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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专家论证会纪要
发布时间:2017-04-05    文章出处:“浙江考古”微信    作者:张馨月    点击率:
  后司岙窑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窑址群中最核心的窑址。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并取得重要收获。本次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揭露出包括龙窑窑炉、房址、釉料缸、挡墙等在内丰富的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的窑址废品堆积,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此外,本次考古发掘在工作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为促进后司岙窑址考古研究,凝练以上林湖窑址群为代表的越窑址考古的学术价值,2017年2月25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人民政府主办、慈溪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专家论证会”在慈溪召开。
 
  本次学术论证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研究员主持,首先由郑建明研究员作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收获的主题汇报;之后各位与会专家结合现场考察与主题汇报,对本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进行学术论证;最后由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作会议总结。
论证会现场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要弄清楚秘色瓷的真正涵义,需要对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首先,秘色瓷与普通青瓷的差别。从窑址现场考察来看,秘色瓷与普通青瓷同窑合烧,但烧造过程中的窑位是有差别的,只有在窑炉的中部才有可能烧造出秘色瓷。其次,秘色瓷的瓷土成分。制作秘色瓷的瓷土是否特殊,需要作一些科技检测,弄清楚秘色瓷与普通青瓷胎料上的差别。第三,秘色瓷的釉料成分。这方面也需要作一些科技检测。第四,秘色瓷的烧造工艺。从窑址现场来看,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只有用瓷质匣钵才有可能烧造出秘色瓷。第五,秘色瓷的烧成温度。要通过科技手段,检测一下秘色瓷和普通青瓷的烧成温度,并进行对比。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结合考古发掘现场揭露出来的遗迹和遗物,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首先,法门寺地宫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秘色瓷,但是秘色瓷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烧造的,烧造的工艺如何,我们一直都不清楚。此次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一次高水平、经典的瓷窑址发掘,可以在陶瓷考古和瓷窑址发掘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此次考古发掘工作是在多年考古调查基础上进行的,从选址到具体发掘方法上都是科学合理的,其中许多考古发掘手段也是创新的。鉴于该窑址的重要性,要对其进行科学保护,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并进一步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作好充分准备。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后司岙窑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窑址最关键性的因素全部揭示出来,精准地揭示出窑址的布局、生产工艺流程信息,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最重要的越窑窑址之一,是中国瓷窑址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瓷窑址的考古发掘方法。瓷窑址与一般遗址的发掘方法确实有些不同之处,特别是确定窑址的年代、生产布局,难度很大。后司岙考古发掘项目的团队显然是花了很多心思,在发掘方法和记录手段上作了大量创新,比如用三维的方法来记录和复原。尽管有一些方面还值得商榷,但是本次考古发掘还是做了相当重要的探索,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第三,越窑遗址的保护问题。据考古调查,上林湖周边的窑址近110余处,如何最大限度地对窑址进行保护、如何将上林湖的功能如遗址公园的功能和现代水库的功能的矛盾处理好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方面问题的处理,需要各级政府和文物考古部门继续思考。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一次较为全面的揭露。后司窑窑址的布局,在古代制瓷业中是最经济的布局方式。从目前学术研究来看,窑炉的研究已经很系统了,相对而言作坊区的研究尤其是作坊和窑炉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十分薄弱。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应该重视窑场布局这一成果。第二,对于秘色瓷概念和涵义的确认。通过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使得这一认识更加明确,同时对于法门寺出土器物如八棱净瓶的研究也有相当帮助。第三,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对于9—10世纪官作制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后司岙窑址属于贡窑体制,除了生产秘色瓷作贡瓷之外,还生产相当数量的普通青瓷,这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9年发掘的定窑窑址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这两个窑址出土资料的相互补充,对于我们了解9—10世纪的贡御方式和管理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第四,后司岙窑址采取的考古发掘方法值得称赞。在瓷窑址考古中如何处理海量的窑业堆积,是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窑业堆积,在现场进行系统分类与统计,需要充分的时间、人力和经费,一般的窑址发掘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后司岙窑址中确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值得称赞。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首先,对于这次发掘,我更看重的是所采用的发掘方法和总结的经验。在后司岙的发掘中,对每一个层位都做了三维激光扫面,全面的采集了所有数据,为以后的展示和重建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性材料。在不久之后的秘色瓷展览中,我们就可以运用发掘中使用的三维重建,制作成VR,既可以让观众体验考古学家每天是怎样发掘的,也可以重新去感受整个窑场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这其实是一个考古学资料向公众传播的非常好的案例。第二,这次的发掘是一次有准备、有计划的发掘。从初步的成果来说,不论是在考古学方法、标本的采集,还是多学科的运用,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具体到陶瓷考古方面,过去我们研究秘色瓷器,我们只能从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东西来研究,而这次发现了窑址,我们就可以从窑址的角度来研究秘色瓷,也就是进入到了工业考古的体系,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层面来思考。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纪炜(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
 
  在以往故宫举办的展览中,展览内容偏重于学术,一般老百姓觉得枯燥。对于近期将在故宫举办的“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主题展览,我们要兼顾普通大众,要让普通人也能了解越窑、了解秘色瓷。从展览效果来看,不同的器形以及不同装烧方式的窑具,都应该用到展览上。匣钵有粗陶、粗瓷和细瓷之分,如果能够展示出各类产品分别是放在哪一种匣钵里进行烧造的,那么这个展览就既有学术的研究,又富有生动性和趣味性。这样做展览才能比较有意思。另外我们的影像资料也可以用到展览上,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秘色瓷和当时的“工匠精神”。
 
纪炜(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首先,后司岙窑址在发掘过程中,尤其注重多学科的合作和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特别是水陆考古相结合,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第二,在陶瓷考古的方法论上,除了引入聚落考古的方法之外,还可以有意识的引入手工业考古的思路。如果将瓷器放在手工业考古的层面去考量,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上林湖窑场,不仅仅是有丰富的瓷土、原料、工匠、工艺,还有遗址之外的交通、地理环境。在官窑出现之前,浙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制瓷基础,尽管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从最开始的原始瓷、秘色瓷到后来的龙泉等几个中心的迁移,这不仅仅是产品中心产地的迁移或是瓷土等资源的迁移,这背后还蕴含了文化、社会、管理体系等多种因素。这一系列问题,必须要放在手工业考古大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第三,我们一定要思考定量化的统计方法。不仅是要在遗址里面,在遗址之外进行定量化分析也很重要。考古在计量化方面应该有自己的优势,把这种衡量标准纳入到手工业考古的范畴,对于研究、认识学术问题,甚至是在陈列展示和对外诠释方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秘色瓷是整个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后司岙窑址的发掘,解决了秘色瓷归属地的问题,也能为研究当时最高窑业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两点对于陶瓷考古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二,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看,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和手段都是非常先进的。通过后司岙窑址的发掘,能够重建窑场堆积和废弃的过程,这达到了田野发掘的最高水平和追求。第三,对于瓷器标本的选取和采集方法,这次发掘为我们采集和统计标本提供了宝贵经验。当然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工作才只是刚刚开始,接下去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规划和保护措施,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收获。同时在研究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工作,如更多的科技检测数据,秘色瓷的对比研究等。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林留根(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现是非常重要的。本次发掘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在初期涉及发掘方案时,目标就很明确,其中一个就是要找到烧造秘色瓷的窑址,经过发掘,达到了这个目的。此外,多位一体的考古发掘方法,特别是水下考古调查的参与,复原了古时地貌,揭示出了后司岙窑址使用时期周边的地形状态,将聚落考古的理念引入了瓷窑址考古。第二,从发掘技术上,也有很多突破。后司岙窑址的重要发现和我们采取的考古技术、手段和方法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同时在上林湖边积累的多年的考古调查资料,也是取得这次收获的必要条件。第三,这次的发掘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重大的学术问题。在普通人眼中,秘色瓷的烧造和工艺是高端和神秘的,这次的发掘解决了公众和学术界多年来的问题。通过对该窑址的系统考古发掘,基本上可以确认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与此同时,也揭示了该窑场的基本布局。
林留根(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作为发掘单位来讲,我们应该尽量弥补包括窑炉的解剖、科技检测等在内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要从更精细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此外还要对已发掘出来的秘色瓷在器形、种类与其他窑址进行对比研究。第二,从窑场的布局来讲,发掘的面积还不够大,我们在现场依然没有见到窑场的边界,甚至不明确后司岙窑场是否还存在其他窑炉,对这一片区域还不了解。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采取打探沟的方式来探寻。第三,龙窑窑炉长度大,每一段的窑温不一样,因此烧造的产品都不一样,不同器形与窑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关注。第四,发掘过程中的保护问题。在发掘过程中,应该重视边发掘边保护的发掘理念。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结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后司岙的发掘能够得到认可,除了遗迹遗物的发现,也体现在对于这个系统整体的管理、发掘技术和发掘理念的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水陆空”相结合。此次考古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负责田野发掘,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负责水下考古调查,再加上低空遥感的探测,这三点就做到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理念。第二,多团队的参与。参与到此次发掘中的团队,不仅仅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这些专业的考古文博机构,还有多所国内高等院校提供了支持。在我们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的专业机构参与其中,整个团队的组成还是非常到位的。第三,多学科合作的理念。我们不仅仅在传统的考古学上做了技术和方法上的创新,也吸纳了一些现代学科的参与。在技术手段和学科合作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全新的探索,将传统的手段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有机结合,保证了后司岙窑址考古项目的精准化和科学化。
王结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总之,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考古发掘发掘理念先进、发掘方法创新、发掘成果重大,从发掘方案的设计、发掘方法的探索到学术目的的实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本次发掘对于解决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烧造产地、烧造工艺、兴衰过程以及晚唐五代时期宫廷用瓷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大量学术资料。
 
与会专家合影
 
  作为唐宋时期的著名窑口,上林湖越窑开创了以秘色瓷为代表的高端青瓷的生产,不仅是制瓷技术的引领者,对国内外的青瓷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公元9至11世纪,曾大量地输出到今天的北非、西非、西亚、东南亚以及东亚、东北亚等地区,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与会专家考察窑址发掘现场

与会专家观摩出土遗物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将按照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完善发掘方案,继续推进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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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专家论证会纪要

发布时间: 2017-04-05

  后司岙窑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窑址群中最核心的窑址。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并取得重要收获。本次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揭露出包括龙窑窑炉、房址、釉料缸、挡墙等在内丰富的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的窑址废品堆积,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此外,本次考古发掘在工作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为促进后司岙窑址考古研究,凝练以上林湖窑址群为代表的越窑址考古的学术价值,2017年2月25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人民政府主办、慈溪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专家论证会”在慈溪召开。
 
  本次学术论证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研究员主持,首先由郑建明研究员作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收获的主题汇报;之后各位与会专家结合现场考察与主题汇报,对本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进行学术论证;最后由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作会议总结。
论证会现场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要弄清楚秘色瓷的真正涵义,需要对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首先,秘色瓷与普通青瓷的差别。从窑址现场考察来看,秘色瓷与普通青瓷同窑合烧,但烧造过程中的窑位是有差别的,只有在窑炉的中部才有可能烧造出秘色瓷。其次,秘色瓷的瓷土成分。制作秘色瓷的瓷土是否特殊,需要作一些科技检测,弄清楚秘色瓷与普通青瓷胎料上的差别。第三,秘色瓷的釉料成分。这方面也需要作一些科技检测。第四,秘色瓷的烧造工艺。从窑址现场来看,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只有用瓷质匣钵才有可能烧造出秘色瓷。第五,秘色瓷的烧成温度。要通过科技手段,检测一下秘色瓷和普通青瓷的烧成温度,并进行对比。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结合考古发掘现场揭露出来的遗迹和遗物,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首先,法门寺地宫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秘色瓷,但是秘色瓷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烧造的,烧造的工艺如何,我们一直都不清楚。此次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一次高水平、经典的瓷窑址发掘,可以在陶瓷考古和瓷窑址发掘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此次考古发掘工作是在多年考古调查基础上进行的,从选址到具体发掘方法上都是科学合理的,其中许多考古发掘手段也是创新的。鉴于该窑址的重要性,要对其进行科学保护,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并进一步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作好充分准备。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后司岙窑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窑址最关键性的因素全部揭示出来,精准地揭示出窑址的布局、生产工艺流程信息,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最重要的越窑窑址之一,是中国瓷窑址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瓷窑址的考古发掘方法。瓷窑址与一般遗址的发掘方法确实有些不同之处,特别是确定窑址的年代、生产布局,难度很大。后司岙考古发掘项目的团队显然是花了很多心思,在发掘方法和记录手段上作了大量创新,比如用三维的方法来记录和复原。尽管有一些方面还值得商榷,但是本次考古发掘还是做了相当重要的探索,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第三,越窑遗址的保护问题。据考古调查,上林湖周边的窑址近110余处,如何最大限度地对窑址进行保护、如何将上林湖的功能如遗址公园的功能和现代水库的功能的矛盾处理好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方面问题的处理,需要各级政府和文物考古部门继续思考。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一次较为全面的揭露。后司窑窑址的布局,在古代制瓷业中是最经济的布局方式。从目前学术研究来看,窑炉的研究已经很系统了,相对而言作坊区的研究尤其是作坊和窑炉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十分薄弱。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应该重视窑场布局这一成果。第二,对于秘色瓷概念和涵义的确认。通过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使得这一认识更加明确,同时对于法门寺出土器物如八棱净瓶的研究也有相当帮助。第三,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对于9—10世纪官作制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后司岙窑址属于贡窑体制,除了生产秘色瓷作贡瓷之外,还生产相当数量的普通青瓷,这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9年发掘的定窑窑址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这两个窑址出土资料的相互补充,对于我们了解9—10世纪的贡御方式和管理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第四,后司岙窑址采取的考古发掘方法值得称赞。在瓷窑址考古中如何处理海量的窑业堆积,是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窑业堆积,在现场进行系统分类与统计,需要充分的时间、人力和经费,一般的窑址发掘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后司岙窑址中确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值得称赞。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首先,对于这次发掘,我更看重的是所采用的发掘方法和总结的经验。在后司岙的发掘中,对每一个层位都做了三维激光扫面,全面的采集了所有数据,为以后的展示和重建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性材料。在不久之后的秘色瓷展览中,我们就可以运用发掘中使用的三维重建,制作成VR,既可以让观众体验考古学家每天是怎样发掘的,也可以重新去感受整个窑场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这其实是一个考古学资料向公众传播的非常好的案例。第二,这次的发掘是一次有准备、有计划的发掘。从初步的成果来说,不论是在考古学方法、标本的采集,还是多学科的运用,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具体到陶瓷考古方面,过去我们研究秘色瓷器,我们只能从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东西来研究,而这次发现了窑址,我们就可以从窑址的角度来研究秘色瓷,也就是进入到了工业考古的体系,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层面来思考。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纪炜(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
 
  在以往故宫举办的展览中,展览内容偏重于学术,一般老百姓觉得枯燥。对于近期将在故宫举办的“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主题展览,我们要兼顾普通大众,要让普通人也能了解越窑、了解秘色瓷。从展览效果来看,不同的器形以及不同装烧方式的窑具,都应该用到展览上。匣钵有粗陶、粗瓷和细瓷之分,如果能够展示出各类产品分别是放在哪一种匣钵里进行烧造的,那么这个展览就既有学术的研究,又富有生动性和趣味性。这样做展览才能比较有意思。另外我们的影像资料也可以用到展览上,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秘色瓷和当时的“工匠精神”。
 
纪炜(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首先,后司岙窑址在发掘过程中,尤其注重多学科的合作和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特别是水陆考古相结合,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第二,在陶瓷考古的方法论上,除了引入聚落考古的方法之外,还可以有意识的引入手工业考古的思路。如果将瓷器放在手工业考古的层面去考量,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上林湖窑场,不仅仅是有丰富的瓷土、原料、工匠、工艺,还有遗址之外的交通、地理环境。在官窑出现之前,浙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制瓷基础,尽管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从最开始的原始瓷、秘色瓷到后来的龙泉等几个中心的迁移,这不仅仅是产品中心产地的迁移或是瓷土等资源的迁移,这背后还蕴含了文化、社会、管理体系等多种因素。这一系列问题,必须要放在手工业考古大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第三,我们一定要思考定量化的统计方法。不仅是要在遗址里面,在遗址之外进行定量化分析也很重要。考古在计量化方面应该有自己的优势,把这种衡量标准纳入到手工业考古的范畴,对于研究、认识学术问题,甚至是在陈列展示和对外诠释方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秘色瓷是整个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后司岙窑址的发掘,解决了秘色瓷归属地的问题,也能为研究当时最高窑业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两点对于陶瓷考古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二,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看,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和手段都是非常先进的。通过后司岙窑址的发掘,能够重建窑场堆积和废弃的过程,这达到了田野发掘的最高水平和追求。第三,对于瓷器标本的选取和采集方法,这次发掘为我们采集和统计标本提供了宝贵经验。当然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工作才只是刚刚开始,接下去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规划和保护措施,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收获。同时在研究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工作,如更多的科技检测数据,秘色瓷的对比研究等。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林留根(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现是非常重要的。本次发掘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在初期涉及发掘方案时,目标就很明确,其中一个就是要找到烧造秘色瓷的窑址,经过发掘,达到了这个目的。此外,多位一体的考古发掘方法,特别是水下考古调查的参与,复原了古时地貌,揭示出了后司岙窑址使用时期周边的地形状态,将聚落考古的理念引入了瓷窑址考古。第二,从发掘技术上,也有很多突破。后司岙窑址的重要发现和我们采取的考古技术、手段和方法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同时在上林湖边积累的多年的考古调查资料,也是取得这次收获的必要条件。第三,这次的发掘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重大的学术问题。在普通人眼中,秘色瓷的烧造和工艺是高端和神秘的,这次的发掘解决了公众和学术界多年来的问题。通过对该窑址的系统考古发掘,基本上可以确认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与此同时,也揭示了该窑场的基本布局。
林留根(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作为发掘单位来讲,我们应该尽量弥补包括窑炉的解剖、科技检测等在内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要从更精细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此外还要对已发掘出来的秘色瓷在器形、种类与其他窑址进行对比研究。第二,从窑场的布局来讲,发掘的面积还不够大,我们在现场依然没有见到窑场的边界,甚至不明确后司岙窑场是否还存在其他窑炉,对这一片区域还不了解。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采取打探沟的方式来探寻。第三,龙窑窑炉长度大,每一段的窑温不一样,因此烧造的产品都不一样,不同器形与窑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关注。第四,发掘过程中的保护问题。在发掘过程中,应该重视边发掘边保护的发掘理念。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结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后司岙的发掘能够得到认可,除了遗迹遗物的发现,也体现在对于这个系统整体的管理、发掘技术和发掘理念的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水陆空”相结合。此次考古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负责田野发掘,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负责水下考古调查,再加上低空遥感的探测,这三点就做到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理念。第二,多团队的参与。参与到此次发掘中的团队,不仅仅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这些专业的考古文博机构,还有多所国内高等院校提供了支持。在我们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的专业机构参与其中,整个团队的组成还是非常到位的。第三,多学科合作的理念。我们不仅仅在传统的考古学上做了技术和方法上的创新,也吸纳了一些现代学科的参与。在技术手段和学科合作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全新的探索,将传统的手段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有机结合,保证了后司岙窑址考古项目的精准化和科学化。
王结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总之,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考古发掘发掘理念先进、发掘方法创新、发掘成果重大,从发掘方案的设计、发掘方法的探索到学术目的的实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本次发掘对于解决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烧造产地、烧造工艺、兴衰过程以及晚唐五代时期宫廷用瓷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大量学术资料。
 
与会专家合影
 
  作为唐宋时期的著名窑口,上林湖越窑开创了以秘色瓷为代表的高端青瓷的生产,不仅是制瓷技术的引领者,对国内外的青瓷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公元9至11世纪,曾大量地输出到今天的北非、西非、西亚、东南亚以及东亚、东北亚等地区,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与会专家考察窑址发掘现场

与会专家观摩出土遗物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将按照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完善发掘方案,继续推进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责编:李来玉)
 
 

作者:张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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