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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从天山看古代东西方文明互动交流
发布时间:2017-11-10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巫新华    点击率:
  天山,是亚欧大陆中部这个人类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区域中最主要的干线通道,也是亚欧大陆中部这个广阔无垠、极度干旱和荒漠化大地表面地壳隆起的一个“大褶皱”。天山的存在以及它涵养的水源、滋养的植被是亚欧大陆东西方古代交通得以大规模进行的基本保证。


  交通与天山

  天山虽然是中亚跨境山系,但其主体位于我国新疆境内。天山与中亚其他两个通道型山系阿尔泰山、昆仑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东西方向全地理范围的水草保障(尤其是天山北坡)以及相当广大的断块陷落盆地和谷地,其中伊犁河谷、吐鲁番—哈密盆地便是典型例子。

  天山山脉从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北端向东一头扎进亚洲腹地中心区域的茫茫沙漠荒原之中,把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方一分为二,形成一道连接亚洲东西的大陆桥。以天山的最高峰、海拔6000多米的汗腾格里峰为首,其他诸如度斯梅干乌拉、博格达山、喀尔里克等山脉并肩形成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汇集众多峡谷溪水的河流在天山山麓两侧荒漠中形成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绿洲,成为这条巨型山脉身侧涵养生命孕育文明的草原地带。

  天山南部没有北部绵延不断的绿色植被分布带,但是冰川河流由西向东,每间隔一段距离,便会形成一片片河流滋养的绿洲,而少数几条河流汇集而成的塔里木河东西方向长达一千多公里。不管是沿河而行,还是沿绿洲长途旅行,同样都能够得到水草保证。由此,天山也就成为亚欧大陆中部这块远离海洋干旱区域最大的古代交通“高速公路”。

  商贸与天山

  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到近代,人类文明基本都是在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一些区域较为发达。在那里,曾经分别产生了中国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西亚新月地带)、地中海文明、埃及文明等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出现过波斯帝国、秦汉帝国、马其顿帝国、大唐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性大帝国。

  天山南侧多数孤立的绿洲和天山北部连绵的绿洲、草场,在历史长河中被亚欧大陆各区域文明以贸易通道、军事路线、文化传播线路相互连结了起来,遗留下来的痕迹便是商队、僧人、军人、部落迁移之路。向西,与天山南北的绿洲群分别相连的两条大商路,把西部与帕米尔以西的古代商业网络连结了起来,沟通着印度、伊朗、西亚、欧洲和东北非洲(埃及)。向东,则从东天山喀尔里克雪峰两侧天山东端直接向东经过马鬃山进入蒙古高原东部;折转向东南则进入河西走廊,进而到达中原和蒙古高原南部。

  由于亚欧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绿洲与天山草原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它不仅改变了早期绿洲农牧业各半的社会经济形态,使其主要转向农业,并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贸易的因素。绿洲因而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大型绿洲内的城镇、村落,呈现出商业都市的面貌。

  来自亚欧各文明区域最好的物流贸易所提供的商业利润,推动了各个大型绿洲地理单元的财富积累,使其变成了绿洲商业小国。随着亚欧大陆东西各文明区域商贸文化交往的不断加深,各大文明区域的优良文化从各个方面渗入了绿洲文化,使绿洲城镇小国的文化变得丰富多面。实际上,沿天山分布的绿洲、草原居民并不是单纯的农耕、畜牧人群,他们兼而具有商业居民的性质。

  公元前2世纪,排列在天山山脉山麓的诸多荒漠绿洲大都已经发展成为绿洲商业都市,这里的通商活动非常活跃。随着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天山南北两麓商道大通。过去各方势力各自控制一段,亚欧大陆大商道由各个自然单元转手贸易的历史全面改变,丝绸之路进入有史以来最为畅通时期。

  天山山脉横亘在亚欧大陆腹心地带,以其2500多公里东西向的延伸成为古代商队、行旅仰望的永恒路标。这一点极其伟大,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及各地千里跋涉而来的商队一旦进入亚洲腹地,大多数时间都身处茫茫戈壁沙漠之中,只有那些分散排列在天山山麓的绿洲群,是商旅们修养身体、补充驼队给养的生命之岛。荒漠沙海中一个个绿洲有如大洋中连续的孤岛形成链条,保证了亚欧大陆东西方最佳交通线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天山山脉完全可以被看作亚欧大陆古代交通的生命线。

  文化与天山

  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其后的历史时期,亚欧大陆各文明区域的不同文化成果几乎都是通过天山完成交流的。其中,因贸易关系在进入该地区后,被逐步接受或扩大影响。这样的文化交流从未停下过脚步,而是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东亚文明核心区——中国。反向也同样如此,来自东方中国的文化和丝绸等诸多珍贵时尚高档物品也源源不绝地经天山向西运送。

  从事商贸活动的并不只限于绿洲居民,草原游牧人群也非常重视商贸。二者都与东亚中国、南亚印度、中亚各绿洲、伊朗高原、西亚两河流域以及非洲、欧洲来往密切。虽然如此,天山并没有隔绝山南山北的各种沟通来往。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塞种(斯基泰)、匈奴、突厥等游牧人群和西域诸绿洲小国进行各类活动的情况。作为中亚两种自然环境天然界线的天山山脉,对山北的游牧民族来说起到了将其政治势力推向东方和南方的作用,而对山南的绿洲民族来说则是通向东方、北方进行贸易的道路。

  此外,天山山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那就是引导草原游牧人群流入绿洲,并使其转变为绿洲农业居民的作用。从天山北部迁入绿洲地带的游牧人群会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而隔着这座山脉游牧的人群却鲜有改变。天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都是绿洲与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分界。

  在天山山脉的庇护下,数千年来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农耕、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交互影响得以持续。实际上,亚欧大陆东西交往以及中亚南北往来都依赖于天山,它是古代亚欧大陆所有交通通道中最大也是重要的枢纽型“十字路口”。

  沿天山山脉展开的亚洲腹地作为连接亚欧东西方的通道,还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区域。这个区域犹如人体动脉把古代的中国、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连接起来,并使其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另外,它还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出现在这个地区的来自不同文明区域的文化,或经民族迁移(包括战争),或依靠商队等传播至东西方各地。所有这些在影响其他区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而改变着自身。

  天命观与天山

  中国古代哲学中把天当作神,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商代就已流行,迄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流传历史。《小戴礼·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来看,“受命于天”的刻辞不只一次出现。如大盂鼎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断是康王时期,明确表达了天命观。当然,与天命观关联的还有早期中国的天地崇拜观念。

  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天命思想,在丝绸之路这样的亚欧大陆全区域文化传播交流吸收的历史过程中,很早就影响到了西域。在天命观念的影响下,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带很早就出现了“天”的崇拜观念,《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诸如“孤涂撑犁单于”(大天子)一类的名称数量极多。

  天山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返。”《汉书》卷六《武帝纪》,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于天寒二年(公元前99年)夏五月。

  天山还有别的名字。魏王泰《括地志》记载:“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曼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处罗可汗)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曼山”;《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伊州伊吾县条目中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罗曼山”;敦煌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柔远县条目记载:“时罗曼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绵亘数千里”;此外,还有“祁连山”、“贪汉山”等名。

  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腾格里山等天山之名都是音译,均是古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天”之词“Tangri”,即天命观中受命于天之天,是中国古代文化精髓在西域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与象征。(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日第5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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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山看古代东西方文明互动交流

发布时间: 2017-11-10

  天山,是亚欧大陆中部这个人类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区域中最主要的干线通道,也是亚欧大陆中部这个广阔无垠、极度干旱和荒漠化大地表面地壳隆起的一个“大褶皱”。天山的存在以及它涵养的水源、滋养的植被是亚欧大陆东西方古代交通得以大规模进行的基本保证。


  交通与天山

  天山虽然是中亚跨境山系,但其主体位于我国新疆境内。天山与中亚其他两个通道型山系阿尔泰山、昆仑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东西方向全地理范围的水草保障(尤其是天山北坡)以及相当广大的断块陷落盆地和谷地,其中伊犁河谷、吐鲁番—哈密盆地便是典型例子。

  天山山脉从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北端向东一头扎进亚洲腹地中心区域的茫茫沙漠荒原之中,把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方一分为二,形成一道连接亚洲东西的大陆桥。以天山的最高峰、海拔6000多米的汗腾格里峰为首,其他诸如度斯梅干乌拉、博格达山、喀尔里克等山脉并肩形成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汇集众多峡谷溪水的河流在天山山麓两侧荒漠中形成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绿洲,成为这条巨型山脉身侧涵养生命孕育文明的草原地带。

  天山南部没有北部绵延不断的绿色植被分布带,但是冰川河流由西向东,每间隔一段距离,便会形成一片片河流滋养的绿洲,而少数几条河流汇集而成的塔里木河东西方向长达一千多公里。不管是沿河而行,还是沿绿洲长途旅行,同样都能够得到水草保证。由此,天山也就成为亚欧大陆中部这块远离海洋干旱区域最大的古代交通“高速公路”。

  商贸与天山

  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到近代,人类文明基本都是在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一些区域较为发达。在那里,曾经分别产生了中国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西亚新月地带)、地中海文明、埃及文明等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出现过波斯帝国、秦汉帝国、马其顿帝国、大唐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性大帝国。

  天山南侧多数孤立的绿洲和天山北部连绵的绿洲、草场,在历史长河中被亚欧大陆各区域文明以贸易通道、军事路线、文化传播线路相互连结了起来,遗留下来的痕迹便是商队、僧人、军人、部落迁移之路。向西,与天山南北的绿洲群分别相连的两条大商路,把西部与帕米尔以西的古代商业网络连结了起来,沟通着印度、伊朗、西亚、欧洲和东北非洲(埃及)。向东,则从东天山喀尔里克雪峰两侧天山东端直接向东经过马鬃山进入蒙古高原东部;折转向东南则进入河西走廊,进而到达中原和蒙古高原南部。

  由于亚欧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绿洲与天山草原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它不仅改变了早期绿洲农牧业各半的社会经济形态,使其主要转向农业,并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贸易的因素。绿洲因而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大型绿洲内的城镇、村落,呈现出商业都市的面貌。

  来自亚欧各文明区域最好的物流贸易所提供的商业利润,推动了各个大型绿洲地理单元的财富积累,使其变成了绿洲商业小国。随着亚欧大陆东西各文明区域商贸文化交往的不断加深,各大文明区域的优良文化从各个方面渗入了绿洲文化,使绿洲城镇小国的文化变得丰富多面。实际上,沿天山分布的绿洲、草原居民并不是单纯的农耕、畜牧人群,他们兼而具有商业居民的性质。

  公元前2世纪,排列在天山山脉山麓的诸多荒漠绿洲大都已经发展成为绿洲商业都市,这里的通商活动非常活跃。随着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天山南北两麓商道大通。过去各方势力各自控制一段,亚欧大陆大商道由各个自然单元转手贸易的历史全面改变,丝绸之路进入有史以来最为畅通时期。

  天山山脉横亘在亚欧大陆腹心地带,以其2500多公里东西向的延伸成为古代商队、行旅仰望的永恒路标。这一点极其伟大,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及各地千里跋涉而来的商队一旦进入亚洲腹地,大多数时间都身处茫茫戈壁沙漠之中,只有那些分散排列在天山山麓的绿洲群,是商旅们修养身体、补充驼队给养的生命之岛。荒漠沙海中一个个绿洲有如大洋中连续的孤岛形成链条,保证了亚欧大陆东西方最佳交通线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天山山脉完全可以被看作亚欧大陆古代交通的生命线。

  文化与天山

  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其后的历史时期,亚欧大陆各文明区域的不同文化成果几乎都是通过天山完成交流的。其中,因贸易关系在进入该地区后,被逐步接受或扩大影响。这样的文化交流从未停下过脚步,而是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东亚文明核心区——中国。反向也同样如此,来自东方中国的文化和丝绸等诸多珍贵时尚高档物品也源源不绝地经天山向西运送。

  从事商贸活动的并不只限于绿洲居民,草原游牧人群也非常重视商贸。二者都与东亚中国、南亚印度、中亚各绿洲、伊朗高原、西亚两河流域以及非洲、欧洲来往密切。虽然如此,天山并没有隔绝山南山北的各种沟通来往。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塞种(斯基泰)、匈奴、突厥等游牧人群和西域诸绿洲小国进行各类活动的情况。作为中亚两种自然环境天然界线的天山山脉,对山北的游牧民族来说起到了将其政治势力推向东方和南方的作用,而对山南的绿洲民族来说则是通向东方、北方进行贸易的道路。

  此外,天山山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那就是引导草原游牧人群流入绿洲,并使其转变为绿洲农业居民的作用。从天山北部迁入绿洲地带的游牧人群会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而隔着这座山脉游牧的人群却鲜有改变。天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都是绿洲与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分界。

  在天山山脉的庇护下,数千年来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农耕、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交互影响得以持续。实际上,亚欧大陆东西交往以及中亚南北往来都依赖于天山,它是古代亚欧大陆所有交通通道中最大也是重要的枢纽型“十字路口”。

  沿天山山脉展开的亚洲腹地作为连接亚欧东西方的通道,还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区域。这个区域犹如人体动脉把古代的中国、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连接起来,并使其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另外,它还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出现在这个地区的来自不同文明区域的文化,或经民族迁移(包括战争),或依靠商队等传播至东西方各地。所有这些在影响其他区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而改变着自身。

  天命观与天山

  中国古代哲学中把天当作神,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商代就已流行,迄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流传历史。《小戴礼·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来看,“受命于天”的刻辞不只一次出现。如大盂鼎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断是康王时期,明确表达了天命观。当然,与天命观关联的还有早期中国的天地崇拜观念。

  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天命思想,在丝绸之路这样的亚欧大陆全区域文化传播交流吸收的历史过程中,很早就影响到了西域。在天命观念的影响下,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带很早就出现了“天”的崇拜观念,《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诸如“孤涂撑犁单于”(大天子)一类的名称数量极多。

  天山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返。”《汉书》卷六《武帝纪》,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于天寒二年(公元前99年)夏五月。

  天山还有别的名字。魏王泰《括地志》记载:“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曼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处罗可汗)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曼山”;《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伊州伊吾县条目中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罗曼山”;敦煌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柔远县条目记载:“时罗曼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绵亘数千里”;此外,还有“祁连山”、“贪汉山”等名。

  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腾格里山等天山之名都是音译,均是古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天”之词“Tangri”,即天命观中受命于天之天,是中国古代文化精髓在西域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与象征。(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日第5版)


责编:韩翰

作者:巫新华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