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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姚发现孙吴时期虞氏家族成员墓
发布时间:2017-09-25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许超 李小仙    点击率:
  2017 年7~8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位于余姚市经济开发区穴湖村黄家山南坡的一座被盗古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这是一座孙吴时期虞氏家族成员墓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该墓为平面凸字形砖室券顶墓,方向195度,距现地表深约0.45~1.1 米。墓室中部和甬道前方各发现盗洞一处,墓室中部盗洞深达墓底。墓道前方为断崖,且因有当代墓葬,未做考古发掘。墓葬封门横长1.05、宽0.34~0.35、残高1.2 米,由双砖横直错缝平砌。封门与甬道连接处残留有挡土墙迹象。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1.3、内宽1、内高1.28 米。甬道残留有部分券顶,以“四顺一丁”方式筑砌。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两侧壁与后壁微外弧,内长4.9~5.06、内宽2.48~2.64、残高0.8~2 米。墓室券顶已不存,各壁同样以“四顺一丁”方式修筑。墓室前部设长方形祭台横贯墓室,宽1 米,高0.08 米。墓室内未见有棺椁及人骨迹象。墓室及甬道底部人字形平铺底砖一层。从发掘情况看,该墓修筑顺序为先挖墓坑,在坑底平铺底砖,然后筑砌墓室和甬道,再铺设祭台,最后封门。
 
  部分墓砖上发现有铭文多种,依其内容可分三类:纪年类1 种,为“永安七年太岁甲申三月虞氏造”;身份类5 种,分别为“虞氏”“吴故平虏将军都亭侯虞君”“吴故散骑侍郎豫章上蔡长虞君”“夫人鄱阳雷氏全德播宣”“夫人吴郡陈氏奉礼纯淑”;吉语类2 种,为“神明是保万世不刊”“子孙炽盛祭祀相传”。其中,“永安七年……”纪年铭文仅见于斧形砖侧面,“虞氏”铭文仅见于券顶楔形砖端面,“夫人吴郡陈氏……”铭文在墓葬发现极少。从字体上看,吉语类铭文与“虞氏”铭文均为篆书;“永安七年……”纪年铭文和除“夫人吴郡陈氏……”外的身份类铭文均为隶书,带有篆意;“夫人吴郡陈氏……”类铭文的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各类铭文均阳文正书,模印规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该墓历史上曾经历多次盗扰,发掘时仅在墓室扰土中发现少量青瓷残片、印纹硬陶片和蜡烛残件。青瓷残片中可修复器物有薰罐、洗、盘口壶4 件,其形制规整,制作精良,均具有典型的孙吴风格,应当是随葬器物。可辨器型中另见有唐代玉璧底碗残件,由此推测该墓早在唐代已遭过盗掘。
 
  该墓虽然被盗扰严重,但大量铭文砖的出土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纪年铭文可知,墓葬年代不早于“永安七年”。“永安”为孙吴景帝孙休年号,“永安七年”为公元264年。“虞君”“虞氏”等铭文表明墓主为孙吴时期虞氏家族成员。据悉,该墓所在的穴湖一带曾采集孙吴至刘宋时期虞氏墓砖21 种,其中孙吴时期4 种,可见穴湖一带曾埋葬有多位孙吴至南朝时期余姚望族——虞氏家族成员,当为虞氏的一处家族墓地。
 

 
  《水经注》中记载了虞氏家族聚居地、余姚县城与穴湖的关系:“江水又东径赭山南,虞翻尝登此山而四望,诫子孙可居江北,世代有禄位,居江南则不昌也……江水又经官仓,仓即日南太守虞国旧宅,号曰西虞,以其兄光居县东故也……江水又东径余姚县故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江水又东径穴湖塘,湖水沃其一县,并为良畴矣”。赭山又名灵绪山,即位于今余姚市区的龙泉山,《嘉泰会稽志》:“在县西一里”;穴湖塘,《嘉泰会稽志》:“在县东一十二里”,于1954 年改建为穴湖水库。虞氏家族聚居地与余姚县城介于赭山与穴湖塘之间。将家族墓地选择在穴湖一带,从直线距离上看,距虞氏家族聚居地当在10 公里范围内。将家族墓地安置在作为重要灌溉水源地的穴湖塘一带,也反映了虞氏家族对这一水源地及周边良田的控制。
 
  另从该墓墓砖铭文可知墓主有两位夫人,一为“吴郡陈氏”,一为“鄱阳雷氏”。其中“陈氏”铭文砖极为少见,这或许暗示了陈氏在家庭中的地位处于“雷氏”之下。正史中有记载的鄱阳、豫章雷氏族人有东汉顺帝时期侍御史、南顿令雷义(子授,官至苍梧太守)(《后汉书·雷义传》)、西晋时期丰城令雷焕(《晋书·张华传》),可见雷氏在当地具有相当名望。虞氏与雷氏的联姻,反映了当时地方大族在婚姻关系上的选择。虞氏族人中有两位在此出任地方长官,且本次发掘的墓葬主人选择与当地大族联姻,也反映出孙吴时期虞氏家族在豫章一带的经营。
 
  孙吴时期,虞氏家族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迅速上升的阶段,特别是当孙吴政权进入全面江东化阶段后,虞翻诸子陆续出仕:第四子汜官拜散骑中常侍、交州刺史、冠军将军、封余姚侯;第五子忠官至宜都太守;第六子耸出任廷尉;第八子昺拜尚书侍中(《三国志·虞翻传》)。虞氏族人中还有虞察任征虏将军(《三国志·虞喜传》),虞授拜广州刺史、广州督(《三国志·孙皓传》)。此外,在穴湖一带还采集有“吴故庐陵太守虞君”“吴故牙门将稗将军虞羡……”铭文砖。本次发掘所见“散骑侍郎豫章上蔡长”“平虏将军都亭侯虞君”,从其仕宦经历看,可能先以豫章上蔡长(秩五百至三百石)起家,因军功拜平虏将军(杂号将军,第三品),封都亭侯(爵品第五,位在县侯、乡侯之下),加官散骑侍郎(秩六百石,第五品)以示尊宠。从其官爵品级来看,仅次于虞汜,这也是目前宁波地区考古发现墓主等级最高的六朝墓葬。
 
  作为会稽四姓之首,虞氏族人从东汉晚期一直活跃至唐初,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余姚当地也素有“一部余姚史,半部在虞家”之称。本次考古发掘,对于虞氏家族和余姚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许超 李小仙)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22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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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姚发现孙吴时期虞氏家族成员墓

发布时间: 2017-09-25

  2017 年7~8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位于余姚市经济开发区穴湖村黄家山南坡的一座被盗古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这是一座孙吴时期虞氏家族成员墓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该墓为平面凸字形砖室券顶墓,方向195度,距现地表深约0.45~1.1 米。墓室中部和甬道前方各发现盗洞一处,墓室中部盗洞深达墓底。墓道前方为断崖,且因有当代墓葬,未做考古发掘。墓葬封门横长1.05、宽0.34~0.35、残高1.2 米,由双砖横直错缝平砌。封门与甬道连接处残留有挡土墙迹象。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1.3、内宽1、内高1.28 米。甬道残留有部分券顶,以“四顺一丁”方式筑砌。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两侧壁与后壁微外弧,内长4.9~5.06、内宽2.48~2.64、残高0.8~2 米。墓室券顶已不存,各壁同样以“四顺一丁”方式修筑。墓室前部设长方形祭台横贯墓室,宽1 米,高0.08 米。墓室内未见有棺椁及人骨迹象。墓室及甬道底部人字形平铺底砖一层。从发掘情况看,该墓修筑顺序为先挖墓坑,在坑底平铺底砖,然后筑砌墓室和甬道,再铺设祭台,最后封门。
 
  部分墓砖上发现有铭文多种,依其内容可分三类:纪年类1 种,为“永安七年太岁甲申三月虞氏造”;身份类5 种,分别为“虞氏”“吴故平虏将军都亭侯虞君”“吴故散骑侍郎豫章上蔡长虞君”“夫人鄱阳雷氏全德播宣”“夫人吴郡陈氏奉礼纯淑”;吉语类2 种,为“神明是保万世不刊”“子孙炽盛祭祀相传”。其中,“永安七年……”纪年铭文仅见于斧形砖侧面,“虞氏”铭文仅见于券顶楔形砖端面,“夫人吴郡陈氏……”铭文在墓葬发现极少。从字体上看,吉语类铭文与“虞氏”铭文均为篆书;“永安七年……”纪年铭文和除“夫人吴郡陈氏……”外的身份类铭文均为隶书,带有篆意;“夫人吴郡陈氏……”类铭文的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各类铭文均阳文正书,模印规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该墓历史上曾经历多次盗扰,发掘时仅在墓室扰土中发现少量青瓷残片、印纹硬陶片和蜡烛残件。青瓷残片中可修复器物有薰罐、洗、盘口壶4 件,其形制规整,制作精良,均具有典型的孙吴风格,应当是随葬器物。可辨器型中另见有唐代玉璧底碗残件,由此推测该墓早在唐代已遭过盗掘。
 
  该墓虽然被盗扰严重,但大量铭文砖的出土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纪年铭文可知,墓葬年代不早于“永安七年”。“永安”为孙吴景帝孙休年号,“永安七年”为公元264年。“虞君”“虞氏”等铭文表明墓主为孙吴时期虞氏家族成员。据悉,该墓所在的穴湖一带曾采集孙吴至刘宋时期虞氏墓砖21 种,其中孙吴时期4 种,可见穴湖一带曾埋葬有多位孙吴至南朝时期余姚望族——虞氏家族成员,当为虞氏的一处家族墓地。
 

 
  《水经注》中记载了虞氏家族聚居地、余姚县城与穴湖的关系:“江水又东径赭山南,虞翻尝登此山而四望,诫子孙可居江北,世代有禄位,居江南则不昌也……江水又经官仓,仓即日南太守虞国旧宅,号曰西虞,以其兄光居县东故也……江水又东径余姚县故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江水又东径穴湖塘,湖水沃其一县,并为良畴矣”。赭山又名灵绪山,即位于今余姚市区的龙泉山,《嘉泰会稽志》:“在县西一里”;穴湖塘,《嘉泰会稽志》:“在县东一十二里”,于1954 年改建为穴湖水库。虞氏家族聚居地与余姚县城介于赭山与穴湖塘之间。将家族墓地选择在穴湖一带,从直线距离上看,距虞氏家族聚居地当在10 公里范围内。将家族墓地安置在作为重要灌溉水源地的穴湖塘一带,也反映了虞氏家族对这一水源地及周边良田的控制。
 
  另从该墓墓砖铭文可知墓主有两位夫人,一为“吴郡陈氏”,一为“鄱阳雷氏”。其中“陈氏”铭文砖极为少见,这或许暗示了陈氏在家庭中的地位处于“雷氏”之下。正史中有记载的鄱阳、豫章雷氏族人有东汉顺帝时期侍御史、南顿令雷义(子授,官至苍梧太守)(《后汉书·雷义传》)、西晋时期丰城令雷焕(《晋书·张华传》),可见雷氏在当地具有相当名望。虞氏与雷氏的联姻,反映了当时地方大族在婚姻关系上的选择。虞氏族人中有两位在此出任地方长官,且本次发掘的墓葬主人选择与当地大族联姻,也反映出孙吴时期虞氏家族在豫章一带的经营。
 
  孙吴时期,虞氏家族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迅速上升的阶段,特别是当孙吴政权进入全面江东化阶段后,虞翻诸子陆续出仕:第四子汜官拜散骑中常侍、交州刺史、冠军将军、封余姚侯;第五子忠官至宜都太守;第六子耸出任廷尉;第八子昺拜尚书侍中(《三国志·虞翻传》)。虞氏族人中还有虞察任征虏将军(《三国志·虞喜传》),虞授拜广州刺史、广州督(《三国志·孙皓传》)。此外,在穴湖一带还采集有“吴故庐陵太守虞君”“吴故牙门将稗将军虞羡……”铭文砖。本次发掘所见“散骑侍郎豫章上蔡长”“平虏将军都亭侯虞君”,从其仕宦经历看,可能先以豫章上蔡长(秩五百至三百石)起家,因军功拜平虏将军(杂号将军,第三品),封都亭侯(爵品第五,位在县侯、乡侯之下),加官散骑侍郎(秩六百石,第五品)以示尊宠。从其官爵品级来看,仅次于虞汜,这也是目前宁波地区考古发现墓主等级最高的六朝墓葬。
 
  作为会稽四姓之首,虞氏族人从东汉晚期一直活跃至唐初,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余姚当地也素有“一部余姚史,半部在虞家”之称。本次考古发掘,对于虞氏家族和余姚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许超 李小仙)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22日8版)

 

作者: 许超 李小仙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