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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芝荃先生与淮左地区考古 调查和二里头文化探索
发布时间:2018-04-09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陈国梁    点击率:
  淮左地区是指淮河左岸支流所流经的区域。尽管该区域在历史上十分重要,但是囿于黄河泛滥带来的大面积泥沙冲积覆盖层(尤其是商丘地区),考古发现较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关的研究极为贫乏。为了全面了解该区域的文化面貌,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源流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1975年至1979年,赵芝荃先生曾率队对嵩山南麓、商丘和周口等淮河左岸支流上游所流经区域(河南境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考古工作的开展将夏商考古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二里头文化的范围、类型、源流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当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即抽调人员,组队开展二里头遗址的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洛阳发掘队队长职务的赵芝荃先生,申请后受命带队奔赴二里头遗址,此后20年(1959~1979年)间,赵先生长期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职务,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始之初,即在试掘Ⅳ区发现了仰韶时期的遗存,在Ⅱ·Ⅴ区发现了制骨遗存(后确定为制骨作坊遗存),据此提出了二里头文化三期说(早、中、晚三期)。与此同时,对遗址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钻探。1960年,在二里头遗址第Ⅴ区发现了面积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后编号为1号宫殿),经过试掘,1961年正式开始对1号宫殿进行了全面揭露,1964年工作暂停,至1972年恢复工作后到1975年,共历时8年,进行了14个季度的发掘。1976年,二号宫殿勘探发现后,从1977年开始,又进行了2年4个季度的发掘。
 
  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在发掘和探索过程中,赵芝荃先生提出了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术观点。
 
  在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属性有了初步认识后,赵芝荃先生及其团队开始思考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来源及其与龙山文化的关系等考古学问题,为此,他利用发掘间隙带队对洛阳盆地、嵩山南麓和淮河左岸支流上游的平原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
 
  二
 
  1975年,赵芝荃先生带队选取嵩山南麓汝河支流洗耳河西侧的临汝煤山遗址进行了2个季度发掘工作。经过当年的发掘,煤山遗址的文化堆积被分为四期,其中煤山一期和二期为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则包括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和第三期两个阶段。补充了洛阳博物馆经过1970年发掘提出的“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结论。藉此,赵芝荃先生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是从“煤山类型”一、二期直接发展过来的观点,并强调“在探讨夏文化的过程中, 应当打破人为的考古资料命名的界限, 认真地进行分析研究, 以寻求夏文化的正确答案”。
 
  为验证该推论,1975年冬季,赵芝荃先生沿着1959年徐旭生先生的调查路线带领高天麟、郑光、张国柱、李经汉、郭留通等人员对沙汝河流域、颍河流域、贾鲁河及双洎河流域的许昌、平顶山、郑州三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包括平顶山的寺岗(贾庄)、禹县的花石镇(阎寨)、谷水河、崔庄,临汝的柏树圪垯,襄城的纸段、黄柳遗址和郏县的太仆砦遗址,登封的告成-八方、石羊关、北庄,新郑的望京楼、裴李岗、唐户,中牟的业王,密县(今新密)的曲梁、大范庄、古城寨(古桧城)、新砦,许昌的灵井、泉店、禹王城,鄢陵的三里侯冢、刘庄、鄢陵故城,长葛的石固、太平店、画匠王、小徐庄等近30处。
 
  1979年,赵芝荃先生再次率队,对新砦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发现“二里头一期文化包含有相当数量的河南龙山文化因素,与现在确认的二里头一期文化有所不同”,认为“这种文化有其独特的风格,具有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一期文化之间的过渡形态”,而“新砦遗址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年代似乎不太长,恰好是从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的整个阶段”,再次明确了“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它们之间存在有许多共同的因素, 在时间方面是紧密衔接的, 前后的承袭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之后不久,赵芝荃先生提出了“新砦期”文化的概念,认为“新砦期”文化填补了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是一种过渡类型”,新砦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一样,都是探索夏代文化最有希望的目标。
 
  三
 
  文献记载中,商丘地区为商人的发源地。 “为考察二里头文化(商代文化)的渊源,借以识别夏代的物质文化,进一步研究二里头遗址的性质”,1976至1978年,赵芝荃先生带领张国柱、冯承泽、屈如忠、陈久恒、王吴邦与河南省博物馆的王明端和商丘地区的王子超等人员对商丘地区的商丘(梁园区)、虞城、夏邑、永城、民权、柘城、睢县、民权等8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38处遗址(其中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时期遗址13处),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汉唐时期。选取并主持了永城王油坊、黑堌堆,柘城孟庄(心闷寺),商丘坞墙,睢县周龙岗等遗址的发掘,其中,在商丘坞墙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堆积层和少量二里头文化的陶片。
 
  商丘地区的调查与发掘,达到了了解该区域古代文化面貌的基本目的,对商文化来源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看法。认识到了该区域龙山文化的遗存分布较为丰富,有别于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并将其称之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丰富了对龙山文化区域类型的认识,认识到商丘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东界。
 
  四
 
  周口地区长期以来开展的考古工作极少,为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和分布范围问题,1978年5月23日至6月9日,赵芝荃先生率队对周口地区的商水、项城、沈丘、郸城、鹿邑、淮阳、西华、扶沟、太康等9县所处的颍河及其支流汾泉河、沙河、贾鲁河、黑河以及涡河等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和确认各个时期的遗址47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1处,龙山文化遗址31处、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认识到该区域仰韶早期的遗存与庙底沟文化类似,与大河村二期文化和下王岗早二期大体同时,而仰韶晚期的遗存属于秦王寨类型;龙山早期的文化遗存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龙山中期的遗存与豫西地区大致相同,龙山晚期则有王油坊类型的遗址发现;首次在豫东地区发现了较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且具地域特色。
 
  周口地区的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址16处,对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即豫西晋南地区为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区,而淮河流域是也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之一,深化了对二里头分布范围和类型的认识。
 
  五
 
  淮左地区的调查对于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考古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豫东地区“王油坊类型”的发现和确认,进一步丰富了对于河南龙山文化区系类型的认识,为了解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关系,乃至探讨商文化的起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煤山类型”的提出,对于探讨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谱系,探明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指明了方向。“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提出,在陶器类型学上找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本源。正如赵芝荃先生在谈及自己的学术贡献时所言“如果加上我们发掘的、夏鼐先生命名的二里头文化,本人的田野考古工作是确认了一个考古学文化、两个类型文化和一个‘新砦期文化’”。
 
  实际上,赵芝荃先生的学术贡献远不止自己所言。二里头遗址前二十年的发掘,二里头文化“四期说”陶器编年的确立,二里头遗址都邑地位的确认都离不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田野工作。1986年,赵芝荃先生提出了二里头、东下冯、下七垣、下王岗、豫东等均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其中二里头类型与夏文化有关,下七垣、豫东类型与商文化有关,进而认为新砦期文化、二里头一二三期文化属于夏代文化,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四期进入商代纪年,发展为二里冈文化。此一学术体系正是赵芝荃先生基于田野实践对夏文化探索所做出的答复。
 
  二里头遗址发掘近60年以来,以二里头文化性质和年代为中心的讨论从未停止,学术争论更是异彩纷呈。在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赵芝荃先生从“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拥趸者转变为“偃师商城西亳说”的支持者,其学术体系也有不小的修正和变化,但是这些丝毫不能改变其在夏商研究中的奠基和开拓之功。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正是因为有了以赵芝荃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学人的筚路蓝缕之探索与实践,才有了今天夏商研究的繁荣。
 
  值此赵芝荃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为缅怀赵芝荃先生在夏商考古研究中的奠基之功,笔者撰写此文,以资怀念,以表景仰。
 
  本文据2017年商丘“夏商考古学与豫东考古”学术研讨会发言撰写(作者:陈国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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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芝荃先生与淮左地区考古 调查和二里头文化探索

发布时间: 2018-04-09

  淮左地区是指淮河左岸支流所流经的区域。尽管该区域在历史上十分重要,但是囿于黄河泛滥带来的大面积泥沙冲积覆盖层(尤其是商丘地区),考古发现较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关的研究极为贫乏。为了全面了解该区域的文化面貌,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源流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1975年至1979年,赵芝荃先生曾率队对嵩山南麓、商丘和周口等淮河左岸支流上游所流经区域(河南境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考古工作的开展将夏商考古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二里头文化的范围、类型、源流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当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即抽调人员,组队开展二里头遗址的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洛阳发掘队队长职务的赵芝荃先生,申请后受命带队奔赴二里头遗址,此后20年(1959~1979年)间,赵先生长期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职务,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始之初,即在试掘Ⅳ区发现了仰韶时期的遗存,在Ⅱ·Ⅴ区发现了制骨遗存(后确定为制骨作坊遗存),据此提出了二里头文化三期说(早、中、晚三期)。与此同时,对遗址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钻探。1960年,在二里头遗址第Ⅴ区发现了面积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后编号为1号宫殿),经过试掘,1961年正式开始对1号宫殿进行了全面揭露,1964年工作暂停,至1972年恢复工作后到1975年,共历时8年,进行了14个季度的发掘。1976年,二号宫殿勘探发现后,从1977年开始,又进行了2年4个季度的发掘。
 
  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在发掘和探索过程中,赵芝荃先生提出了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术观点。
 
  在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属性有了初步认识后,赵芝荃先生及其团队开始思考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来源及其与龙山文化的关系等考古学问题,为此,他利用发掘间隙带队对洛阳盆地、嵩山南麓和淮河左岸支流上游的平原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
 
  二
 
  1975年,赵芝荃先生带队选取嵩山南麓汝河支流洗耳河西侧的临汝煤山遗址进行了2个季度发掘工作。经过当年的发掘,煤山遗址的文化堆积被分为四期,其中煤山一期和二期为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则包括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和第三期两个阶段。补充了洛阳博物馆经过1970年发掘提出的“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结论。藉此,赵芝荃先生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是从“煤山类型”一、二期直接发展过来的观点,并强调“在探讨夏文化的过程中, 应当打破人为的考古资料命名的界限, 认真地进行分析研究, 以寻求夏文化的正确答案”。
 
  为验证该推论,1975年冬季,赵芝荃先生沿着1959年徐旭生先生的调查路线带领高天麟、郑光、张国柱、李经汉、郭留通等人员对沙汝河流域、颍河流域、贾鲁河及双洎河流域的许昌、平顶山、郑州三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包括平顶山的寺岗(贾庄)、禹县的花石镇(阎寨)、谷水河、崔庄,临汝的柏树圪垯,襄城的纸段、黄柳遗址和郏县的太仆砦遗址,登封的告成-八方、石羊关、北庄,新郑的望京楼、裴李岗、唐户,中牟的业王,密县(今新密)的曲梁、大范庄、古城寨(古桧城)、新砦,许昌的灵井、泉店、禹王城,鄢陵的三里侯冢、刘庄、鄢陵故城,长葛的石固、太平店、画匠王、小徐庄等近30处。
 
  1979年,赵芝荃先生再次率队,对新砦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发现“二里头一期文化包含有相当数量的河南龙山文化因素,与现在确认的二里头一期文化有所不同”,认为“这种文化有其独特的风格,具有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一期文化之间的过渡形态”,而“新砦遗址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年代似乎不太长,恰好是从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的整个阶段”,再次明确了“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它们之间存在有许多共同的因素, 在时间方面是紧密衔接的, 前后的承袭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之后不久,赵芝荃先生提出了“新砦期”文化的概念,认为“新砦期”文化填补了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是一种过渡类型”,新砦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一样,都是探索夏代文化最有希望的目标。
 
  三
 
  文献记载中,商丘地区为商人的发源地。 “为考察二里头文化(商代文化)的渊源,借以识别夏代的物质文化,进一步研究二里头遗址的性质”,1976至1978年,赵芝荃先生带领张国柱、冯承泽、屈如忠、陈久恒、王吴邦与河南省博物馆的王明端和商丘地区的王子超等人员对商丘地区的商丘(梁园区)、虞城、夏邑、永城、民权、柘城、睢县、民权等8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38处遗址(其中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时期遗址13处),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汉唐时期。选取并主持了永城王油坊、黑堌堆,柘城孟庄(心闷寺),商丘坞墙,睢县周龙岗等遗址的发掘,其中,在商丘坞墙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堆积层和少量二里头文化的陶片。
 
  商丘地区的调查与发掘,达到了了解该区域古代文化面貌的基本目的,对商文化来源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看法。认识到了该区域龙山文化的遗存分布较为丰富,有别于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并将其称之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丰富了对龙山文化区域类型的认识,认识到商丘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东界。
 
  四
 
  周口地区长期以来开展的考古工作极少,为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和分布范围问题,1978年5月23日至6月9日,赵芝荃先生率队对周口地区的商水、项城、沈丘、郸城、鹿邑、淮阳、西华、扶沟、太康等9县所处的颍河及其支流汾泉河、沙河、贾鲁河、黑河以及涡河等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和确认各个时期的遗址47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1处,龙山文化遗址31处、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认识到该区域仰韶早期的遗存与庙底沟文化类似,与大河村二期文化和下王岗早二期大体同时,而仰韶晚期的遗存属于秦王寨类型;龙山早期的文化遗存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龙山中期的遗存与豫西地区大致相同,龙山晚期则有王油坊类型的遗址发现;首次在豫东地区发现了较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且具地域特色。
 
  周口地区的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址16处,对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即豫西晋南地区为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区,而淮河流域是也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之一,深化了对二里头分布范围和类型的认识。
 
  五
 
  淮左地区的调查对于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考古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豫东地区“王油坊类型”的发现和确认,进一步丰富了对于河南龙山文化区系类型的认识,为了解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关系,乃至探讨商文化的起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煤山类型”的提出,对于探讨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谱系,探明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指明了方向。“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提出,在陶器类型学上找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本源。正如赵芝荃先生在谈及自己的学术贡献时所言“如果加上我们发掘的、夏鼐先生命名的二里头文化,本人的田野考古工作是确认了一个考古学文化、两个类型文化和一个‘新砦期文化’”。
 
  实际上,赵芝荃先生的学术贡献远不止自己所言。二里头遗址前二十年的发掘,二里头文化“四期说”陶器编年的确立,二里头遗址都邑地位的确认都离不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田野工作。1986年,赵芝荃先生提出了二里头、东下冯、下七垣、下王岗、豫东等均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其中二里头类型与夏文化有关,下七垣、豫东类型与商文化有关,进而认为新砦期文化、二里头一二三期文化属于夏代文化,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四期进入商代纪年,发展为二里冈文化。此一学术体系正是赵芝荃先生基于田野实践对夏文化探索所做出的答复。
 
  二里头遗址发掘近60年以来,以二里头文化性质和年代为中心的讨论从未停止,学术争论更是异彩纷呈。在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赵芝荃先生从“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拥趸者转变为“偃师商城西亳说”的支持者,其学术体系也有不小的修正和变化,但是这些丝毫不能改变其在夏商研究中的奠基和开拓之功。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正是因为有了以赵芝荃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学人的筚路蓝缕之探索与实践,才有了今天夏商研究的繁荣。
 
  值此赵芝荃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为缅怀赵芝荃先生在夏商考古研究中的奠基之功,笔者撰写此文,以资怀念,以表景仰。
 
  本文据2017年商丘“夏商考古学与豫东考古”学术研讨会发言撰写(作者:陈国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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