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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考古者说——《考古四记》后记
发布时间:2017-12-05    文章出处:“郑嘉励”微信公众号    作者:郑嘉励    点击率:
  一

  我的故事不可能像驶向新大陆的哥伦布那般曲折动人,若写成“起居录”格式的流水帐吧,我又不是旧时的帝王、当下的明星。

  然而,我常有拿笔的念头,这冲动来自外界的刺激。试举一例,2005年为配合浙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我在浙江龙游县湖镇寺底袁村发掘古代墓地,当地记者来采访,对发掘成果的介绍,并不十分在意,问题全是挖出了何种宝贝,哪件文物最贵,值多少钱等等。我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是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工作是为了还原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种种细节。

  这是实话,但朋友以为我只是个大话连篇的家伙,追问“到底值多少钱”。我只好如是作答“我又不是做买卖的”。朋友觉得无趣,翻看我的工作笔记,平常的手写,我经常会写繁体字,这是书法爱好者常见的习惯,无所谓好坏对错。第二天,报纸出来了,说在龙游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年纪并不很大,却一手繁体字,言下之意,考古之人,入戏太深,已与时代脱节,不知今夕何夕。

  这件事说明了公众对考古常见的几种误解:一、考古是挖宝的;二、考古人近于古董商,至少对市场行情有相当了解;三、考古人是老气的,至少与时尚相当隔膜。

  我终于决定写些闲杂的文字,希望读者明白这只是误会。

  二

  我念高中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跟今天一样,文史哲及考古专业并非热门,据说是不挣钱——事实确实如此。我母亲希望我读金融或者法律专业之类的,今天,她依然作如是观。

  我的成绩还行,否则念不了考古学专业。当时,国内设有考古专业的大学不多,通常就是顶尖的几所综合性大学。这不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事实如此。

  高中时代,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不太坏,却依然选择文科,只能认为我对文史确有兴趣。但我对考古并无了解,听说过的考古学家,只有裴文中一人,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教科书有载。我更崇拜鲁迅先生,以为世界上简直不会再有比《故乡》《阿Q正传》更好的文章了,这也出自教科书。

  我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为照顾母亲的意见,可能也填了金融等热门专业。后来知道,凡填了冷门的,多半会被录取,热门不缺人,冷门难得有主动送上来的,当然优先考虑。我现在想,假如当年听母亲的话,今天会不会在外企公司里上班。

  但结果被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录取,却是此前不曾想到的。老师安慰说,考古与史学是兄弟学科,其实,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与扎根文献的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大学里的考古专业课,大概按时代先后编排,先教旧石器,然后依次为新石器、商周、秦汉直至宋元考古,明清两代距今不远,一般不作为考古的对象。课堂上,听到的不是元谋人,就是北京人,不是夹砂红陶,就是泥质灰陶,动辄距今几万几千年。如此专门的学问,对一位毫无准备的学生,是无趣的。我至今对石器时代兴趣缺缺,可能是被当年吓着了。

  随后的课程,也只是随兴听一些,懈怠的原因是兴趣不在。而古文字、古文献等非主流的选修课,反而更用心。当时,学习比我刻苦的同学不在少数,奇怪的是,用功的同学后来反而大多改行了。

  现在想来,我对考古并非一味排斥,只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能发现其中的趣味。

  三

  我对考古的兴趣萌发于考古实习期间。大学三年级,我去江西樟树、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实习,在樟树发掘一处商代遗址,在万县抢救一批即将为三峡水库淹没的汉六朝墓葬。

  考古学科实践性强,好比跟人介绍唐代瓷器的特征,口说无凭,讲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明白。若让学生面对实物,上手观摩,辅以指点,只要不太过愚顽,就容易有所认识,倘若能长期坚持,成为某门类文物的鉴定家,亦未可知。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将油从铜钱穿过而钱孔不湿,“此无他,惟手熟耳”,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妥当,但说明实践是最重要的学习——就文物鉴定而言,实践尤其重要,很多人推崇大单位里的老头,就因为他们东西见得多,至于他们做过什么好研究,写过什么好文章,真是乏善可陈。我们推崇别人,通常只是推崇他的位置而已,换了别人,只要不太笨,坐在那个位置上,熬几十年,或许也能熬成“专家”。专家养家糊口,到处走穴,合情合理,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做学问的人是书呆子。

  我在实习中的收获,不限于对坛坛罐罐的直观认识,重要的是明白了考古工作的方法。课堂上的道理,过去不明白,在工地上竟能豁然明晰起来。田野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总能遇到新鲜的人事。有一次,我在老乡家醉了酒,为同学搀扶回驻地,一脚踩空,三、四人齐齐跌进水沟,回想起来不以为难堪,反觉得有趣。

  考古实习是一道分水岭。考古本来就要跑乡下野外。适应农村生活的同学,留下来,不适应的,改行。这不奇怪,同样的事,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我本来就来自农村,是对考古萌发了兴趣的那一部分,或者也不叫兴趣,只是不太排斥而已。

  四

  1995年,我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直至今天。当时,求职已不容易,我的同学就有想跻身文博系统而未能如愿的。我也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不能进考古所,就回老家给领导当秘书。如果我走了“从政”的道路,当不当官不知道,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胡说八道。人生,是刹那的因缘际会。

  考古工作,要坚持在野外第一线。农村的物质条件不及都市,不免风吹日晒,也不免手拿锄头面朝黄土,有时确是辛苦的。但“辛苦”与“幸福”的标准,又是唯心的,有人在农村待几年,回来写文章说辛苦死了,农民在乡下待一辈子也不写文章。而且“辛苦”通常是经历中的感受,一旦过去,回忆起来便不觉得真苦。退一万步言,任何工作都有各自的难处,觥筹交错与田园劳作相比,孰更累人?恐怕也见仁见智。只要不对物质有过高的欲求,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且为个人兴趣所系,大概也能接受。

  这听上去确像假话,但曾经有一段时光,我真是这么想的,从不觉得考古工作有多苦。而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务繁冗,又要东奔西跑,才感觉工作辛苦、人生辛苦——这也算“中年危机”的一种吧,曾经信奉的价值、意义,面临重新洗牌——这不是考古人特有的精神危机,任何职业、任何人都要面对,如果对事业并不真正出于热爱,始终保持激情,绝非易事。

  道理简单,践行不易。保持工作激情,需要好心态,也需要些许闲情逸致。有一次我在浙南某地考古调查,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路上不时有老乡热心指路,举步维艰之时,忽然看到路旁的一座路亭,附近恰好又有一口水井,一洌清泉正汩汩而出,就不由得让人感慨无处不在的人间温情。类似事例,所在皆有,只存乎有心人的发现,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跋涉有多辛苦。生活的本质,大同小异,看生活的角度,人人不同。但愿我能早日走出中年危机,重新唤回工作激情。

  考古人的底子,毕竟是读书人,但与伏案书斋的书生不同,是手拿锄头“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书生,家母揶揄说,读这么多年书,还不是跟她一样,照样拿锄头。

  既是书生,就不免读书。我每到一地,必读当地的旧县志,了解当地的文物古迹,只要条件允许,总会抽身去看。为了考古的发现,更不免读点相关书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在我心情好的时候,自以为过得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之所以不避自伐之嫌,以身说法。无非想说,我走上今天的工作岗位,多半因了命运的因缘际会,小半因了少年时期的兴趣,和今天多数大学生的求职并无不同。考古职业也与其他行业一样,大浪淘沙,爱者自爱之,厌者自厌之,有人坚守,有人跳槽,这样的故事每天发生。

  我始终工作在考古第一线,或许是因为喜欢,或许是因为长期专意于此,再也做不了别的。当然,每个人的发展,都有多种可能性。我有个学长,改行到大学里当教授,讲授“中国茶文化”。我说,“你真厉害,连‘茶文化’这么高级的学问都懂”。

  学长说,“哈哈,我们连田野考古都做得了,试问天下还有什么工作无法胜任呢”。

  五

  我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已足22年。先是做史前考古,发掘良渚墓地、河姆渡遗址,这是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生的自然选择,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嘛。

  1998年前后,我意识到个人兴趣可能在历史时期,于是决心改换跑道,首先想到的是从事瓷窑址考古,浙江是青瓷故乡,越窑、龙泉窑天下闻名,除此,似乎别无选择。

  那是1997年下半年,我的同事黎毓馨兄与我在温州文成县的乡下。他与我聊阅读《汉书》的心得和当年求学宿白先生门下的经历——关于如何读书、取舍材料、为何“孤证不立”、为何要读书行路——这是我此前很少听过的话,竟然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我买过孙机先生的《寻常的精致》《汉代物质资料图说》,黎毓馨与我在乡下朝夕讨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这是在“气质”上与我天然相通的东西,我后来的选择,貌似偶然,其实是听从内心的召唤。

  2005年,我认为像瓷窑址考古这样太过专门的领域,可能并不符合我的天性,于是又开始关注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并兼及更广阔的田野调查,每到一地,寻古墓、探矿洞、看老房子、访墓志碑刻、查阅方志族谱,诸如此类。

  也许我的趣味在考古工作者中稍显“另类”。或问:“为什么你总是与众不同?”坦率地说,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自己面临选择,时常感觉焦虑和挣扎。后来,我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始有所悟,书中有个段落说,人生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前路漫漫,荆棘密布,而实现自我的最终标志就是找到愿意为之终身奉献的志业,这也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当然,我远达不到这个境界,可以确信的是,我可能会在这条“寻找自我”的道路上继续追寻,至死方休。

  回头看来,那些年的挣扎貌似蠢动,而内在的心路历程,犹历历可数。我是以迂回的方式,竭力回到青少年时期的志趣——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相对于其他议题,墓葬和城市考古更容易与广阔的史学议题对接,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史学情结,我怎么可能会去抄录墓志呢——我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而青少年时期的志趣,才是更加本质的“自我”,只是少年时期的理想,后来被我渐渐遗忘了,丢弃在沉睡的梦乡。如今我要努力把它寻找回来。对了,有句烂俗的话叫做“不忘初心”,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六

  后来,我在杭州的报刊上写专栏,试图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文字。这种写作模式,起初并不成熟,但目标很明确,就是企图建立起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考古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只有知识的传播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情感打动人,并予人以趣味的共鸣、思想的启迪,这才是更加有效的传播。

  写得多了,逐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同或质疑。

  我经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写作,在题材、在趣味上,与惯常的‘公众考古’如此不同?”

  表面上看,我的文章多数是“个人视角”的个性文字,有的篇目出以“科普”的面貌,甚至有点稀薄的“学术性”,而内里都是文艺性的,是第一人称的观察或抒情遣怀。借考古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倾诉我对历史、学术、现实、生活、人情世故的种种看法——是的,我依然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回归青少年时期的志趣,至少有些篇目,是在向鲁迅先生致敬,那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

  在更深的层面,文章的个性,来自于我对考古、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赋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意义”,所谓“王婆卖瓜”,做文艺批评的说务虚思考很重要,手艺人说务实的“匠人精神”才真正可贵。同理,考古工作者也会努力赋予本学科以各种各样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的,我们乐于听到阿谀奉承的话,而听闻批评意见则会懊恼愤怒,就因为前者不断强化我们的人生价值,而后者则会消解我们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信念。

  考古工作给予我一份稳定的收入,即“安身”之本,学术给予我意义感和充实感,即“立命”之本。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考古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多数的“公众考古”写作,通常都秉承这样的思路,以文字不断强化考古科学的趣味和价值,甚至不惜赋予它近乎宗教般神圣、崇高的意义。

  自然,我也有“考古本位”的意识,以“后现代”的方式消解学科价值,对我并无好处,再说我们的“现代化”都还需要补课,也不配谈什么“后现代”。不过,我们强调自身的立场,也要同时兼顾“他者”的视角,这种自觉的“反省”意识,同样来自于我的生活经历。

  我们认为考古很重要,那没问题。但在他人看来,恐怕就不那么简单。家母坚持认为考古是吃饱了撑着的行当,我认为良渚陶器的分期编年有必要做,而我的乡亲们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对多数人而言,我们的事业的“意义”并非先验存在,而需要我们做出有力的回答,至少先有平等的沟通。当我们的文字兼及“本位”和“他者”两种不同的立场,才有可能包涵了思想、趣味、观点的冲突因素,就有可能赋予文字内在的情感张力和情绪色彩。而有情绪、有情感、有冲突的文字,才有可能是好看的文字。

  他们还说,“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这是个粗鲁的问题,也是个深刻的问题,我愿意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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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者说——《考古四记》后记

发布时间: 2017-12-05

  一

  我的故事不可能像驶向新大陆的哥伦布那般曲折动人,若写成“起居录”格式的流水帐吧,我又不是旧时的帝王、当下的明星。

  然而,我常有拿笔的念头,这冲动来自外界的刺激。试举一例,2005年为配合浙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我在浙江龙游县湖镇寺底袁村发掘古代墓地,当地记者来采访,对发掘成果的介绍,并不十分在意,问题全是挖出了何种宝贝,哪件文物最贵,值多少钱等等。我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是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工作是为了还原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种种细节。

  这是实话,但朋友以为我只是个大话连篇的家伙,追问“到底值多少钱”。我只好如是作答“我又不是做买卖的”。朋友觉得无趣,翻看我的工作笔记,平常的手写,我经常会写繁体字,这是书法爱好者常见的习惯,无所谓好坏对错。第二天,报纸出来了,说在龙游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年纪并不很大,却一手繁体字,言下之意,考古之人,入戏太深,已与时代脱节,不知今夕何夕。

  这件事说明了公众对考古常见的几种误解:一、考古是挖宝的;二、考古人近于古董商,至少对市场行情有相当了解;三、考古人是老气的,至少与时尚相当隔膜。

  我终于决定写些闲杂的文字,希望读者明白这只是误会。

  二

  我念高中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跟今天一样,文史哲及考古专业并非热门,据说是不挣钱——事实确实如此。我母亲希望我读金融或者法律专业之类的,今天,她依然作如是观。

  我的成绩还行,否则念不了考古学专业。当时,国内设有考古专业的大学不多,通常就是顶尖的几所综合性大学。这不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事实如此。

  高中时代,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不太坏,却依然选择文科,只能认为我对文史确有兴趣。但我对考古并无了解,听说过的考古学家,只有裴文中一人,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教科书有载。我更崇拜鲁迅先生,以为世界上简直不会再有比《故乡》《阿Q正传》更好的文章了,这也出自教科书。

  我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为照顾母亲的意见,可能也填了金融等热门专业。后来知道,凡填了冷门的,多半会被录取,热门不缺人,冷门难得有主动送上来的,当然优先考虑。我现在想,假如当年听母亲的话,今天会不会在外企公司里上班。

  但结果被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录取,却是此前不曾想到的。老师安慰说,考古与史学是兄弟学科,其实,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与扎根文献的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大学里的考古专业课,大概按时代先后编排,先教旧石器,然后依次为新石器、商周、秦汉直至宋元考古,明清两代距今不远,一般不作为考古的对象。课堂上,听到的不是元谋人,就是北京人,不是夹砂红陶,就是泥质灰陶,动辄距今几万几千年。如此专门的学问,对一位毫无准备的学生,是无趣的。我至今对石器时代兴趣缺缺,可能是被当年吓着了。

  随后的课程,也只是随兴听一些,懈怠的原因是兴趣不在。而古文字、古文献等非主流的选修课,反而更用心。当时,学习比我刻苦的同学不在少数,奇怪的是,用功的同学后来反而大多改行了。

  现在想来,我对考古并非一味排斥,只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能发现其中的趣味。

  三

  我对考古的兴趣萌发于考古实习期间。大学三年级,我去江西樟树、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实习,在樟树发掘一处商代遗址,在万县抢救一批即将为三峡水库淹没的汉六朝墓葬。

  考古学科实践性强,好比跟人介绍唐代瓷器的特征,口说无凭,讲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明白。若让学生面对实物,上手观摩,辅以指点,只要不太过愚顽,就容易有所认识,倘若能长期坚持,成为某门类文物的鉴定家,亦未可知。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将油从铜钱穿过而钱孔不湿,“此无他,惟手熟耳”,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妥当,但说明实践是最重要的学习——就文物鉴定而言,实践尤其重要,很多人推崇大单位里的老头,就因为他们东西见得多,至于他们做过什么好研究,写过什么好文章,真是乏善可陈。我们推崇别人,通常只是推崇他的位置而已,换了别人,只要不太笨,坐在那个位置上,熬几十年,或许也能熬成“专家”。专家养家糊口,到处走穴,合情合理,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做学问的人是书呆子。

  我在实习中的收获,不限于对坛坛罐罐的直观认识,重要的是明白了考古工作的方法。课堂上的道理,过去不明白,在工地上竟能豁然明晰起来。田野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总能遇到新鲜的人事。有一次,我在老乡家醉了酒,为同学搀扶回驻地,一脚踩空,三、四人齐齐跌进水沟,回想起来不以为难堪,反觉得有趣。

  考古实习是一道分水岭。考古本来就要跑乡下野外。适应农村生活的同学,留下来,不适应的,改行。这不奇怪,同样的事,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我本来就来自农村,是对考古萌发了兴趣的那一部分,或者也不叫兴趣,只是不太排斥而已。

  四

  1995年,我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直至今天。当时,求职已不容易,我的同学就有想跻身文博系统而未能如愿的。我也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不能进考古所,就回老家给领导当秘书。如果我走了“从政”的道路,当不当官不知道,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胡说八道。人生,是刹那的因缘际会。

  考古工作,要坚持在野外第一线。农村的物质条件不及都市,不免风吹日晒,也不免手拿锄头面朝黄土,有时确是辛苦的。但“辛苦”与“幸福”的标准,又是唯心的,有人在农村待几年,回来写文章说辛苦死了,农民在乡下待一辈子也不写文章。而且“辛苦”通常是经历中的感受,一旦过去,回忆起来便不觉得真苦。退一万步言,任何工作都有各自的难处,觥筹交错与田园劳作相比,孰更累人?恐怕也见仁见智。只要不对物质有过高的欲求,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且为个人兴趣所系,大概也能接受。

  这听上去确像假话,但曾经有一段时光,我真是这么想的,从不觉得考古工作有多苦。而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务繁冗,又要东奔西跑,才感觉工作辛苦、人生辛苦——这也算“中年危机”的一种吧,曾经信奉的价值、意义,面临重新洗牌——这不是考古人特有的精神危机,任何职业、任何人都要面对,如果对事业并不真正出于热爱,始终保持激情,绝非易事。

  道理简单,践行不易。保持工作激情,需要好心态,也需要些许闲情逸致。有一次我在浙南某地考古调查,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路上不时有老乡热心指路,举步维艰之时,忽然看到路旁的一座路亭,附近恰好又有一口水井,一洌清泉正汩汩而出,就不由得让人感慨无处不在的人间温情。类似事例,所在皆有,只存乎有心人的发现,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跋涉有多辛苦。生活的本质,大同小异,看生活的角度,人人不同。但愿我能早日走出中年危机,重新唤回工作激情。

  考古人的底子,毕竟是读书人,但与伏案书斋的书生不同,是手拿锄头“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书生,家母揶揄说,读这么多年书,还不是跟她一样,照样拿锄头。

  既是书生,就不免读书。我每到一地,必读当地的旧县志,了解当地的文物古迹,只要条件允许,总会抽身去看。为了考古的发现,更不免读点相关书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在我心情好的时候,自以为过得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之所以不避自伐之嫌,以身说法。无非想说,我走上今天的工作岗位,多半因了命运的因缘际会,小半因了少年时期的兴趣,和今天多数大学生的求职并无不同。考古职业也与其他行业一样,大浪淘沙,爱者自爱之,厌者自厌之,有人坚守,有人跳槽,这样的故事每天发生。

  我始终工作在考古第一线,或许是因为喜欢,或许是因为长期专意于此,再也做不了别的。当然,每个人的发展,都有多种可能性。我有个学长,改行到大学里当教授,讲授“中国茶文化”。我说,“你真厉害,连‘茶文化’这么高级的学问都懂”。

  学长说,“哈哈,我们连田野考古都做得了,试问天下还有什么工作无法胜任呢”。

  五

  我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已足22年。先是做史前考古,发掘良渚墓地、河姆渡遗址,这是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生的自然选择,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嘛。

  1998年前后,我意识到个人兴趣可能在历史时期,于是决心改换跑道,首先想到的是从事瓷窑址考古,浙江是青瓷故乡,越窑、龙泉窑天下闻名,除此,似乎别无选择。

  那是1997年下半年,我的同事黎毓馨兄与我在温州文成县的乡下。他与我聊阅读《汉书》的心得和当年求学宿白先生门下的经历——关于如何读书、取舍材料、为何“孤证不立”、为何要读书行路——这是我此前很少听过的话,竟然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我买过孙机先生的《寻常的精致》《汉代物质资料图说》,黎毓馨与我在乡下朝夕讨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这是在“气质”上与我天然相通的东西,我后来的选择,貌似偶然,其实是听从内心的召唤。

  2005年,我认为像瓷窑址考古这样太过专门的领域,可能并不符合我的天性,于是又开始关注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并兼及更广阔的田野调查,每到一地,寻古墓、探矿洞、看老房子、访墓志碑刻、查阅方志族谱,诸如此类。

  也许我的趣味在考古工作者中稍显“另类”。或问:“为什么你总是与众不同?”坦率地说,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自己面临选择,时常感觉焦虑和挣扎。后来,我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始有所悟,书中有个段落说,人生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前路漫漫,荆棘密布,而实现自我的最终标志就是找到愿意为之终身奉献的志业,这也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当然,我远达不到这个境界,可以确信的是,我可能会在这条“寻找自我”的道路上继续追寻,至死方休。

  回头看来,那些年的挣扎貌似蠢动,而内在的心路历程,犹历历可数。我是以迂回的方式,竭力回到青少年时期的志趣——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相对于其他议题,墓葬和城市考古更容易与广阔的史学议题对接,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史学情结,我怎么可能会去抄录墓志呢——我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而青少年时期的志趣,才是更加本质的“自我”,只是少年时期的理想,后来被我渐渐遗忘了,丢弃在沉睡的梦乡。如今我要努力把它寻找回来。对了,有句烂俗的话叫做“不忘初心”,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六

  后来,我在杭州的报刊上写专栏,试图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文字。这种写作模式,起初并不成熟,但目标很明确,就是企图建立起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考古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只有知识的传播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情感打动人,并予人以趣味的共鸣、思想的启迪,这才是更加有效的传播。

  写得多了,逐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同或质疑。

  我经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写作,在题材、在趣味上,与惯常的‘公众考古’如此不同?”

  表面上看,我的文章多数是“个人视角”的个性文字,有的篇目出以“科普”的面貌,甚至有点稀薄的“学术性”,而内里都是文艺性的,是第一人称的观察或抒情遣怀。借考古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倾诉我对历史、学术、现实、生活、人情世故的种种看法——是的,我依然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回归青少年时期的志趣,至少有些篇目,是在向鲁迅先生致敬,那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

  在更深的层面,文章的个性,来自于我对考古、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赋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意义”,所谓“王婆卖瓜”,做文艺批评的说务虚思考很重要,手艺人说务实的“匠人精神”才真正可贵。同理,考古工作者也会努力赋予本学科以各种各样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的,我们乐于听到阿谀奉承的话,而听闻批评意见则会懊恼愤怒,就因为前者不断强化我们的人生价值,而后者则会消解我们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信念。

  考古工作给予我一份稳定的收入,即“安身”之本,学术给予我意义感和充实感,即“立命”之本。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考古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多数的“公众考古”写作,通常都秉承这样的思路,以文字不断强化考古科学的趣味和价值,甚至不惜赋予它近乎宗教般神圣、崇高的意义。

  自然,我也有“考古本位”的意识,以“后现代”的方式消解学科价值,对我并无好处,再说我们的“现代化”都还需要补课,也不配谈什么“后现代”。不过,我们强调自身的立场,也要同时兼顾“他者”的视角,这种自觉的“反省”意识,同样来自于我的生活经历。

  我们认为考古很重要,那没问题。但在他人看来,恐怕就不那么简单。家母坚持认为考古是吃饱了撑着的行当,我认为良渚陶器的分期编年有必要做,而我的乡亲们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对多数人而言,我们的事业的“意义”并非先验存在,而需要我们做出有力的回答,至少先有平等的沟通。当我们的文字兼及“本位”和“他者”两种不同的立场,才有可能包涵了思想、趣味、观点的冲突因素,就有可能赋予文字内在的情感张力和情绪色彩。而有情绪、有情感、有冲突的文字,才有可能是好看的文字。

  他们还说,“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这是个粗鲁的问题,也是个深刻的问题,我愿意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求索。

责编:韩翰

作者:郑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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