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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从“效犬马之劳”谈起
发布时间:2018-02-22    文章出处: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吕鹏    点击率:
  少在乡下,读书甚勤,夜修晚归,一近“柴门”便“闻犬吠”,慈母守候,闻声迎归。心存高志,犬吠鸡鸣,唤醒早读,晨光熹微,余将狗阿黄、鸡阿花幻想为黄犬、苍鹰,吟诵“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以自勉。现在每日为国家“效犬马之劳”,梦里依稀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

  不妨先讲讲“犬马之劳”的来由。这些年,我们在陕西、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颈部系铜铃。以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1车2马或4马配1狗的组合出现,这些在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大概就是“效犬马之劳”的来由。

  狗卓然迥异于“六畜”等其他的家养动物,它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多种角色;人类与狗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亲密关系,凡人类的地方即有狗的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史就是人类“与狗同行”的历史。

  狗尽管形态各异,但只有一个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国是狗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2009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认为狗最初被驯化是在距今1.6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201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则认为狗是在约3.3万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所驯化的,并在距今1.5万年后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两项研究在“中国南方地区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起源时间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动物遗存这个“实锤”证据,现生动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探讨驯化动物起源上就会存在局限。立足于考古学证据,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认为:中国最早的狗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其主要证据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与狼差异明显、而与狗相似,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境内狗的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所谓动物驯化,是指人类社会出于物质、社会或象征的目的,控制动物的同类群再繁殖的过程。人类和驯化动物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宠物,古人对狗的利用仍是基于其实际用途,《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孔颖达疏:“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画像石和绘画中,都有猎犬帮助古人狩猎的场景。狗的最主要驯化动因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助手。农业萌发促使狩猎方式逐渐退居历史舞台一隅,但猎犬在狩猎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东周时期,猎犬的实际用途发生改变,成为直接参与战斗或警戒守营的“战斗犬”或“警犬”,墓葬中车马狗的组合是其在战争中作用的反映。诸侯国还设有“犬营”,名曰“狗附”;此外,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猎犬也成为随牧人放牧的“牧羊犬”,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发现的放牧图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河南舞阳贾湖发遗址发现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表明狗在距今9000年前已用作祭牲,揭示了人类与狗之间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墓葬中随葬狗牲的考古现象最早见于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后成为商文化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并出现专门掌管祭祀用犬的职官(殷墟卜辞中有“犬中”“多犬”等记载),狗在当时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进了养犬业的规模化。周代,随着祭牲礼制化的确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后贵贱”用以构建阶级或阶层的区分,河南洛阳西工131号墓内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牛、羊、猪、狗和鸡等“五牲”。

  科学家对银狐所进行的现代驯化实验表明:只有那些攻击性小(温顺)的个体才能够被驯服,因此,人类的选育在由狼向狗转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从而造成“狼子野心”的关键基因在狗身上荡然无存。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狗的体形大小即已产生差异(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后,各地狗的体形大小更趋复杂,表明狗的品种进一步分化;及至汉代,狗的选育已有章可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经》残简。直至19世纪初,狗才被大量有选择性地育种作为宠物,自此,狗的品种迅猛增加,据称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00多种,而中国约有30余种。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狗爪印”。未来之路依旧延伸,狗将与人类继续并肩前行。(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2月22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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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犬马之劳”谈起

发布时间: 2018-02-22

  少在乡下,读书甚勤,夜修晚归,一近“柴门”便“闻犬吠”,慈母守候,闻声迎归。心存高志,犬吠鸡鸣,唤醒早读,晨光熹微,余将狗阿黄、鸡阿花幻想为黄犬、苍鹰,吟诵“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以自勉。现在每日为国家“效犬马之劳”,梦里依稀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

  不妨先讲讲“犬马之劳”的来由。这些年,我们在陕西、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颈部系铜铃。以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1车2马或4马配1狗的组合出现,这些在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大概就是“效犬马之劳”的来由。

  狗卓然迥异于“六畜”等其他的家养动物,它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多种角色;人类与狗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亲密关系,凡人类的地方即有狗的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史就是人类“与狗同行”的历史。

  狗尽管形态各异,但只有一个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国是狗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2009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认为狗最初被驯化是在距今1.6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201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则认为狗是在约3.3万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所驯化的,并在距今1.5万年后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两项研究在“中国南方地区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起源时间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动物遗存这个“实锤”证据,现生动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探讨驯化动物起源上就会存在局限。立足于考古学证据,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认为:中国最早的狗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其主要证据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与狼差异明显、而与狗相似,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境内狗的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所谓动物驯化,是指人类社会出于物质、社会或象征的目的,控制动物的同类群再繁殖的过程。人类和驯化动物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宠物,古人对狗的利用仍是基于其实际用途,《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孔颖达疏:“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画像石和绘画中,都有猎犬帮助古人狩猎的场景。狗的最主要驯化动因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助手。农业萌发促使狩猎方式逐渐退居历史舞台一隅,但猎犬在狩猎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东周时期,猎犬的实际用途发生改变,成为直接参与战斗或警戒守营的“战斗犬”或“警犬”,墓葬中车马狗的组合是其在战争中作用的反映。诸侯国还设有“犬营”,名曰“狗附”;此外,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猎犬也成为随牧人放牧的“牧羊犬”,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发现的放牧图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河南舞阳贾湖发遗址发现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表明狗在距今9000年前已用作祭牲,揭示了人类与狗之间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墓葬中随葬狗牲的考古现象最早见于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后成为商文化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并出现专门掌管祭祀用犬的职官(殷墟卜辞中有“犬中”“多犬”等记载),狗在当时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进了养犬业的规模化。周代,随着祭牲礼制化的确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后贵贱”用以构建阶级或阶层的区分,河南洛阳西工131号墓内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牛、羊、猪、狗和鸡等“五牲”。

  科学家对银狐所进行的现代驯化实验表明:只有那些攻击性小(温顺)的个体才能够被驯服,因此,人类的选育在由狼向狗转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从而造成“狼子野心”的关键基因在狗身上荡然无存。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狗的体形大小即已产生差异(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后,各地狗的体形大小更趋复杂,表明狗的品种进一步分化;及至汉代,狗的选育已有章可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经》残简。直至19世纪初,狗才被大量有选择性地育种作为宠物,自此,狗的品种迅猛增加,据称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00多种,而中国约有30余种。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狗爪印”。未来之路依旧延伸,狗将与人类继续并肩前行。(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2月22日24版)


作者:吕鹏

文章出处: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