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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露越窑 千峰翠色——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活动纪要
发布时间:2017-04-20    文章出处:纸上考古    作者:纸上考古    点击率: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信息中心承办的“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深度解读之‘风露越窑 千峰翠色——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于4月13日下午14点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功能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担任学术主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研究员受邀作为讲演嘉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和崔剑锋副教授为点评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中心主任徐天进教授出席本次活动。
  杭侃向“后司岙”窑址入选十大表示祝贺,并向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杭侃认为,十大考古发现是一件比较“热闹”的事情,“热闹”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可以促进公众对考古工作认知的提升。但也不能仅仅只是“热闹”,毕竟学问是寂寞之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已连续三年作为“首站”举办“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恰好今年的“进校园”移师首师大,很高兴能够有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而我们今年则换一种形式,希望能够做得更深入。所谓深入,是指考古新发现,不能只是停留在发现界面,更大的是“新”,而“新”就依赖于我们研究的深入。陶瓷实际上是联系社会、经济、甚至是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工业内容,我们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对于它的考古发掘。
  学术主持秦大树也向后司岙窑址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示祝贺。秦大树说道:今天是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的深度解读,所以我们就围绕一个题目——越窑的考古来进行。如果仅仅说后司岙这个窑址,可能就是刚入选十大的“热闹”,而我们今天则希望从方法上和更广泛的角度解读越窑。近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不断地在浙江省内开展陶瓷考古工作:先是在龙泉按照片区做了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基本把大窑、金村、溪口的每个窑址都做了勘察或者小规模的试掘。近两年,浙江省所开始在曹娥江流域和上林湖区域开展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对发现的每个窑址都进行了勘察,甚至作了小规模的发掘,所以才能准确无误地选择后司岙窑址进行发掘。秘色瓷窑址的发现,是陶瓷考古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因为其准确无误地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应上了。当然,发现背后可以解读的问题有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请郑建明先生来,不只是讲后司岙窑址,而是对近几年越窑的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做基本考古工作脉络的梳理,然后再重点介绍后司岙窑址。随后,请五位点评专家再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发现进行点评。
 
  水碧天青
 
  唐宋时期越窑暨考古新进展
 
郑建明
 
  一、越窑青瓷
 
  二、越窑名称
 
  三、越窑分布
 
  四、越窑发展脉络
 
  五、越窑主要成就
 
  六、越窑考古工作回顾
 
  七、越窑考古的新进展
 
  八、越窑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浙江青瓷
 
  浙江青瓷窑址的发展有四大高峰阶段,分别是德清先秦原始瓷窑址群、上虞汉六朝窑址群、上林湖唐宋窑址群以及龙泉宋元明窑址群,前两个窑址群在国内具有独一无二性,是探索瓷器起源的重要地区,后两个地区仍是青瓷生产的中心,引领着青瓷技术的发展。
浙江窑址发展四大高峰
 
  二 越窑名称
 
  “越窑”之名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之句。唐代文献中涉及越窑瓷器的记载较多,其中以《茶经》最早:“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宋元时期的记载更多,官修《新唐书》、《册府元龟》、《宋史》、《宋会要》、《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中兴礼书》都有记载。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古窑考•越窑》亦载“越窑,越州所烧,始唐代,即今浙江绍兴府,在隋唐曰越州,瓷色青,著美一时”。
 
  因此,越窑是唐代对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或别名。宋人因之,一直沿用至今。时代大致为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地域主要是唐代越州的宁绍平原一带。
 
  《中国陶瓷史》有述:“越窑的主要产地上虞、余姚、绍兴等,原为古代越人居地,东周时是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秦汉至隋属会稽郡,唐改为越州,宋时又更名为绍兴府。二千多年来,府与县名随王朝的更替而有几次更改。但是这里的陶瓷业自商周以来,都在不断地发展着。特别是东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瓷器生产从未间断,规模不断扩大,制瓷技术不断提高,经历了创造、发展、繁盛和衰落几个大的阶段。产品风格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关系十分清楚。所以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期的越州窑是前后连贯的一个瓷窑体系,可以统称为‘越窑’。将绍兴、上虞等地唐以前的早期瓷窑统称为‘越窑’,既可看清越窑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还可以避免早期越窑定名上的混乱,如‘青釉器物’、‘晋瓷’或把它另行定名为‘会稽窑’等”。
 
  仍有学者三段式划分:“早期越窑”、唐宋越州窑和“南宋余姚窑”,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三个瓷业文化遗存。它们同属于一个大的瓷业体系,若用考古学研究的通常方式,似可以表达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但并非前后连贯的同一瓷窑的三个发展阶段。
 
  三 越窑分布
 
  越窑的分布可分为一个核心产区和两个次级中心。浙江慈溪东南桥头镇一带的上林湖一带是越窑的核心产区,分布着150余处窑址。上林湖越窑发展于唐代早中期,兴盛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北宋晚期开始衰落,直至南宋早期仍有短暂的宫廷用瓷烧造期。
 
越窑的一个核心产区与两个次级中心
 
  唐宋时期的上林湖代表了越窑乃至同时期中国制瓷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产品种类丰富,造型优美,釉层滋润如玉。部分器物器形制巨大、复杂,质量高超,是我国唐宋时期主要生产宫庭用瓷的窑场。
上林湖核心产区
 
  四 越窑发展脉络
 
  唐宋时期的越窑时代划分。大致可以划分成:隋-初唐、盛唐、中晚唐、唐末-五代、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和南宋八个时期。
 
  1. 隋-初唐时期
 
  持续东晋以来的低谷期。产品种类少、造型简单,胎质粗、胎色深、釉面质感不强,多施半釉。产品以碗为主,少量的盘口壶、鸡首壶、罐、盂、盘、碟等,多数器物比例失调。胎色多呈深灰、灰黑、土灰等色,并夹杂有较多的细砂,颗粒较粗。绝大多数器物施半釉,并且仅施在器物的中腹部,碗类器物不仅外腹、内腹亦施半釉。除青釉外,亦有少量的黑釉或酱色釉。窑具仅有少量的支烧具、垫具与间隔具,在上林湖核心地区可能已采用匣钵。

 
  2. 盛唐时期
 
  器物种类似乎并没有多少增加,主要器物有碗、钵、碟等。鸡首壶类器物已不见,盘口壶发生巨大变化,盘口加大。在质量上有较大的提高,胎质更细、釉面质感增强,釉面更加干净细腻。多数器物施釉及底,并出现满釉现象,碗类器物内腹施半釉的现象消失。平底器逐渐向饼形底及矮圈足演进。在装烧工艺上有一个质的变化,即匣钵的较多应用,这一时期的匣钵多为M型,但下凹较浅。
  3. 中晚唐时期
 
  安史之乱后,中原与西域的交往被阻隔,大唐生活重心向南偏移,对艺术的取向也从西方华丽彩章、极尽炫烂的风格,转向江南水乡的朦胧飘逸。上林湖由是进入兴盛,其产品的“千峰翠色”、“凉露浸衣”之绿成为青瓷的定色标准。器物种类极大丰富,主要有碗、盘、碟、盂、杯、盏、执壶、侧把壶、盒子、薰、砚、灯、盏托、盆、盘口壶、埙、净瓶、皮囊壶、砚滴、茶匙等。胎釉质量明显进步,胎质细腻,胎色呈较统一的浅灰白色。釉色呈青绿或青黄色,釉面莹润,多数器物施满釉。装饰上仍旧以素面为主,但出现一定数量的纹饰装饰,主要是荷叶,呈四瓣对称布局。装烧上使用两种方式,即匣钵装烧与明火裸烧,均置于支烧具上;匣钵又分成两种装烧方式,单件装烧与匣钵内多件叠烧。最重要的成就是因瓷质匣钵的使用,创烧成功了秘色瓷,从而将越窑青瓷推向了高峰。
  4. 唐末-五代
 
  越窑迎来了鼎盛时期,秘色瓷的生产量更高,以造型简洁为美,薄胎薄釉,质极细腻,凸显釉色之纯。器物种类、造型上均与唐代发生较大的变化。造型更加纤细、瓜棱形造型、外撇高圈足,金银器的风格越来越浓重。以釉色与造型取胜,基本不饰纹饰。瓷质匣钵流行,但质地上较唐代粗。
  5. 北宋早期
 
  北宋越窑青瓷再一次回归刻划花装饰,开始在高质量青釉的衬托下,产品尚不失华美,但在艺术风格上却远离了秘色瓷以形色取胜的神采。流行细划花,题材十分丰富。胎质较唐五代开始变粗。
  6. 北宋中期
 
  器物种类基本沿袭北宋早期,但装饰更加凸出,流行粗刻划花装饰。流行细划花,题材十分丰富。胎质较唐五代开始变粗,除少量器物呈天青。
 
  7. 北宋晚期
 
  种类较单一。以碗、小盘、杯、盒、灯盏为主,另外有少数几件执壶、盏、盏托、钵、罐、碾轮等。质量普遍较差。胎质较粗,胎色较深,釉面干枯,釉层薄而不甚均匀,凝釉明显。器物装饰仍旧流行,刻划花更加粗率。装烧方法方面,绝大多数产品为叠烧,其中除同类产品叠烧外,也存在不同产品混合叠烧。从地层清理来看,匣钵数量很少,故推测绝大多数产品应为明火裸烧。北宋晚期越瓷质量大为衰退,同时期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各有特色,质量上乘,逐渐取代越窑地位。
  8. 南宋越窑
 
  宋室南渡,汝窑的衰亡,上林湖地区成了早期宫廷用瓷的主要生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带来了短暂的最后荣光。产品有两路,一路是传统的越窑薄釉,流行刻划花装饰,另外一种是乳浊釉产品。南宋政权安定后,乳浊釉产品大量在龙泉窑生产,加之官窑的兴建,越窑的使命到此终结。
  五 越窑主要成就
 
  1. 越窑开创了以秘色瓷为代表的高等级青瓷的生产。
 
  秘色瓷这种淡青色的釉不仅将越窑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同时影响了北宋汝窑的生产,并且随着宋室的南迁,又南传到南宋官窑与龙泉窑,最终成为中国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
 
  2. 越窑是唐宋时期宫廷用瓷的最重要产地。
 
  秘色瓷创烧后,这批青瓷主要见于与宫廷密切相关的遗址与墓葬中,如法门寺地宫、唐代大明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辽代祖陵与贵族墓葬、北宋王陵与贵族墓葬等;另一方面唐宋时期有较多的文献记载越窑向中央王朝进贡的史实,并且进贡的数量相当地庞大,显示这一时期的越窑是宫廷用瓷的主要来源;而从上林湖窑址出土的标本来看,少量的窑址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瓷为主,而这些高质量的青瓷常刻划有“官”、“官样”等字样。
 
  3. 越窑是制瓷技术的引领者。
 
  越窑自东汉创烧以来,一直居于瓷器制作技艺的顶端,引领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不仅浙江省内的德清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等窑场受其影响,省外的洪州窑、耀州窑、汝窑以及国外的高丽青瓷等亦深受其影响。可以说越窑是一个技术扩张型的窑场,对国内外的青瓷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
 
  4. 越窑青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上林湖越窑青瓷曾在公元9—11 世纪曾大量地输出到今天的北非、西非、西亚、东南亚以及东亚、东北亚等地区,它的大量对外传播对世界物质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联系交往的纽带。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 越窑考古工作回顾
 
  第一阶段,20世纪30-40年代。
 
  近现代越窑考古工作的开创期,以零星调查为主,第一次从书斋走向田野。30年代,陈万里先生曾七次到绍兴,调查了余姚上林湖等越窑遗址,搜集了大量瓷片标本,并撰写了《越器图录》、《瓷器与浙江》、《中国青瓷史略》等专著。日本人小山富士夫也在1937年调查了上林湖窑址,并于1943年出版了《支那青瓷史稿》。
 
  第二个阶段,20世纪50-80年代。
 
  以大规模田野调查,特别是以全省文物普查为标志。对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古银锭湖进行多次调查。1957年因上林湖水库建设而详细调查,出版《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80年代大规模调查,《青瓷与越窑》即是这次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
 
  更详细的调查与大规模的发掘。1990—1991因上林湖水库大坝加高而进行详细调查,确认窑址115处;在古银淀湖地区首次确认“低岭头类官型产品”的存在,将时代下延至南宋时期。1993-1995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1999年白洋湖石马弄窑址发掘;1998-1999年古银淀湖寺龙口窑址发掘。确定越窑唐、宋各个时期的产品主要面貌。
 
  第四个阶段,2011年以来。
 
  以浙江青瓷申遗契机,对区域的的窑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记录与重点窑址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上虞与慈溪两个地区:上虞地区完成窑寺前与凌湖窑址群的调查与试掘、勘探工作;慈溪完成了荷花芯窑址、后司岙的发掘、张家地的试掘。
 
  七 越窑考古的新进展
 
  1. 上林湖地区
 
  主要进行了荷花芯窑址与后司岙窑址的发掘,古银淀湖地区的勘探与试掘,以解决秘色瓷生产问题、南宋龙泉窑问题、越窑作坊与制作工艺问题。
 
  (1)荷花芯窑址的发掘
 
  荷花芯窑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的西南岸边,编号为Y37,是上林湖地区较具有代表性的唐宋时期窑址,且由于其所处地势较高,具备理想的发掘条件。荷花芯窑址位于座西朝东的凹字形山岙中,中间及朝东区域是下凹的平坦区域,从地形、地势及整个窑场的分布来看,应该是作坊区域,因此本次发掘主要围绕着中间平坦区域展开。
荷花芯窑址
 
  由于此次发掘以清理遗迹为主,而这一时期的房址是比较常见的遗迹,此类遗迹通常规模比较大,同时许多遗迹作为一个整体作坊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发掘中采取整体下降的方法进行,即:各个探方独自发掘,地层单独编号,但做到基本同时下降,各自下降到相同的文化层位后,对相关的遗迹作出整体的判定,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发掘。这样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窑场整体布局、各个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
 
荷花芯窑址
 
  本次荷花芯窑址发掘揭露出丰富的制瓷作坊遗迹;揭露出晚唐、五代、北宋晚期三个时期的地层堆积,尤以北宋晚期地层堆积最厚,获得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标本,为越窑瓷器的分期提供了地层学证据。
 
荷花芯晚唐地层出土
 
 
荷花芯五代地层出土

荷花芯北宋晚期地层出土
 
  (2)后司岙窑址的发掘
 
  ①发掘的缘起。据文献记载,秘色瓷是入贡越窑青瓷。《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唐代贡窑有两个:一个是邢州的邢窑,另一个就是越州的越窑。越窑贡瓷中最著名的是“不得臣下用”的秘色瓷器,而探索这个生产秘色瓷的贡窑之所在,则是本次发掘主要想解决的问题。
 
  1987年法门寺的衣物帐及出土器物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即天青釉越窑青瓷。
 
  秘色瓷产地探索,一直是陶瓷考古人不断关注的问题:陈万里认为如果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指的正是“秘色瓷”,浙江是越窑的产地。因此他将秘色瓷的产地牢牢地锁定在浙江,并多次到浙江包括上林湖寻找秘色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省、市、县文物部门对宁绍平原先后进行了多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工作,基本确定上林湖地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区,是唐宋时期的窑业中心;同时,基本理清了上林湖地区唐宋时期窑址的分布范围与窑业面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上林湖荷花芯、古银锭湖寺龙口、白洋湖石马弄等窑址的发掘初步理清唐—宋越窑的发展脉络。然而,直至2014年之前,秘色瓷的烧造仍是越窑乃至中国陶瓷史上需要重点探索的问题。
 
  后司岙窑址是探索唐宋秘色瓷生产的节点性窑址,发掘是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五年考古工作规划》重要一环。2015年10月—2017年1月对后司岙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匣钵挡墙、排水沟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多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
 
  ②发掘位置与环境。司岙遗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属于典型的低山丘陵环境,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窑址。
后司岙窑址位置
 
  ③发掘方法与过程。后司岙窑址的发掘,除了窑场本身的收获与突破之外,在考古学方法上也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并取得了理想的成果。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均以遗迹的方式进行清理;以九宫格方法进行标本的清理与采集;用分类分级方式采集所有标本;使用田野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水陆考古相结合。
 
  ④发掘主要收获。后司岙窑址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生产秘色瓷的窑场,理清了它的窑场基本格局,首次确认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种类;确定秘色瓷的基本特征(其较普通青瓷:胎更白更细;釉更加均匀,莹润天青色;制作更加精细;装烧上使用瓷质匣钵,强还原气氛下烧成);首次理清秘色瓷的兴盛过程;首次确认法门寺与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产地。
后司岙窑场基本格局

确认秘色瓷种类

确认秘色瓷特征

秘色瓷装烧工艺

秘色瓷的兴盛过程
 
确认法门寺秘色瓷产地
 
  ⑤后司岙窑址主要价值。通过发掘,确认后司岙是唐代宫廷用瓷的主要烧造地,就是唐代秘色瓷贡窑,是唐代的“大国工匠”,代表了这一时期最高的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技术上的巨大飞跃,同时成了后代最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耀州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批名窑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2. 上虞地区
 
  完成对上浦盆地整个区域的全面调查,基本理清窑址的时空面貌。其中唐宋时期窑址主要集中在窑寺前与凌湖两个地区,又以窑寺前为主。
上虞地区窑址分布
 
  窑寺前窑址的调查,发现了一批质量的青瓷器,尤其是五代末北宋早期的产品,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青翠,刻划精细,是目前越窑产品中不多见的精品,主要以傅家岭为主,在窑寺前亦有发现;建立本地区五代北宋窑址的年代序列,始于唐末,兴盛于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衰落于北宋晚期,止于北宋末期,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基本厘清了窑寺前地区窑址的时空分布;回应了《嘉泰会稽志》的相关记载,窑址在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其性质很可能是吴越国在此设立的一处“官窑”,即由官方控制生产,产品流向亦由官方控制。
窑寺前窑址出土
 
  3. 东钱湖地区
 
  主要进行了谷童岙窑址、上水岙窑址的发掘。
 
  八 越窑研究中存在主要问题
 
  目前越窑的研究依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越窑的衰落与窑场转移;越窑的管理制度;南宋越窑问题;越窑的对外扩张等等。
 
  小结
 
  上林湖越窑遗址作为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遗址,是中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代表了公元9—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成就。它见证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系——越窑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中国制瓷技术的革新、发展以及传统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的高超水平;见证了公元9—11世纪中西文化经“陶瓷之路”而实现的交流与融合。
 
  专家点评
 
  齐东方
  我没想到“十大考古新发现”刚刚评选完,关于其基本情况的书已经出版,大家很快就能够分享到发掘成果(《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文物出版社,2017年3月)。首先祝贺发掘获评评“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两天新闻、微信也在不断推送十大考古新发现,我想到两组词,一组叫“新闻”和“炒作”,另外一组叫“热度”和“学术前沿”,也就是热点前沿。这次发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大新闻,也很值得讨论。这个发现将会对未来的陶瓷史研究有重要影响。
 
  回想起我在学校三十年来讲课,每次必讲陶瓷,特别是唐代陶瓷。三十多年以前我在讲陶瓷的时候,因为瓷器必须要看实物,没有实物的话基本是没有办法讲的,而那个时候看书也没有用,大家知道八十年代的印刷水平和胶片摄影都比较差,书或照片中瓷器的颜色和真正瓷器本身有很大的差距,根据那些照片是不能研究瓷器的。再比如说早期搞古董的人会用“驴肝马肺”、“姜黄”这些颜色来形容釉色,但这些没有定量的描述,也是很难区分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现在每一年都要改稿,其中最重要的是倒不是什么有名的窑址之类的有什么新变化,而是每年的田野考古新发现,或多或少都会有新进展。研究瓷器必须要研究瓷窑遗址,在考古学没有产生之前,就有很多人研究瓷器了,那个时候的研究和现在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瓷窑遗址的发现。刚才郑先生也介绍了,他并不是专门介绍发掘了多么精美的秘色瓷,反而介绍了很多不精美的器物,这个非常重要,便于真正研究瓷器的制作方法,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这些瓷器来研究社会历史。
 
  瓷器本身除了是一种实用性器物之外,后来也有一些是专门用来观赏,但是在唐以前,这种器物还不是很多,只是有些高级器物宫廷来用或者当做礼器来用,这是有差别的。瓷器做出来总是要用的,而看就涉及到中国人的审美。瓷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枝独秀,十七、十八世纪以后欧洲也开始烧瓷器,虽不能说中国瓷器是世界最好的,但在古代则完全是一统天下。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审美问题,现在中国瓷和外国瓷还是不一样,而这种差异主要是文化传统的差异,青瓷含蓄淡雅直到现在依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倾向。青瓷中最神秘的当属秘色瓷,自宋代以来越来越神秘,一直都是未解之谜。但现在有了考古发掘。当年我在上课时讲秘色瓷,斗胆说它是越窑最精美的瓷器,后来法门寺出土了13件秘色瓷可以和物帐碑对应,秘色瓷才开始揭开神秘面纱。中国古代瓷器有很多是用于外销,在国外考古发掘出土或出水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唐代好多窑的产品都比长沙窑烧的好,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中,出水六万多件瓷器,有五万多件都是长沙窑瓷器,其他窑很少,但是其中就有越窑青瓷,当然也有秘色瓷,证明当时越窑瓷也作为外销瓷走向世界。
 
  秘色瓷本身以及越窑青瓷不单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它的背后可能会牵扯出很多问题,一个好的考古发掘不只是要解决历史疑案,更重要的还是要提出新的问题。我觉得后司岙的发掘是很好的发掘,在田野考古上是很有创新的一次考古发掘。我们在研究瓷器都习惯性归纳出一些瓷器,比如哥汝官定钧,每一类瓷器的特点是什么,实际上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只有真正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窑址才能真正了解到某一种瓷器。
 
  沈岳明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之前借用了“后司岙秘色瓷窑址”这个名称,其实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窑址除了烧秘色瓷之外,还烧制其他瓷器,使用这个叫法,只是想要引起大家更多的重视。
 
  我曾经说过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是迄今为止陶瓷考古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历史时期的考古,除了发现之外,还要看解决了什么问题。后司岙窑址的发现至少解决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秘色瓷是哪里烧造的,如何烧的问题;然后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讲的越州贡瓷器,唐代贡瓷器的窑场到底在哪里,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也让后司岙窑址可以成为最重要的陶瓷考古发现。秘色瓷比较复杂,“秘色”是什么意思,有青绿色、神秘等很多种说法,我认为可能是神奇之色。通过发掘,可以看出秘色瓷的主要特征,它的胎跟普通胎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可能更精细一些,应该是加工工艺更精细;釉上也有某些成分上的差别,在施釉方面也有差别,基本满釉。秘色瓷是有一定标准的,跟普通越窑青瓷本质上还是有差别的。秘色瓷从晚唐到宋代,使用对象也很明确,其烧造成本很高,烧成率极低,很多文献讲到贡越器时,或者是贡金釦越器、银饰陶器时,数量都是很多,但凡是讲到秘色瓷具体数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超过两百件,都是五十件一百件之类的数量。秘色瓷产量这么低,皇帝都不够用,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享用的,所以它的使用对象是非常明确的。
 
  王光尧
  这次发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它是重要的呢,三十年前齐教授在给我们讲秘色瓷的时候只是放了几张照片,当时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而现在基本理清了什么是秘色瓷。
 
  这个窑址的发现,从研究视野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新方向。这些年的发掘,整体上建立起了浙江青瓷史的大框架。而本次发掘则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不少新建树,它能够为后人提供的可复原式研究,是值得我们陶瓷考古以及其他考古学习的。从秘色瓷本身来看,法门寺地宫发掘以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秘色瓷,现在找到了生产秘色瓷的窑址,那么从秘色瓷本身的研究——窑址、使用以及在当时的流布问题,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研究序列。此外还涉及到贡御问题,秘色瓷的出现、贡瓷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皇家用瓷的新时期,从此进入了贡窑贡瓷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所以这次考古发掘入评考古十大新发现实至名归。
 
  崔剑锋
  从技术史角度来讲,秘色瓷是青瓷生产技术的一个巅峰,同时也是一个绝唱。这种瓷器是一种薄胎薄釉的青瓷,是一种氧化钙含量很高的青瓷,而且用瓷石作胎非常难达到胎釉都正烧的状态,而完美的秘色瓷恰恰达到了这种状态。到后世其他的一些著名的青瓷,包括汝窑、哥窑或者南宋官窑,它也是一种高钙釉,但不像秘色瓷那样施很薄,而是改了一个思路。这种釉烧成过程中很容易流釉,达到正烧状态非常困难,所以就改成厚釉,多施几层,即使外边流釉也不会有很大影响,但总体肯定是仿越窑的,只是变了一个技术思路。
 
  另外,柴窑问题也一直是中国陶瓷史的一大悬案,据文献记载情况,柴窑器可能跟秘色瓷特点相类似,只是胎质更薄些,秘色瓷工艺特征的研究对于柴窑瓷器的研究可能会有指示意义。
 
  秦大树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崔老师的说法,其实后来五代最精美的耀州窑往往是施了化妆土达到天青色的状态,没有用越窑的那种办法。
 
  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窑址谈一下贡御的问题。第一,《新唐书》记载贡瓷器的地点,刚才郑建明先生提到两个,即邢窑和越窑,其实还应该有河南府的巩义窑。据王永兴教授研究《新唐书》中说的贡御在长庆年间,所以也有人把这个说成是“长庆贡”,这其实就是在中唐时期,但这次发现的越窑是在大中以后,按照唐史的四段分期说法,基本上就是晚唐时期了,也就是说现长庆年间贡御的瓷是什么,目前还没有解决。第二,目前在长安地区发现邢窑瓷器数量最多的是在中唐时期,也正是邢窑最为兴盛的时期,所以很有可能是邢窑影响的越窑。因为越窑从大中年间开始用瓷质匣钵,开始出现秘色瓷,秘色瓷是贡御的没有问题,但可能比邢窑略晚,因为邢窑到中唐就衰落了,所以我认为“长庆贡”的问题本身标志着开元天宝以后唐代制度的重大改变,可能贡御制度也有变化。
 
  我们今天在越窑看到的这种制度,后司岙窑址在同时生产秘色瓷的时候,还生产不是秘色瓷的民用瓷,所以它应该是官府向一种生产水平很高的作坊订做的制度。当然深度解读不是一片赞歌,而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些问题,能够深入思考。中晚唐时期贡窑的状况是什么,要结合邢窑进行研究,特别是结合越窑和邢窑的分期来考虑,不仅仅是简单从它们都有玉璧底来看,也许越窑的玉璧底是一个很流畅的发展脉络,但也有可能是邢窑先出现的。当然这个很明显的是在销售地影响的,大家都到了长安之后,作为官府使用的时候,把造型和胎釉质量的要求再反馈回窑场,窑场再进行开发生产。所以从后司岙窑址本身来看,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官窑,它是既生产商品瓷,又生产官用瓷的窑址。这是从窑址本身解读到的问题,所以秘色瓷也不能被神化,它只是一个在民间高水平的窑场里生产的专门给官府使用的一类高质量瓷器,这样理解的话我认为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五代到宋初时期,比如说李后陵出的器物,还有辽祖陵出土的龙纹大盘,恰恰在爪哇海发现的井里汶沉船里也有一模一样的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当时越窑是有监窑官的,至少有两三条文献可以证明。那当时的官作制度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样,有可能监窑官获得的高质量器物,同时贡御用、官用并且也用于出口。因为我们在印坦沉船中也看到成百上千的南汉国的官用银锭,上面就写着“盐税银”、“盐务银”,证明它们就是官方收来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官方主导的海上贸易,会把最高级的东西输往海外,来换回官府所需。
 
  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讲演和讨论之后,能够就上述问题,结合历史作更深入的解读。谢谢。(文字:郭三娟 图片:李孔昭 金银珠)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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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风露越窑 千峰翠色——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活动纪要

发布时间: 2017-04-20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信息中心承办的“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深度解读之‘风露越窑 千峰翠色——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于4月13日下午14点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功能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担任学术主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研究员受邀作为讲演嘉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和崔剑锋副教授为点评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中心主任徐天进教授出席本次活动。
  杭侃向“后司岙”窑址入选十大表示祝贺,并向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杭侃认为,十大考古发现是一件比较“热闹”的事情,“热闹”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可以促进公众对考古工作认知的提升。但也不能仅仅只是“热闹”,毕竟学问是寂寞之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已连续三年作为“首站”举办“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恰好今年的“进校园”移师首师大,很高兴能够有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而我们今年则换一种形式,希望能够做得更深入。所谓深入,是指考古新发现,不能只是停留在发现界面,更大的是“新”,而“新”就依赖于我们研究的深入。陶瓷实际上是联系社会、经济、甚至是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工业内容,我们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对于它的考古发掘。
  学术主持秦大树也向后司岙窑址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示祝贺。秦大树说道:今天是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的深度解读,所以我们就围绕一个题目——越窑的考古来进行。如果仅仅说后司岙这个窑址,可能就是刚入选十大的“热闹”,而我们今天则希望从方法上和更广泛的角度解读越窑。近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不断地在浙江省内开展陶瓷考古工作:先是在龙泉按照片区做了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基本把大窑、金村、溪口的每个窑址都做了勘察或者小规模的试掘。近两年,浙江省所开始在曹娥江流域和上林湖区域开展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对发现的每个窑址都进行了勘察,甚至作了小规模的发掘,所以才能准确无误地选择后司岙窑址进行发掘。秘色瓷窑址的发现,是陶瓷考古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因为其准确无误地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应上了。当然,发现背后可以解读的问题有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请郑建明先生来,不只是讲后司岙窑址,而是对近几年越窑的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做基本考古工作脉络的梳理,然后再重点介绍后司岙窑址。随后,请五位点评专家再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发现进行点评。
 
  水碧天青
 
  唐宋时期越窑暨考古新进展
 
郑建明
 
  一、越窑青瓷
 
  二、越窑名称
 
  三、越窑分布
 
  四、越窑发展脉络
 
  五、越窑主要成就
 
  六、越窑考古工作回顾
 
  七、越窑考古的新进展
 
  八、越窑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浙江青瓷
 
  浙江青瓷窑址的发展有四大高峰阶段,分别是德清先秦原始瓷窑址群、上虞汉六朝窑址群、上林湖唐宋窑址群以及龙泉宋元明窑址群,前两个窑址群在国内具有独一无二性,是探索瓷器起源的重要地区,后两个地区仍是青瓷生产的中心,引领着青瓷技术的发展。
浙江窑址发展四大高峰
 
  二 越窑名称
 
  “越窑”之名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之句。唐代文献中涉及越窑瓷器的记载较多,其中以《茶经》最早:“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宋元时期的记载更多,官修《新唐书》、《册府元龟》、《宋史》、《宋会要》、《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中兴礼书》都有记载。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古窑考•越窑》亦载“越窑,越州所烧,始唐代,即今浙江绍兴府,在隋唐曰越州,瓷色青,著美一时”。
 
  因此,越窑是唐代对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或别名。宋人因之,一直沿用至今。时代大致为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地域主要是唐代越州的宁绍平原一带。
 
  《中国陶瓷史》有述:“越窑的主要产地上虞、余姚、绍兴等,原为古代越人居地,东周时是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秦汉至隋属会稽郡,唐改为越州,宋时又更名为绍兴府。二千多年来,府与县名随王朝的更替而有几次更改。但是这里的陶瓷业自商周以来,都在不断地发展着。特别是东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瓷器生产从未间断,规模不断扩大,制瓷技术不断提高,经历了创造、发展、繁盛和衰落几个大的阶段。产品风格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关系十分清楚。所以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期的越州窑是前后连贯的一个瓷窑体系,可以统称为‘越窑’。将绍兴、上虞等地唐以前的早期瓷窑统称为‘越窑’,既可看清越窑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还可以避免早期越窑定名上的混乱,如‘青釉器物’、‘晋瓷’或把它另行定名为‘会稽窑’等”。
 
  仍有学者三段式划分:“早期越窑”、唐宋越州窑和“南宋余姚窑”,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三个瓷业文化遗存。它们同属于一个大的瓷业体系,若用考古学研究的通常方式,似可以表达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但并非前后连贯的同一瓷窑的三个发展阶段。
 
  三 越窑分布
 
  越窑的分布可分为一个核心产区和两个次级中心。浙江慈溪东南桥头镇一带的上林湖一带是越窑的核心产区,分布着150余处窑址。上林湖越窑发展于唐代早中期,兴盛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北宋晚期开始衰落,直至南宋早期仍有短暂的宫廷用瓷烧造期。
 
越窑的一个核心产区与两个次级中心
 
  唐宋时期的上林湖代表了越窑乃至同时期中国制瓷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产品种类丰富,造型优美,釉层滋润如玉。部分器物器形制巨大、复杂,质量高超,是我国唐宋时期主要生产宫庭用瓷的窑场。
上林湖核心产区
 
  四 越窑发展脉络
 
  唐宋时期的越窑时代划分。大致可以划分成:隋-初唐、盛唐、中晚唐、唐末-五代、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和南宋八个时期。
 
  1. 隋-初唐时期
 
  持续东晋以来的低谷期。产品种类少、造型简单,胎质粗、胎色深、釉面质感不强,多施半釉。产品以碗为主,少量的盘口壶、鸡首壶、罐、盂、盘、碟等,多数器物比例失调。胎色多呈深灰、灰黑、土灰等色,并夹杂有较多的细砂,颗粒较粗。绝大多数器物施半釉,并且仅施在器物的中腹部,碗类器物不仅外腹、内腹亦施半釉。除青釉外,亦有少量的黑釉或酱色釉。窑具仅有少量的支烧具、垫具与间隔具,在上林湖核心地区可能已采用匣钵。

 
  2. 盛唐时期
 
  器物种类似乎并没有多少增加,主要器物有碗、钵、碟等。鸡首壶类器物已不见,盘口壶发生巨大变化,盘口加大。在质量上有较大的提高,胎质更细、釉面质感增强,釉面更加干净细腻。多数器物施釉及底,并出现满釉现象,碗类器物内腹施半釉的现象消失。平底器逐渐向饼形底及矮圈足演进。在装烧工艺上有一个质的变化,即匣钵的较多应用,这一时期的匣钵多为M型,但下凹较浅。
  3. 中晚唐时期
 
  安史之乱后,中原与西域的交往被阻隔,大唐生活重心向南偏移,对艺术的取向也从西方华丽彩章、极尽炫烂的风格,转向江南水乡的朦胧飘逸。上林湖由是进入兴盛,其产品的“千峰翠色”、“凉露浸衣”之绿成为青瓷的定色标准。器物种类极大丰富,主要有碗、盘、碟、盂、杯、盏、执壶、侧把壶、盒子、薰、砚、灯、盏托、盆、盘口壶、埙、净瓶、皮囊壶、砚滴、茶匙等。胎釉质量明显进步,胎质细腻,胎色呈较统一的浅灰白色。釉色呈青绿或青黄色,釉面莹润,多数器物施满釉。装饰上仍旧以素面为主,但出现一定数量的纹饰装饰,主要是荷叶,呈四瓣对称布局。装烧上使用两种方式,即匣钵装烧与明火裸烧,均置于支烧具上;匣钵又分成两种装烧方式,单件装烧与匣钵内多件叠烧。最重要的成就是因瓷质匣钵的使用,创烧成功了秘色瓷,从而将越窑青瓷推向了高峰。
  4. 唐末-五代
 
  越窑迎来了鼎盛时期,秘色瓷的生产量更高,以造型简洁为美,薄胎薄釉,质极细腻,凸显釉色之纯。器物种类、造型上均与唐代发生较大的变化。造型更加纤细、瓜棱形造型、外撇高圈足,金银器的风格越来越浓重。以釉色与造型取胜,基本不饰纹饰。瓷质匣钵流行,但质地上较唐代粗。
  5. 北宋早期
 
  北宋越窑青瓷再一次回归刻划花装饰,开始在高质量青釉的衬托下,产品尚不失华美,但在艺术风格上却远离了秘色瓷以形色取胜的神采。流行细划花,题材十分丰富。胎质较唐五代开始变粗。
  6. 北宋中期
 
  器物种类基本沿袭北宋早期,但装饰更加凸出,流行粗刻划花装饰。流行细划花,题材十分丰富。胎质较唐五代开始变粗,除少量器物呈天青。
 
  7. 北宋晚期
 
  种类较单一。以碗、小盘、杯、盒、灯盏为主,另外有少数几件执壶、盏、盏托、钵、罐、碾轮等。质量普遍较差。胎质较粗,胎色较深,釉面干枯,釉层薄而不甚均匀,凝釉明显。器物装饰仍旧流行,刻划花更加粗率。装烧方法方面,绝大多数产品为叠烧,其中除同类产品叠烧外,也存在不同产品混合叠烧。从地层清理来看,匣钵数量很少,故推测绝大多数产品应为明火裸烧。北宋晚期越瓷质量大为衰退,同时期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各有特色,质量上乘,逐渐取代越窑地位。
  8. 南宋越窑
 
  宋室南渡,汝窑的衰亡,上林湖地区成了早期宫廷用瓷的主要生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带来了短暂的最后荣光。产品有两路,一路是传统的越窑薄釉,流行刻划花装饰,另外一种是乳浊釉产品。南宋政权安定后,乳浊釉产品大量在龙泉窑生产,加之官窑的兴建,越窑的使命到此终结。
  五 越窑主要成就
 
  1. 越窑开创了以秘色瓷为代表的高等级青瓷的生产。
 
  秘色瓷这种淡青色的釉不仅将越窑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同时影响了北宋汝窑的生产,并且随着宋室的南迁,又南传到南宋官窑与龙泉窑,最终成为中国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
 
  2. 越窑是唐宋时期宫廷用瓷的最重要产地。
 
  秘色瓷创烧后,这批青瓷主要见于与宫廷密切相关的遗址与墓葬中,如法门寺地宫、唐代大明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辽代祖陵与贵族墓葬、北宋王陵与贵族墓葬等;另一方面唐宋时期有较多的文献记载越窑向中央王朝进贡的史实,并且进贡的数量相当地庞大,显示这一时期的越窑是宫廷用瓷的主要来源;而从上林湖窑址出土的标本来看,少量的窑址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瓷为主,而这些高质量的青瓷常刻划有“官”、“官样”等字样。
 
  3. 越窑是制瓷技术的引领者。
 
  越窑自东汉创烧以来,一直居于瓷器制作技艺的顶端,引领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不仅浙江省内的德清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等窑场受其影响,省外的洪州窑、耀州窑、汝窑以及国外的高丽青瓷等亦深受其影响。可以说越窑是一个技术扩张型的窑场,对国内外的青瓷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
 
  4. 越窑青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上林湖越窑青瓷曾在公元9—11 世纪曾大量地输出到今天的北非、西非、西亚、东南亚以及东亚、东北亚等地区,它的大量对外传播对世界物质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联系交往的纽带。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 越窑考古工作回顾
 
  第一阶段,20世纪30-40年代。
 
  近现代越窑考古工作的开创期,以零星调查为主,第一次从书斋走向田野。30年代,陈万里先生曾七次到绍兴,调查了余姚上林湖等越窑遗址,搜集了大量瓷片标本,并撰写了《越器图录》、《瓷器与浙江》、《中国青瓷史略》等专著。日本人小山富士夫也在1937年调查了上林湖窑址,并于1943年出版了《支那青瓷史稿》。
 
  第二个阶段,20世纪50-80年代。
 
  以大规模田野调查,特别是以全省文物普查为标志。对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古银锭湖进行多次调查。1957年因上林湖水库建设而详细调查,出版《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80年代大规模调查,《青瓷与越窑》即是这次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
 
  更详细的调查与大规模的发掘。1990—1991因上林湖水库大坝加高而进行详细调查,确认窑址115处;在古银淀湖地区首次确认“低岭头类官型产品”的存在,将时代下延至南宋时期。1993-1995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1999年白洋湖石马弄窑址发掘;1998-1999年古银淀湖寺龙口窑址发掘。确定越窑唐、宋各个时期的产品主要面貌。
 
  第四个阶段,2011年以来。
 
  以浙江青瓷申遗契机,对区域的的窑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记录与重点窑址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上虞与慈溪两个地区:上虞地区完成窑寺前与凌湖窑址群的调查与试掘、勘探工作;慈溪完成了荷花芯窑址、后司岙的发掘、张家地的试掘。
 
  七 越窑考古的新进展
 
  1. 上林湖地区
 
  主要进行了荷花芯窑址与后司岙窑址的发掘,古银淀湖地区的勘探与试掘,以解决秘色瓷生产问题、南宋龙泉窑问题、越窑作坊与制作工艺问题。
 
  (1)荷花芯窑址的发掘
 
  荷花芯窑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的西南岸边,编号为Y37,是上林湖地区较具有代表性的唐宋时期窑址,且由于其所处地势较高,具备理想的发掘条件。荷花芯窑址位于座西朝东的凹字形山岙中,中间及朝东区域是下凹的平坦区域,从地形、地势及整个窑场的分布来看,应该是作坊区域,因此本次发掘主要围绕着中间平坦区域展开。
荷花芯窑址
 
  由于此次发掘以清理遗迹为主,而这一时期的房址是比较常见的遗迹,此类遗迹通常规模比较大,同时许多遗迹作为一个整体作坊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发掘中采取整体下降的方法进行,即:各个探方独自发掘,地层单独编号,但做到基本同时下降,各自下降到相同的文化层位后,对相关的遗迹作出整体的判定,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发掘。这样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窑场整体布局、各个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
 
荷花芯窑址
 
  本次荷花芯窑址发掘揭露出丰富的制瓷作坊遗迹;揭露出晚唐、五代、北宋晚期三个时期的地层堆积,尤以北宋晚期地层堆积最厚,获得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标本,为越窑瓷器的分期提供了地层学证据。
 
荷花芯晚唐地层出土
 
 
荷花芯五代地层出土

荷花芯北宋晚期地层出土
 
  (2)后司岙窑址的发掘
 
  ①发掘的缘起。据文献记载,秘色瓷是入贡越窑青瓷。《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唐代贡窑有两个:一个是邢州的邢窑,另一个就是越州的越窑。越窑贡瓷中最著名的是“不得臣下用”的秘色瓷器,而探索这个生产秘色瓷的贡窑之所在,则是本次发掘主要想解决的问题。
 
  1987年法门寺的衣物帐及出土器物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即天青釉越窑青瓷。
 
  秘色瓷产地探索,一直是陶瓷考古人不断关注的问题:陈万里认为如果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指的正是“秘色瓷”,浙江是越窑的产地。因此他将秘色瓷的产地牢牢地锁定在浙江,并多次到浙江包括上林湖寻找秘色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省、市、县文物部门对宁绍平原先后进行了多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工作,基本确定上林湖地区是越窑的中心产区,是唐宋时期的窑业中心;同时,基本理清了上林湖地区唐宋时期窑址的分布范围与窑业面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上林湖荷花芯、古银锭湖寺龙口、白洋湖石马弄等窑址的发掘初步理清唐—宋越窑的发展脉络。然而,直至2014年之前,秘色瓷的烧造仍是越窑乃至中国陶瓷史上需要重点探索的问题。
 
  后司岙窑址是探索唐宋秘色瓷生产的节点性窑址,发掘是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五年考古工作规划》重要一环。2015年10月—2017年1月对后司岙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匣钵挡墙、排水沟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多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
 
  ②发掘位置与环境。司岙遗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属于典型的低山丘陵环境,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窑址。
后司岙窑址位置
 
  ③发掘方法与过程。后司岙窑址的发掘,除了窑场本身的收获与突破之外,在考古学方法上也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并取得了理想的成果。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均以遗迹的方式进行清理;以九宫格方法进行标本的清理与采集;用分类分级方式采集所有标本;使用田野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水陆考古相结合。
 
  ④发掘主要收获。后司岙窑址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生产秘色瓷的窑场,理清了它的窑场基本格局,首次确认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种类;确定秘色瓷的基本特征(其较普通青瓷:胎更白更细;釉更加均匀,莹润天青色;制作更加精细;装烧上使用瓷质匣钵,强还原气氛下烧成);首次理清秘色瓷的兴盛过程;首次确认法门寺与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产地。
后司岙窑场基本格局

确认秘色瓷种类

确认秘色瓷特征

秘色瓷装烧工艺

秘色瓷的兴盛过程
 
确认法门寺秘色瓷产地
 
  ⑤后司岙窑址主要价值。通过发掘,确认后司岙是唐代宫廷用瓷的主要烧造地,就是唐代秘色瓷贡窑,是唐代的“大国工匠”,代表了这一时期最高的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技术上的巨大飞跃,同时成了后代最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耀州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批名窑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2. 上虞地区
 
  完成对上浦盆地整个区域的全面调查,基本理清窑址的时空面貌。其中唐宋时期窑址主要集中在窑寺前与凌湖两个地区,又以窑寺前为主。
上虞地区窑址分布
 
  窑寺前窑址的调查,发现了一批质量的青瓷器,尤其是五代末北宋早期的产品,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青翠,刻划精细,是目前越窑产品中不多见的精品,主要以傅家岭为主,在窑寺前亦有发现;建立本地区五代北宋窑址的年代序列,始于唐末,兴盛于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衰落于北宋晚期,止于北宋末期,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基本厘清了窑寺前地区窑址的时空分布;回应了《嘉泰会稽志》的相关记载,窑址在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其性质很可能是吴越国在此设立的一处“官窑”,即由官方控制生产,产品流向亦由官方控制。
窑寺前窑址出土
 
  3. 东钱湖地区
 
  主要进行了谷童岙窑址、上水岙窑址的发掘。
 
  八 越窑研究中存在主要问题
 
  目前越窑的研究依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越窑的衰落与窑场转移;越窑的管理制度;南宋越窑问题;越窑的对外扩张等等。
 
  小结
 
  上林湖越窑遗址作为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遗址,是中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代表了公元9—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成就。它见证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系——越窑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中国制瓷技术的革新、发展以及传统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的高超水平;见证了公元9—11世纪中西文化经“陶瓷之路”而实现的交流与融合。
 
  专家点评
 
  齐东方
  我没想到“十大考古新发现”刚刚评选完,关于其基本情况的书已经出版,大家很快就能够分享到发掘成果(《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文物出版社,2017年3月)。首先祝贺发掘获评评“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两天新闻、微信也在不断推送十大考古新发现,我想到两组词,一组叫“新闻”和“炒作”,另外一组叫“热度”和“学术前沿”,也就是热点前沿。这次发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大新闻,也很值得讨论。这个发现将会对未来的陶瓷史研究有重要影响。
 
  回想起我在学校三十年来讲课,每次必讲陶瓷,特别是唐代陶瓷。三十多年以前我在讲陶瓷的时候,因为瓷器必须要看实物,没有实物的话基本是没有办法讲的,而那个时候看书也没有用,大家知道八十年代的印刷水平和胶片摄影都比较差,书或照片中瓷器的颜色和真正瓷器本身有很大的差距,根据那些照片是不能研究瓷器的。再比如说早期搞古董的人会用“驴肝马肺”、“姜黄”这些颜色来形容釉色,但这些没有定量的描述,也是很难区分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现在每一年都要改稿,其中最重要的是倒不是什么有名的窑址之类的有什么新变化,而是每年的田野考古新发现,或多或少都会有新进展。研究瓷器必须要研究瓷窑遗址,在考古学没有产生之前,就有很多人研究瓷器了,那个时候的研究和现在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瓷窑遗址的发现。刚才郑先生也介绍了,他并不是专门介绍发掘了多么精美的秘色瓷,反而介绍了很多不精美的器物,这个非常重要,便于真正研究瓷器的制作方法,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这些瓷器来研究社会历史。
 
  瓷器本身除了是一种实用性器物之外,后来也有一些是专门用来观赏,但是在唐以前,这种器物还不是很多,只是有些高级器物宫廷来用或者当做礼器来用,这是有差别的。瓷器做出来总是要用的,而看就涉及到中国人的审美。瓷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枝独秀,十七、十八世纪以后欧洲也开始烧瓷器,虽不能说中国瓷器是世界最好的,但在古代则完全是一统天下。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审美问题,现在中国瓷和外国瓷还是不一样,而这种差异主要是文化传统的差异,青瓷含蓄淡雅直到现在依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倾向。青瓷中最神秘的当属秘色瓷,自宋代以来越来越神秘,一直都是未解之谜。但现在有了考古发掘。当年我在上课时讲秘色瓷,斗胆说它是越窑最精美的瓷器,后来法门寺出土了13件秘色瓷可以和物帐碑对应,秘色瓷才开始揭开神秘面纱。中国古代瓷器有很多是用于外销,在国外考古发掘出土或出水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唐代好多窑的产品都比长沙窑烧的好,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中,出水六万多件瓷器,有五万多件都是长沙窑瓷器,其他窑很少,但是其中就有越窑青瓷,当然也有秘色瓷,证明当时越窑瓷也作为外销瓷走向世界。
 
  秘色瓷本身以及越窑青瓷不单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它的背后可能会牵扯出很多问题,一个好的考古发掘不只是要解决历史疑案,更重要的还是要提出新的问题。我觉得后司岙的发掘是很好的发掘,在田野考古上是很有创新的一次考古发掘。我们在研究瓷器都习惯性归纳出一些瓷器,比如哥汝官定钧,每一类瓷器的特点是什么,实际上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只有真正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窑址才能真正了解到某一种瓷器。
 
  沈岳明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之前借用了“后司岙秘色瓷窑址”这个名称,其实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窑址除了烧秘色瓷之外,还烧制其他瓷器,使用这个叫法,只是想要引起大家更多的重视。
 
  我曾经说过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是迄今为止陶瓷考古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历史时期的考古,除了发现之外,还要看解决了什么问题。后司岙窑址的发现至少解决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秘色瓷是哪里烧造的,如何烧的问题;然后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讲的越州贡瓷器,唐代贡瓷器的窑场到底在哪里,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也让后司岙窑址可以成为最重要的陶瓷考古发现。秘色瓷比较复杂,“秘色”是什么意思,有青绿色、神秘等很多种说法,我认为可能是神奇之色。通过发掘,可以看出秘色瓷的主要特征,它的胎跟普通胎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可能更精细一些,应该是加工工艺更精细;釉上也有某些成分上的差别,在施釉方面也有差别,基本满釉。秘色瓷是有一定标准的,跟普通越窑青瓷本质上还是有差别的。秘色瓷从晚唐到宋代,使用对象也很明确,其烧造成本很高,烧成率极低,很多文献讲到贡越器时,或者是贡金釦越器、银饰陶器时,数量都是很多,但凡是讲到秘色瓷具体数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超过两百件,都是五十件一百件之类的数量。秘色瓷产量这么低,皇帝都不够用,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享用的,所以它的使用对象是非常明确的。
 
  王光尧
  这次发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它是重要的呢,三十年前齐教授在给我们讲秘色瓷的时候只是放了几张照片,当时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而现在基本理清了什么是秘色瓷。
 
  这个窑址的发现,从研究视野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新方向。这些年的发掘,整体上建立起了浙江青瓷史的大框架。而本次发掘则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不少新建树,它能够为后人提供的可复原式研究,是值得我们陶瓷考古以及其他考古学习的。从秘色瓷本身来看,法门寺地宫发掘以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秘色瓷,现在找到了生产秘色瓷的窑址,那么从秘色瓷本身的研究——窑址、使用以及在当时的流布问题,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研究序列。此外还涉及到贡御问题,秘色瓷的出现、贡瓷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皇家用瓷的新时期,从此进入了贡窑贡瓷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所以这次考古发掘入评考古十大新发现实至名归。
 
  崔剑锋
  从技术史角度来讲,秘色瓷是青瓷生产技术的一个巅峰,同时也是一个绝唱。这种瓷器是一种薄胎薄釉的青瓷,是一种氧化钙含量很高的青瓷,而且用瓷石作胎非常难达到胎釉都正烧的状态,而完美的秘色瓷恰恰达到了这种状态。到后世其他的一些著名的青瓷,包括汝窑、哥窑或者南宋官窑,它也是一种高钙釉,但不像秘色瓷那样施很薄,而是改了一个思路。这种釉烧成过程中很容易流釉,达到正烧状态非常困难,所以就改成厚釉,多施几层,即使外边流釉也不会有很大影响,但总体肯定是仿越窑的,只是变了一个技术思路。
 
  另外,柴窑问题也一直是中国陶瓷史的一大悬案,据文献记载情况,柴窑器可能跟秘色瓷特点相类似,只是胎质更薄些,秘色瓷工艺特征的研究对于柴窑瓷器的研究可能会有指示意义。
 
  秦大树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崔老师的说法,其实后来五代最精美的耀州窑往往是施了化妆土达到天青色的状态,没有用越窑的那种办法。
 
  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窑址谈一下贡御的问题。第一,《新唐书》记载贡瓷器的地点,刚才郑建明先生提到两个,即邢窑和越窑,其实还应该有河南府的巩义窑。据王永兴教授研究《新唐书》中说的贡御在长庆年间,所以也有人把这个说成是“长庆贡”,这其实就是在中唐时期,但这次发现的越窑是在大中以后,按照唐史的四段分期说法,基本上就是晚唐时期了,也就是说现长庆年间贡御的瓷是什么,目前还没有解决。第二,目前在长安地区发现邢窑瓷器数量最多的是在中唐时期,也正是邢窑最为兴盛的时期,所以很有可能是邢窑影响的越窑。因为越窑从大中年间开始用瓷质匣钵,开始出现秘色瓷,秘色瓷是贡御的没有问题,但可能比邢窑略晚,因为邢窑到中唐就衰落了,所以我认为“长庆贡”的问题本身标志着开元天宝以后唐代制度的重大改变,可能贡御制度也有变化。
 
  我们今天在越窑看到的这种制度,后司岙窑址在同时生产秘色瓷的时候,还生产不是秘色瓷的民用瓷,所以它应该是官府向一种生产水平很高的作坊订做的制度。当然深度解读不是一片赞歌,而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些问题,能够深入思考。中晚唐时期贡窑的状况是什么,要结合邢窑进行研究,特别是结合越窑和邢窑的分期来考虑,不仅仅是简单从它们都有玉璧底来看,也许越窑的玉璧底是一个很流畅的发展脉络,但也有可能是邢窑先出现的。当然这个很明显的是在销售地影响的,大家都到了长安之后,作为官府使用的时候,把造型和胎釉质量的要求再反馈回窑场,窑场再进行开发生产。所以从后司岙窑址本身来看,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官窑,它是既生产商品瓷,又生产官用瓷的窑址。这是从窑址本身解读到的问题,所以秘色瓷也不能被神化,它只是一个在民间高水平的窑场里生产的专门给官府使用的一类高质量瓷器,这样理解的话我认为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五代到宋初时期,比如说李后陵出的器物,还有辽祖陵出土的龙纹大盘,恰恰在爪哇海发现的井里汶沉船里也有一模一样的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当时越窑是有监窑官的,至少有两三条文献可以证明。那当时的官作制度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样,有可能监窑官获得的高质量器物,同时贡御用、官用并且也用于出口。因为我们在印坦沉船中也看到成百上千的南汉国的官用银锭,上面就写着“盐税银”、“盐务银”,证明它们就是官方收来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官方主导的海上贸易,会把最高级的东西输往海外,来换回官府所需。
 
  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讲演和讨论之后,能够就上述问题,结合历史作更深入的解读。谢谢。(文字:郭三娟 图片:李孔昭 金银珠)
(责编:李来玉)
 
 

作者:纸上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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