料,李约瑟先后八次访华,其中1958 年的访华之旅显得尤为特殊。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计划始于1940 年代。1943~1946 期间,李约瑟曾以外交官身份来华收集资料,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学者。该书第一卷于1954 年出版,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1958 年,应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的邀请,李约瑟第三次访华(1952 年李曾短暂来京,收集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为继续撰写补充收集资料。回国后受英国著名考古学期刊Antiquity(《古物》)之约,这次访华的成果,以《1958 年访华考古研究之旅》(An Ar⁃chaeological Study- tour in China,1958)为题,于次年发表在该杂志上。
 
  通过该文的记述,并有源自竺可桢、夏鼐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对李约瑟的这次访华过程有了一个较清晰了解。1957 年下半年及1958 年初,李约瑟曾致函竺可桢,表达了访华意愿,有意参观当时已经制作完成的苏颂钟模型,赴上海、广州、昆明、重庆、贵州、甘肃、西安等地考察,并拜访李涛、杨宽、石声汉、袁翰青等学者,此外还预备在北京作两场学术报告。对于这次行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相当重视,竺可桢具体安排,并召开过专门的协调会。对其大致行程安排,竺可桢在1958 年4 月14 日《关于李约瑟博士本年一月来函的意见》一文中写道:“1) 李约瑟博士拟约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授去英国代王玲共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知石教授身体欠康健,且校中也难任其离去。……。王玲博士的继任人选,我们可以事先物色,俟李约瑟来华再面商决定。2) 可准其由睦南关入境,经桂林至广州入京。3) 同意郭老意见,准其随带鲁桂珍博士回祖国。4) 复信时可说明他到京后日程,俟来京面谈决定。”
 
  正式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北京,共十余天。6 月1 日下午李约瑟携其助手鲁桂珍自广州抵京,谈及六年来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李约瑟颇感惊异。2 日晚竺可桢在北京饭店接待李约瑟一行,侯外庐、钱三强、华罗庚、周培源、夏鼐等学者在座,至10 时散场。据《夏鼐日记》记载,3 日上午9 时许,李约瑟到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由夏鼐陪同参观了陈列室藏品。为撰写中国科技史,李约瑟特别留意能反映车船制度的实物,参观至十二时一刻离去。在李约瑟文中,这次参观,他对所藏商周墓发现的食物遗存、青铜乐器、铁足铜鼎等印象深刻,并就战国两汉铁器生产及当时的车轮结构等问题和夏鼐展开了讨论。此后在故宫博物院数天的参观,使得李约瑟眼界大开,收获颇丰,特别是藏品中陶制马车明器以及独轮车发展史的陈列展,李认为至迟在汉代就出现的独轮车,历史要比西方早一千余年。彭山汉墓画像砖上所反映的采井盐场景,李约瑟判断为世界深井采盐最早的实例。《清明上河图》中可见的拱桥(cantilever bridge)、船舵等图像也使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水平感到惊叹。
 
  在京期间,李约瑟6 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礼堂作了题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与西方的关系》的报告,听者甚众。其后,夏鼐另准备7日陪李约瑟去定陵参观,但未联系成功。10日下午在文津街作来华第二场报告,题为《中西现代科技的兴起及其背景》,听者有50 余人,主要为中科院系统内学者。
 
  此行第二站在济南。主要参观了当地博物馆,除对一些秦汉铜器用途作了科技史角度推断外,李约瑟还细观了山东出土画像石,注意到有关织布和造车的相关图像。第一次见到了数量众多的战国两汉时期城市下水管道。令他最感惊叹的还是一艘长22 米的明代战船实物。该船于1956 年在梁山县出土,设有舰炮,双桅杆,有防水仓,李约瑟认为该船具有典型海船结构。在山东期间,李约瑟一行还参观了孔庙,拍摄了不少乐器照片。
 
  6 月15 日自济南乘机飞往上海(李文中未提及上海考察详情),在飞机上巧遇竺可桢一行,一路上相聊甚欢,当时同机的还有剑桥大学的蒲立本(Pulleyblank)、郑德坤等五人。南京博物院为此行正式考察的第三站,所观展品中特别提及商代的坩埚、南唐后主李昪墓发现的星空图和一件明代真人大小的针灸铜人像。
 
  西南之行是此次考察的第四站。在重庆博物馆,李约瑟文中大致介绍了船棺葬、六朝时期的青瓷、陶灯具等。来到成都后,李约瑟先后参观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历史博物馆、王建墓和杜甫草堂。馆藏汉代画像砖中一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图像使其特别留意。
 
  西安、兰州为西北考察的两个主要地点。在西安,李约瑟参观了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科院考古所西安工作站、大雁塔等处,特别提及商周青铜器、唐代铸铁水闸等实物。甘肃之行,重点考察了甘肃博物馆和敦煌千佛洞两处。无论是藏品实物还是壁画,其中反映的车马制度,仍是李约瑟特别留意的对象之一。根据这些材料,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畜拉车辆源自公元500年的敦煌一带,比欧洲早500 年。
 
  最后一站中原之行,李到访了洛阳和郑州的博物馆。对于当时的洛阳博物馆,文章提到了藏品中数量丰富的周代和汉代的兵器、汉代铁器和太庙中的刻石。在河南博物馆,李约瑟看到了解放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画像砖,而1957 年新发掘的长台关楚墓出土遗物,给他的震撼尤为强烈。
 
  李约瑟一行于七月下旬重返北京,并二赴故宫博物院参观艺术展览,后又至正在发掘的定陵工地参观。7 月31 日晚,竺可桢在寓所设宴招待了李约瑟、鲁桂珍一行,同座的还有叶企孙、陈绿园。李约瑟兴致勃勃地向竺可桢道出了此行的主要收获,晚宴一直持续至10 点。8 月9 日离开北京去广州,12日自广州出发,去印度后回国。在广州期间,李约瑟有意寻找一种古老的踏桨式木船实物,可惜未果。不过从当地汉墓出土的船只陶模上,他找到了最早的船舵,对他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李约瑟此次来华考察为期73 天,可算是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首次来华进行学术研究,通过考察其缘由及大致过程,对其产生的作用和意义也有下列几点表述。一是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下,中西方交流处于冰点。英国是西方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尽管当时没有正式建立大使级关系,但已建立起代办级的半建交形式。正如1970 年代与美国的“乒乓外交”一样,此时的文化外交也是最易沟通的手段之一。而李约瑟年轻时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对中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好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上其特殊的身份,在当时中西文化桥梁的搭建上便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对外宣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李约瑟通过走访大半个中国,在文中看似流水账式的考察记录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对于新中国建设成就、人民干劲由衷的“惊佩之情”,所到之处文博机构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也令他印象深刻。考古新发现是其此次行程中介绍的重点,通过近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各地新发现的文物极大地充实了馆内藏品,通过李约瑟的介绍,西方考古学界对新中国十年间的博物馆建设和重要考古发现便有了大致了解。最后对李约瑟而言,此行收获也颇为丰富,按竺可桢的话说“要看的地方统看到了,而且还买了许多书”,也见到了想见之人。此行李约瑟同时获取了许多文物方面的新信息,解决了之前诸多的疑惑,为进一步撰写中国科技史提供了丰富素材。(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25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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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与1958 年的访华考古研究之旅

发布时间: 2017-08-29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著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被认为是当代研究古代中国科技史的最高水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书中广泛收集各种相关史料和考古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东西方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因撰写此书的需要,并为了广泛收集资料,尤其是一些文物考古资料,李约瑟先后八次访华,其中1958 年的访华之旅显得尤为特殊。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计划始于1940 年代。1943~1946 期间,李约瑟曾以外交官身份来华收集资料,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学者。该书第一卷于1954 年出版,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1958 年,应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的邀请,李约瑟第三次访华(1952 年李曾短暂来京,收集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为继续撰写补充收集资料。回国后受英国著名考古学期刊Antiquity(《古物》)之约,这次访华的成果,以《1958 年访华考古研究之旅》(An Ar⁃chaeological Study- tour in China,1958)为题,于次年发表在该杂志上。
 
  通过该文的记述,并有源自竺可桢、夏鼐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对李约瑟的这次访华过程有了一个较清晰了解。1957 年下半年及1958 年初,李约瑟曾致函竺可桢,表达了访华意愿,有意参观当时已经制作完成的苏颂钟模型,赴上海、广州、昆明、重庆、贵州、甘肃、西安等地考察,并拜访李涛、杨宽、石声汉、袁翰青等学者,此外还预备在北京作两场学术报告。对于这次行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相当重视,竺可桢具体安排,并召开过专门的协调会。对其大致行程安排,竺可桢在1958 年4 月14 日《关于李约瑟博士本年一月来函的意见》一文中写道:“1) 李约瑟博士拟约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授去英国代王玲共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知石教授身体欠康健,且校中也难任其离去。……。王玲博士的继任人选,我们可以事先物色,俟李约瑟来华再面商决定。2) 可准其由睦南关入境,经桂林至广州入京。3) 同意郭老意见,准其随带鲁桂珍博士回祖国。4) 复信时可说明他到京后日程,俟来京面谈决定。”
 
  正式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北京,共十余天。6 月1 日下午李约瑟携其助手鲁桂珍自广州抵京,谈及六年来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李约瑟颇感惊异。2 日晚竺可桢在北京饭店接待李约瑟一行,侯外庐、钱三强、华罗庚、周培源、夏鼐等学者在座,至10 时散场。据《夏鼐日记》记载,3 日上午9 时许,李约瑟到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由夏鼐陪同参观了陈列室藏品。为撰写中国科技史,李约瑟特别留意能反映车船制度的实物,参观至十二时一刻离去。在李约瑟文中,这次参观,他对所藏商周墓发现的食物遗存、青铜乐器、铁足铜鼎等印象深刻,并就战国两汉铁器生产及当时的车轮结构等问题和夏鼐展开了讨论。此后在故宫博物院数天的参观,使得李约瑟眼界大开,收获颇丰,特别是藏品中陶制马车明器以及独轮车发展史的陈列展,李认为至迟在汉代就出现的独轮车,历史要比西方早一千余年。彭山汉墓画像砖上所反映的采井盐场景,李约瑟判断为世界深井采盐最早的实例。《清明上河图》中可见的拱桥(cantilever bridge)、船舵等图像也使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水平感到惊叹。
 
  在京期间,李约瑟6 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礼堂作了题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与西方的关系》的报告,听者甚众。其后,夏鼐另准备7日陪李约瑟去定陵参观,但未联系成功。10日下午在文津街作来华第二场报告,题为《中西现代科技的兴起及其背景》,听者有50 余人,主要为中科院系统内学者。
 
  此行第二站在济南。主要参观了当地博物馆,除对一些秦汉铜器用途作了科技史角度推断外,李约瑟还细观了山东出土画像石,注意到有关织布和造车的相关图像。第一次见到了数量众多的战国两汉时期城市下水管道。令他最感惊叹的还是一艘长22 米的明代战船实物。该船于1956 年在梁山县出土,设有舰炮,双桅杆,有防水仓,李约瑟认为该船具有典型海船结构。在山东期间,李约瑟一行还参观了孔庙,拍摄了不少乐器照片。
 
  6 月15 日自济南乘机飞往上海(李文中未提及上海考察详情),在飞机上巧遇竺可桢一行,一路上相聊甚欢,当时同机的还有剑桥大学的蒲立本(Pulleyblank)、郑德坤等五人。南京博物院为此行正式考察的第三站,所观展品中特别提及商代的坩埚、南唐后主李昪墓发现的星空图和一件明代真人大小的针灸铜人像。
 
  西南之行是此次考察的第四站。在重庆博物馆,李约瑟文中大致介绍了船棺葬、六朝时期的青瓷、陶灯具等。来到成都后,李约瑟先后参观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历史博物馆、王建墓和杜甫草堂。馆藏汉代画像砖中一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图像使其特别留意。
 
  西安、兰州为西北考察的两个主要地点。在西安,李约瑟参观了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科院考古所西安工作站、大雁塔等处,特别提及商周青铜器、唐代铸铁水闸等实物。甘肃之行,重点考察了甘肃博物馆和敦煌千佛洞两处。无论是藏品实物还是壁画,其中反映的车马制度,仍是李约瑟特别留意的对象之一。根据这些材料,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畜拉车辆源自公元500年的敦煌一带,比欧洲早500 年。
 
  最后一站中原之行,李到访了洛阳和郑州的博物馆。对于当时的洛阳博物馆,文章提到了藏品中数量丰富的周代和汉代的兵器、汉代铁器和太庙中的刻石。在河南博物馆,李约瑟看到了解放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画像砖,而1957 年新发掘的长台关楚墓出土遗物,给他的震撼尤为强烈。
 
  李约瑟一行于七月下旬重返北京,并二赴故宫博物院参观艺术展览,后又至正在发掘的定陵工地参观。7 月31 日晚,竺可桢在寓所设宴招待了李约瑟、鲁桂珍一行,同座的还有叶企孙、陈绿园。李约瑟兴致勃勃地向竺可桢道出了此行的主要收获,晚宴一直持续至10 点。8 月9 日离开北京去广州,12日自广州出发,去印度后回国。在广州期间,李约瑟有意寻找一种古老的踏桨式木船实物,可惜未果。不过从当地汉墓出土的船只陶模上,他找到了最早的船舵,对他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李约瑟此次来华考察为期73 天,可算是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首次来华进行学术研究,通过考察其缘由及大致过程,对其产生的作用和意义也有下列几点表述。一是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下,中西方交流处于冰点。英国是西方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尽管当时没有正式建立大使级关系,但已建立起代办级的半建交形式。正如1970 年代与美国的“乒乓外交”一样,此时的文化外交也是最易沟通的手段之一。而李约瑟年轻时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对中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好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上其特殊的身份,在当时中西文化桥梁的搭建上便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对外宣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李约瑟通过走访大半个中国,在文中看似流水账式的考察记录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对于新中国建设成就、人民干劲由衷的“惊佩之情”,所到之处文博机构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也令他印象深刻。考古新发现是其此次行程中介绍的重点,通过近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各地新发现的文物极大地充实了馆内藏品,通过李约瑟的介绍,西方考古学界对新中国十年间的博物馆建设和重要考古发现便有了大致了解。最后对李约瑟而言,此行收获也颇为丰富,按竺可桢的话说“要看的地方统看到了,而且还买了许多书”,也见到了想见之人。此行李约瑟同时获取了许多文物方面的新信息,解决了之前诸多的疑惑,为进一步撰写中国科技史提供了丰富素材。(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25日7版)

 

作者:宛凌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