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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夏文化探索”课题筹备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7-01-11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赵春青 耿广响    点击率:
  为了探索早期夏文化研究,“早期夏文化探索”课题筹备会于2016年12月18日上午在郑州市召开,会议探讨了课题的申报立项等相关问题。会议由郑州市嵩山文明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张建华主持,出席会议的嘉宾有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吴文祥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研究员、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文华研究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教授、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张立东副教授、河南省地理研究所鲁鹏副研究员等。
与会人员合影
 
  1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从七大方面作了主旨发言,内容如下:
 
  大家都知道在早期夏文化研究当中,嵩山地区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后来考古发现都能说明这一问题。夏文化探索从1959年算起的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不能总是围绕着二里头一个点讨论无休止,应该更多关注围绕其他新发现结合文献开展。这方面我和李伯谦老师就如何开展早期夏文化研究作了深入交流,李老师、刘绪老师、雷兴山老师对早期夏文化都有所考虑。不应该只围绕二里头遗址,而应该是结合新发现新资料进行夏文化研究,尤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测年数据和各种文化表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如果是夏代遗址,也只可能是夏代晚期遗址,。所以探索早期夏文化的课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大家面前。雷兴山老师组织过一次早期夏文化研究的研讨会,李伯谦老师当时就希望研讨会后,策划一个课题,推进早期夏文化研究,完成历史使命。所以和李老师几次交流后,列了一个提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夏文化探索历程与本课题的提出
 
  (一)、国外是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夏,甚至不承认有商,自从发现甲骨文后才得以确定商。但是中国史书上有《尚书》之《虞夏书》,《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中都有与夏代相关的记载,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有夏,《史记•夏本纪》甚至有明确记载的夏王朝的王位顺序等。
 
  (二)、考古学探索阶段(1957~2000)
 
  从目前做工作比较多有一定研究基础与目前认识早期夏文化有关联几处遗址谈起,诸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等。
 
  1、1957年,邹衡先生和宿白先生在河北邯郸发掘,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邹先生到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他认为二里头遗址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
 
  2、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学界指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成“,邹衡先生具体指出二里头文化的陶觚、爵、三足盘等典型陶器来自东方,与东夷有关。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二里头遗址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先后发现一、二号宫殿,从而越来越被考古学家所重视。        
 
  3、夏文化从哪里来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文化面貌差异比较大,二里头文化之前是龙山文化。所以邹衡先生直指我们考古学上见到夏文化与龙山文化有很明显的脱节,认为二者没有渊源关系。面对这一局面,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提出,到豫中等地去寻找夏文化来源并指派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负责实施这一工作。其实赵芝荃先生长期在二里头工作,对二里头的陶器很熟悉,接到夏鼐先生建议后,赵芝荃先生到豫中、豫东地区调查,最后,发现了新砦遗址。1979年,赵芝荃先生对新砦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认为其主体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又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属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 1999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我的博士后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五个科学家之一李伯谦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明天参加一个会,会上有赵芝荃先生和邹衡先生两人意见很尖锐。邹衡先生认为比二里头遗存更早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两者之间文化差异很大,夏文化的上限是二里头一期,再往上就是龙山文化,和夏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当时赵芝荃先生反对,说发掘的新砦遗址就有。会议之后,李老师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老先生的说法,也没必要像年轻人那样把资料重新划分,你去重新发掘新砦遗址。所以,我遵照李伯谦老师的意见,带着硕士研究生武家壁和当时的已被分配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也就是现在在座的顾万发院长去新砦遗址发掘。其实我当时是严文明先生的博士也不太懂夏商周这一块,李老师说不懂更好,可以边干边学,去看看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在新砦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99年下半年,我们就发掘出了一组下面是龙山,上面是新砦期遗存的材料,但是,没有看到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据此,李老师建议2000年再去新砦发掘,寻找有关有二里头遗存。2000年,在发掘之前调查了一个星期,最后发现了梁家台高台地,有二里头一期的遗存。所以当时就在那里再次布方发掘,最后发现了王湾三期文化在下、二里头文化一期在上,而”新砦期“遗存居中的地层关系。至此,在文化谱系上确定了“新砦期”遗存的存在。
 
  (三)、考古学探索的新阶段(2000~2016)
 
  自2001年7月北大博士后出站之后,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新砦遗址也一同带到考古所,并成立河南新砦队。自2002年起,新砦遗址的发掘研究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聚落课题组的子课题。新砦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重点由谱系研究转向聚落形态研究。至2003年,经发掘确认新砦遗址是一处面积达70万平方米的具有城墙、城壕以及内壕和外壕的大型城址。2003年至2005年,在新砦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一处浅穴式大型建筑。 2013-2014年、2016年新砦遗址田野考古再获新成绩。顾万发院长在东赵遗址还有其他遗址也发现有新砦期的遗存,魏兴涛副院长在蒲城店遗址也有类似发现。因此早期夏文化几个重要点新发现的新资料,都比二里头一期早,比龙山晚。有了这些新资料,如果能整和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来研究,无疑会增加对文明起源探讨的新力量。
 
  二、环境背景
 
  早期夏文化探索主要区域应该在郑州东南及豫西山地丘陵区,水系方面主要属于淮河水系包括贾鲁河,双洎河,颍河,索须河等。山脉主要有尧山,桐柏山脉等,这一方面请鲁鹏先生作介绍,环境方面可以立一个课题。
 
  三、文化谱系
 
  张国硕老师、魏兴涛先生、王文华先生等都专门写过文章,如果能结合顾万发院长发掘的东赵等几个新遗址及近年发掘的新砦遗址。在重要陶器排序上增加研究力度夯实早期夏文化探索的研究基础。袁广阔在《光明日报》上写二里头的来源不光是在郑州地区,濮阳地区也有,还专门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新砦工地借去了一批陶器,个人认为濮阳地区和二里头直接挂钩难度很大。以新密新砦为例,从我以前排的图上看早期夏文化探索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新砦二期文化主要从龙山晚期即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发展而来。二里头一期受到新砦二期影响。在绝对年代上新砦二期文化的碳十四绝对年代测定大部分在公元前1850-1750年之间。在测年上考古人往往以考古学观点主导其判断,所以可以在这几个点大胆地实事求是的把年代数据公布出来。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时期文化谱系的认识。
 
  四 、文化交流
 
  以新砦遗址为例,新砦一期属于煤山类型分布范围在嵩山以南,东到郑州东的段岗遗址,西到煤山、王城岗、南抵郾城郝家台遗址,新砦遗址发展至新砦二期文化时影响范围东到了乳香台遗址,北翻过嵩山抵达巩义花地嘴遗址。其他遗址情况很有必要做一个综合性研究,以进一步加强对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认识。
 
  五、多学科探索
 
  主要对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包括玉器、石器、骨器等工艺研究以及农业、畜牧业等研究。以新砦为例农业上新砦一期属于稻作农业为主,兼及旱作农业,采集经济仍占一定地位,大豆是常见采集品。新砦二期农业仍以稻作为主,旱作处于次要地位,稻粟黍比一期增加,农业水平有所提高。畜牧业上新砦一期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人们主要靠饲养提供肉类食物,也有一些狩猎活动,其中猪占83%。新砦二期野生动物比例增多,家养猪数量减少,狗,黄羊数量增多。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推测可能是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农业受损,故饲养家畜减少。人骨发现的数量上可以整合深入研究。
 
  六、早期夏文化研究
 
  探索早期夏文化已有诸多先生提及并作了研究,有如,张光直先生,邹衡先生,李学勤先生,王巍先生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很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对早期夏文化认识上有个更清晰轮廓。等课题正式立项,一定会请相关人士再次召开会议。
 
  七、预期成果
 
  为了推进早期夏文化研究,结合东赵、蒲城店、新砦遗址的新发现,准备召开  “第二届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等会议 ,在综合性论著上形成早期夏文化探索研究论著、第二届聚落考古大会论文集、嵩山文明论文集(三、四)。夏代田野考古报告上预期成果主要有新密新砦(二)、溱洧调查报告、荥阳东赵、平顶山蒲城店等,以此作为探索早期夏文化预期成果。
赵春青研究员发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发言表示:一,野外发掘非常忙,常年在陕西工作,近年才来到东赵工作,历年在东赵遗址实习的有国内外100多名学生,感谢省市领到的支持和关怀。二,今天省市领导,院所领导,各位同仁都在,我代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向大家表示感谢。其三,我个人愿意参加早期夏文化研究的课题。邹衡先生,李伯谦先生,刘绪先生等北大师生都曾在河南工作。对于怎么开展工作,我想从三方面谈谈:一是怎么干,二是以什么形式开展,三是怎么利用材料。首先怎么干,早期夏文化有两个点,一个是登封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禹都阳城;另一个是新密新砦。学界将目光盯在了这两个遗址。分期和文化谱系仍是基础的研究工作。在分期问题上,新砦期的谱系是有争论的,还需要讨论。就H57和二里头一期关系而论,都是蓝纹,方格纹很多。新砦期篮纹多是泥质陶,方格纹多是夹砂陶。到二里头篮纹多是夹砂陶,方格纹多是泥质陶。考虑到陶器制作使用的长久性问题,当属另有原因造成这种大的变化。二、聚落是个框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放,早期夏文化研究把聚落放在什么位置上?怎么把聚落放到谱系上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什么才能称得上是早期夏文化?所以理论方法方面应该列个子课题,因为这里需要有个理论方法作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徐旭生先生指出到其文化圈内去研究,理论上的完善会对我们的工作起到重大支撑作用。
 
雷兴山教授发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认为:选题很好,很有必要。从东赵遗址、花地嘴遗址、蒲城店遗址、郝家台遗址、上坡遗址的考古材料来看,大致涵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材料很多应该加以整合。通过课题把相关成果整合是有生命力的。各个遗址都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东赵遗址算是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典范。目前工作重点应该是考虑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遗址的材料进行整合,用一种什么方式纳入到早期夏文化研究中,通过课题研究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魏兴涛副院长研究员发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表示对这一课题很感兴趣,总结了自己前十年与后十年的工作。前十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与北大刘绪老师的合作已于2000年已结项。禹州瓦店遗址报告已经出版。后十年准备把王城岗与瓦店聚落做深入研究。弄清楚考古学文化谱系仍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11年与北大张海老师合作,在禹州境内展开了聚落形态的3S调查。关键是怎么开展工作。瓦店的工作很忙,量很大。多学科要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瓦店的多学科要在考古学文化研究基础上。早期夏文化研究,表面上看很乱,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一项工作。到2019年禹州瓦店发掘40年争取出版报告;夏禹文化在嵩山东南用3S作进一步开展区域考古调查。立项课题很好,谁来挑头,怎么组织开展工作仍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方燕明研究员发言
 
  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文华研究员表示:近年来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正在酝酿转变,早期夏文化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如果二里头是夏,那么它是怎么诞生的。课题怎么开展,谱系仍是基础。二里头一期应纳入到早期夏文化研究,因为二里头一期与二期之间有很大差异。早期夏文化研究聚落怎么开展?新砦城址聚落变化关系是什么?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还是要靠发掘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城址问题上要搞清城址内部功能分区,公共墓地在哪?所以我认为早期夏文化研究应该放在整合上不是重头再来。
 
王文华研究员发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研究员表示二里头一期应该纳入,关中地区也值得纳入。有次去石峁遗址参观,其中有件展品与巩义花地嘴所出朱砂彩绘陶瓮上的图案几乎是一会事。聚落问题要放在早期夏文化内部。许多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发掘,所以能发掘的还是应该坚持发掘,协调利用材料。
 
顾万发院长研究员发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教授代表在新砦遗址实习的南大师生对赵春青研究员,顾万发院长表示感谢。他表示在南方开展实习工作较多,对中原地区的材料感觉很新鲜,信息量很大,愿意参加课题,准备在石器使用,制作工艺方面尽自己能力开展工作。也在思考南方良渚,广富林遗址为什么成不了夏。石器、骨器研究可以通过微痕分析来开展工作。
 
黄建秋教授发言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提交书面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必要性方面:从年代、分布区域、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综合考察,二里头文化应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这已被多数学者认同。二里头文化不是全部的夏文化,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应存在“早期夏文化”,需要学界探索何者是早期夏文化。第一,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涵盖不了夏代纪年400年左右。二里头年代在公元前1950-1600年,大约300多年,近年来测年更晚。第二,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期之间有缺环。第三,二里头遗址不是最早的夏都,当然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夏都经历了从颍水中上游地区到洛阳盆地的迁移过程。文献记载禹都阳城。夏启是以阳翟为都,又居黄台之丘。研究发现,二里头是夏都斟寻,从太康始,止于夏桀之末,中间未经中断或废弃。
 
  二、从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可行性方面来看:夏族最早活动于嵩山南麓的颍水中上游地带,《国语•周语上》有“有夏之兴,融降于崇山”的记载;还有禹都阳城、启居阳翟、启有“钧台之享”等记载,说明这里是夏族早期活动的主要区域。新砦期遗存的确认,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空白,奠定了探索早期夏文化的基础。早年赵芝荃先生提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经过近些年新砦遗址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此遗存分布的中心地区就是嵩山南麓的颍水中上游地带,与早期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相合。新砦遗址是夏文化研究的两大圣地之一(二里头、新砦),十分难得。新砦遗址规模大,规格高,遗存丰富,为中心聚落遗址和大型城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是探索早期夏文化和早期夏都的重要基地。笔者在《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20日发表《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明确提出二里头遗址—至四期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有可能是夏王朝太康至桀期间的文化遗存,新砦期遗存为早期夏文化、是夏启时期遗存。新砦一带可能是黄台之丘所在。《穆天子传》提到夏后启所居“黄台之丘”。新砦遗址的年代、位置、遗址性质都与其符合,其为该都的可能性很大。这些推断需要新材料、新证据支撑、验证,亟待加大研究力度。
 
  三、关于早期夏文化研究课题研究,我提一些建议:一是,加强主要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重点是新砦、瓦店、花地嘴、东赵等遗址,尤其是新砦遗址。二是,注重多学科相结合,加大科技考古力度。除了考古、历史等学者,还要多吸收科技考古专业人才参与。三是,集中优势兵力,共同攻关。由社科院考古所牵头,吸收多单位相关专业人员参加。选人要有针对性,能抽出时间、精力搞这个课题。注意吸收中青年有生力量参与。在子课题设置上,把握主要遗址考古研究和宏观综合研究相结合,重点解决早期夏文化的基本面貌问题。相关文献不多,是否单设子课题值得思考,可与社会生活一起综合考虑。建议设置子课题主要有:1.新砦遗址考古发掘研究;2.新砦遗址多学科研究(动物、植物、环境,其他);3.新砦文化研究;4.早期夏文化典型遗址整理研究(花地嘴、瓦店、东赵);5.新砦期遗存与早期夏文化研究;6.早夏时期社会生活研究。
 
  河南大学张立东副教授从史料整理方面提交书面文稿如下:
 
  一、夏代研究的文献史料方面,夏代的文献史料有三种分类法,一是,从写作年代来分,可以大致分为夏代、两周、两汉及魏晋以后四个时期。从文献性质来分,可以分为原始档案、史学著作和其它引述三类。一般而言,年代早的史料比年代晚的史料更有价值。
 
  二、夏代考古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张光直先生在《THE QUESTION OF THE XIA DYNASTY》提出时空对应方法,李学勤先生在《夏文化研究论集》作序中提出夏代的历史存在是否能用证实商代一样的途径解决,我认为是不一定的。涉及时空观念,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结合起来,问题应该终有明朗的一日。邹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指出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要把年代分期和文化类型划分结合进行论证。只有确定了成汤建国的所在,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索先商文化、早商文化,从而最后确定何者为夏文化。如何确定夏商文化分界?《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论证报告(1996)在分析夏商文化分界时,应该将桀都和汤都结合起来研究,并尽量将夏商之际的历史过程与各个都址的文化内涵相互对合。具体说来,就是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比较各个遗址的年代关系,然后确定各自的兴废时间,并努力分辨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过程等等。我们在思考夏商文化分界时,还应该参照其它的夏都、商都及其文化。只有将夏、商诸都之间的关系都解释通了,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1、夏文化的年代上限:禹所居阳城的衰落意味着都城地位的丧失,因此“后阳城”时代应已进入夏代纪年。启都阳翟、黄台之时应已进入夏代纪年。综合比较禹启三都的兴废,即可大致断定夏文化的年代上限。2、早期夏文化的年代下限作为夏都斟寻的二里头遗址应该开始于太康居斟寻,因此早期夏文化的年代下限可以划在太康居斟寻之前。目前,似乎只有二里头遗址的起始年代可以作为早期夏文化年代下限的界标。从考古学文化遗存中辨识出夏文化特有的事物,范文澜将夏后氏尚与龙山文化的黑陶相联系,也是这个思路。明确的“名片”性特征,对于辨识夏文化至关重要。鸡彝(盉)盉是成套酒礼器中的灌尊,即酒壶。商人用斝,夏人用盉。
 
  三、在开展“早期夏文化探索”研究课题上,要加强禹启三都研究,其中禹启三都是指: 1、禹居阳城:登封王城岗 2、启都阳翟:禹州瓦店 3、启居黄台:新密新砦。既然是以“早期夏文化探索为题”,那么重点应是遗址的位置与规模、分期与年代、文化内涵、城市规划等问题,其它诸如食谱研究、动物考古、考古人类学、美术考古等更深、广层面的问题,可以考虑、可以顺手牵羊式研究,但不宜分散焦点。据此,现在想到的题目有:一是,天门石家河城址王湾文化因素集中出现的“后石家河文化”与禹伐三苗的比较研究。二是,王湾文化在豫北地区的攻势与退守,或可与共工氏、有扈氏等族群与夏人的关系比勘。三是,造律台(王油坊)文化的南迁、禹会遗址与涂山大会。四是,龙山--岳石文化与早期夏文化的关系。严先生《夏代的东方》指出:夷夏关系是夏史的“主旋律”。 “早期夏文化研究”是一个考古学课题,但考古学家绝不能“洁身自好”,忽视文献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教训之一就是对文献研究的忽视,脑中存在“就那么点文献,自汉代以来研究2000年了,没有多少可以研究的,不会有什么进展”等不太合适的想法。正如李伯谦先生《感悟考古》总结的,“语境分析”是现今考古学的潮流之一。考古只是个小语境,历史才是大语境。只有把考古研究放到历史大语境中,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得到升华。应该分出足够的资金和人才对有关夏代的文献史料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研究。
  
  四、据以上分析结合实际情况主要想从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参与早期夏文化核心区域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若条件允许,愿意进行一个小项目的工作。二是,豫北地区龙山晚期与辉卫文化早期之间的关系。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一个遗址进行发掘。考虑到该课题在整个“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边缘性,应该主要是对已发表资料的再研究。三是,对有关夏史的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并时刻注意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以及对早期夏文化探索的直接或间接作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吴文祥研究员与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鲁鹏副研究员围绕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环境问题做了发言,主要内容围绕研究背景和意义,古文明形成与气候环境关系。谈到俞伟超先生《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认为夏朝前夕史前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并与龙山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有关。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古文明的形成可能与中原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有关。袁广阔先生在《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中认为史前大洪水是存在的,并且与龙山时代末期的一些城址废弃有关。我们也曾论证了全球4.2-4.0kaBP降温事件可能在中原地区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从气候变化及其与夏季风锋面降雨带移动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夏朝建立前夕史前大洪水发生的历史真实性和大禹治水成功的真相。其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阶段的气候环境认识不足,缺乏高分辨率的古气候重建结果,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系统古人地关系研究。研究内容上主要利用泥炭或湖相自然剖面,重要遗址剖面进行古气候重建等。
鲁鹏副研究员发言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博士表示早期夏文化很少提及,在文化方面省委省政府对其十分重视。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工作,对夏文化认识仍然不清楚,课题很重要,我们全力支持,应该在课题框架下来做,做个中长期规划,做好文化谱系研究。设定一个准确方案去办,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争取对早期夏文化有更新的认识。
任伟局长讲话           
 
  最后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做总结:他表示很高兴与大家在一起讨论。从三面来看,其一,为什么做?形势所在,国家省市领到要求这样做,做的好纳入到政府行为中,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文化研究,几年来周边地区很热闹,我们中原地区沉寂了许多。其二做什么?多学科框架下的信息要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为依据,在理念方法上完善,从定量上比较差异。其三。怎么做?存在分期上的问题,我们可以联合攻关,课题时间较长我们可以分期考虑,探源工程要结项了,前段时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150处重点规划遗址公园的点,首要就是需要发掘的就发掘,以求进一步展示利用。要把早期夏文化做大做强,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做出前沿的早期夏文化成果来。
马萧林副局长讲话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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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夏文化探索”课题筹备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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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探索早期夏文化研究,“早期夏文化探索”课题筹备会于2016年12月18日上午在郑州市召开,会议探讨了课题的申报立项等相关问题。会议由郑州市嵩山文明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张建华主持,出席会议的嘉宾有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吴文祥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研究员、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文华研究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教授、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张立东副教授、河南省地理研究所鲁鹏副研究员等。
与会人员合影
 
  1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从七大方面作了主旨发言,内容如下:
 
  大家都知道在早期夏文化研究当中,嵩山地区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后来考古发现都能说明这一问题。夏文化探索从1959年算起的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不能总是围绕着二里头一个点讨论无休止,应该更多关注围绕其他新发现结合文献开展。这方面我和李伯谦老师就如何开展早期夏文化研究作了深入交流,李老师、刘绪老师、雷兴山老师对早期夏文化都有所考虑。不应该只围绕二里头遗址,而应该是结合新发现新资料进行夏文化研究,尤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测年数据和各种文化表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如果是夏代遗址,也只可能是夏代晚期遗址,。所以探索早期夏文化的课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大家面前。雷兴山老师组织过一次早期夏文化研究的研讨会,李伯谦老师当时就希望研讨会后,策划一个课题,推进早期夏文化研究,完成历史使命。所以和李老师几次交流后,列了一个提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夏文化探索历程与本课题的提出
 
  (一)、国外是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夏,甚至不承认有商,自从发现甲骨文后才得以确定商。但是中国史书上有《尚书》之《虞夏书》,《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中都有与夏代相关的记载,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有夏,《史记•夏本纪》甚至有明确记载的夏王朝的王位顺序等。
 
  (二)、考古学探索阶段(1957~2000)
 
  从目前做工作比较多有一定研究基础与目前认识早期夏文化有关联几处遗址谈起,诸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等。
 
  1、1957年,邹衡先生和宿白先生在河北邯郸发掘,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邹先生到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他认为二里头遗址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
 
  2、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学界指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成“,邹衡先生具体指出二里头文化的陶觚、爵、三足盘等典型陶器来自东方,与东夷有关。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二里头遗址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先后发现一、二号宫殿,从而越来越被考古学家所重视。        
 
  3、夏文化从哪里来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文化面貌差异比较大,二里头文化之前是龙山文化。所以邹衡先生直指我们考古学上见到夏文化与龙山文化有很明显的脱节,认为二者没有渊源关系。面对这一局面,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提出,到豫中等地去寻找夏文化来源并指派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负责实施这一工作。其实赵芝荃先生长期在二里头工作,对二里头的陶器很熟悉,接到夏鼐先生建议后,赵芝荃先生到豫中、豫东地区调查,最后,发现了新砦遗址。1979年,赵芝荃先生对新砦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认为其主体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又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属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 1999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我的博士后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五个科学家之一李伯谦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明天参加一个会,会上有赵芝荃先生和邹衡先生两人意见很尖锐。邹衡先生认为比二里头遗存更早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两者之间文化差异很大,夏文化的上限是二里头一期,再往上就是龙山文化,和夏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当时赵芝荃先生反对,说发掘的新砦遗址就有。会议之后,李老师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老先生的说法,也没必要像年轻人那样把资料重新划分,你去重新发掘新砦遗址。所以,我遵照李伯谦老师的意见,带着硕士研究生武家壁和当时的已被分配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也就是现在在座的顾万发院长去新砦遗址发掘。其实我当时是严文明先生的博士也不太懂夏商周这一块,李老师说不懂更好,可以边干边学,去看看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在新砦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99年下半年,我们就发掘出了一组下面是龙山,上面是新砦期遗存的材料,但是,没有看到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据此,李老师建议2000年再去新砦发掘,寻找有关有二里头遗存。2000年,在发掘之前调查了一个星期,最后发现了梁家台高台地,有二里头一期的遗存。所以当时就在那里再次布方发掘,最后发现了王湾三期文化在下、二里头文化一期在上,而”新砦期“遗存居中的地层关系。至此,在文化谱系上确定了“新砦期”遗存的存在。
 
  (三)、考古学探索的新阶段(2000~2016)
 
  自2001年7月北大博士后出站之后,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新砦遗址也一同带到考古所,并成立河南新砦队。自2002年起,新砦遗址的发掘研究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聚落课题组的子课题。新砦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重点由谱系研究转向聚落形态研究。至2003年,经发掘确认新砦遗址是一处面积达70万平方米的具有城墙、城壕以及内壕和外壕的大型城址。2003年至2005年,在新砦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一处浅穴式大型建筑。 2013-2014年、2016年新砦遗址田野考古再获新成绩。顾万发院长在东赵遗址还有其他遗址也发现有新砦期的遗存,魏兴涛副院长在蒲城店遗址也有类似发现。因此早期夏文化几个重要点新发现的新资料,都比二里头一期早,比龙山晚。有了这些新资料,如果能整和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来研究,无疑会增加对文明起源探讨的新力量。
 
  二、环境背景
 
  早期夏文化探索主要区域应该在郑州东南及豫西山地丘陵区,水系方面主要属于淮河水系包括贾鲁河,双洎河,颍河,索须河等。山脉主要有尧山,桐柏山脉等,这一方面请鲁鹏先生作介绍,环境方面可以立一个课题。
 
  三、文化谱系
 
  张国硕老师、魏兴涛先生、王文华先生等都专门写过文章,如果能结合顾万发院长发掘的东赵等几个新遗址及近年发掘的新砦遗址。在重要陶器排序上增加研究力度夯实早期夏文化探索的研究基础。袁广阔在《光明日报》上写二里头的来源不光是在郑州地区,濮阳地区也有,还专门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新砦工地借去了一批陶器,个人认为濮阳地区和二里头直接挂钩难度很大。以新密新砦为例,从我以前排的图上看早期夏文化探索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新砦二期文化主要从龙山晚期即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发展而来。二里头一期受到新砦二期影响。在绝对年代上新砦二期文化的碳十四绝对年代测定大部分在公元前1850-1750年之间。在测年上考古人往往以考古学观点主导其判断,所以可以在这几个点大胆地实事求是的把年代数据公布出来。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时期文化谱系的认识。
 
  四 、文化交流
 
  以新砦遗址为例,新砦一期属于煤山类型分布范围在嵩山以南,东到郑州东的段岗遗址,西到煤山、王城岗、南抵郾城郝家台遗址,新砦遗址发展至新砦二期文化时影响范围东到了乳香台遗址,北翻过嵩山抵达巩义花地嘴遗址。其他遗址情况很有必要做一个综合性研究,以进一步加强对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认识。
 
  五、多学科探索
 
  主要对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包括玉器、石器、骨器等工艺研究以及农业、畜牧业等研究。以新砦为例农业上新砦一期属于稻作农业为主,兼及旱作农业,采集经济仍占一定地位,大豆是常见采集品。新砦二期农业仍以稻作为主,旱作处于次要地位,稻粟黍比一期增加,农业水平有所提高。畜牧业上新砦一期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人们主要靠饲养提供肉类食物,也有一些狩猎活动,其中猪占83%。新砦二期野生动物比例增多,家养猪数量减少,狗,黄羊数量增多。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推测可能是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农业受损,故饲养家畜减少。人骨发现的数量上可以整合深入研究。
 
  六、早期夏文化研究
 
  探索早期夏文化已有诸多先生提及并作了研究,有如,张光直先生,邹衡先生,李学勤先生,王巍先生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很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对早期夏文化认识上有个更清晰轮廓。等课题正式立项,一定会请相关人士再次召开会议。
 
  七、预期成果
 
  为了推进早期夏文化研究,结合东赵、蒲城店、新砦遗址的新发现,准备召开  “第二届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等会议 ,在综合性论著上形成早期夏文化探索研究论著、第二届聚落考古大会论文集、嵩山文明论文集(三、四)。夏代田野考古报告上预期成果主要有新密新砦(二)、溱洧调查报告、荥阳东赵、平顶山蒲城店等,以此作为探索早期夏文化预期成果。
赵春青研究员发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发言表示:一,野外发掘非常忙,常年在陕西工作,近年才来到东赵工作,历年在东赵遗址实习的有国内外100多名学生,感谢省市领到的支持和关怀。二,今天省市领导,院所领导,各位同仁都在,我代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向大家表示感谢。其三,我个人愿意参加早期夏文化研究的课题。邹衡先生,李伯谦先生,刘绪先生等北大师生都曾在河南工作。对于怎么开展工作,我想从三方面谈谈:一是怎么干,二是以什么形式开展,三是怎么利用材料。首先怎么干,早期夏文化有两个点,一个是登封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禹都阳城;另一个是新密新砦。学界将目光盯在了这两个遗址。分期和文化谱系仍是基础的研究工作。在分期问题上,新砦期的谱系是有争论的,还需要讨论。就H57和二里头一期关系而论,都是蓝纹,方格纹很多。新砦期篮纹多是泥质陶,方格纹多是夹砂陶。到二里头篮纹多是夹砂陶,方格纹多是泥质陶。考虑到陶器制作使用的长久性问题,当属另有原因造成这种大的变化。二、聚落是个框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放,早期夏文化研究把聚落放在什么位置上?怎么把聚落放到谱系上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什么才能称得上是早期夏文化?所以理论方法方面应该列个子课题,因为这里需要有个理论方法作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徐旭生先生指出到其文化圈内去研究,理论上的完善会对我们的工作起到重大支撑作用。
 
雷兴山教授发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认为:选题很好,很有必要。从东赵遗址、花地嘴遗址、蒲城店遗址、郝家台遗址、上坡遗址的考古材料来看,大致涵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材料很多应该加以整合。通过课题把相关成果整合是有生命力的。各个遗址都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东赵遗址算是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典范。目前工作重点应该是考虑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遗址的材料进行整合,用一种什么方式纳入到早期夏文化研究中,通过课题研究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魏兴涛副院长研究员发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表示对这一课题很感兴趣,总结了自己前十年与后十年的工作。前十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与北大刘绪老师的合作已于2000年已结项。禹州瓦店遗址报告已经出版。后十年准备把王城岗与瓦店聚落做深入研究。弄清楚考古学文化谱系仍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11年与北大张海老师合作,在禹州境内展开了聚落形态的3S调查。关键是怎么开展工作。瓦店的工作很忙,量很大。多学科要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瓦店的多学科要在考古学文化研究基础上。早期夏文化研究,表面上看很乱,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一项工作。到2019年禹州瓦店发掘40年争取出版报告;夏禹文化在嵩山东南用3S作进一步开展区域考古调查。立项课题很好,谁来挑头,怎么组织开展工作仍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方燕明研究员发言
 
  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文华研究员表示:近年来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正在酝酿转变,早期夏文化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如果二里头是夏,那么它是怎么诞生的。课题怎么开展,谱系仍是基础。二里头一期应纳入到早期夏文化研究,因为二里头一期与二期之间有很大差异。早期夏文化研究聚落怎么开展?新砦城址聚落变化关系是什么?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还是要靠发掘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城址问题上要搞清城址内部功能分区,公共墓地在哪?所以我认为早期夏文化研究应该放在整合上不是重头再来。
 
王文华研究员发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研究员表示二里头一期应该纳入,关中地区也值得纳入。有次去石峁遗址参观,其中有件展品与巩义花地嘴所出朱砂彩绘陶瓮上的图案几乎是一会事。聚落问题要放在早期夏文化内部。许多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发掘,所以能发掘的还是应该坚持发掘,协调利用材料。
 
顾万发院长研究员发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教授代表在新砦遗址实习的南大师生对赵春青研究员,顾万发院长表示感谢。他表示在南方开展实习工作较多,对中原地区的材料感觉很新鲜,信息量很大,愿意参加课题,准备在石器使用,制作工艺方面尽自己能力开展工作。也在思考南方良渚,广富林遗址为什么成不了夏。石器、骨器研究可以通过微痕分析来开展工作。
 
黄建秋教授发言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提交书面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必要性方面:从年代、分布区域、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综合考察,二里头文化应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这已被多数学者认同。二里头文化不是全部的夏文化,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应存在“早期夏文化”,需要学界探索何者是早期夏文化。第一,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涵盖不了夏代纪年400年左右。二里头年代在公元前1950-1600年,大约300多年,近年来测年更晚。第二,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期之间有缺环。第三,二里头遗址不是最早的夏都,当然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夏都经历了从颍水中上游地区到洛阳盆地的迁移过程。文献记载禹都阳城。夏启是以阳翟为都,又居黄台之丘。研究发现,二里头是夏都斟寻,从太康始,止于夏桀之末,中间未经中断或废弃。
 
  二、从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可行性方面来看:夏族最早活动于嵩山南麓的颍水中上游地带,《国语•周语上》有“有夏之兴,融降于崇山”的记载;还有禹都阳城、启居阳翟、启有“钧台之享”等记载,说明这里是夏族早期活动的主要区域。新砦期遗存的确认,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空白,奠定了探索早期夏文化的基础。早年赵芝荃先生提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经过近些年新砦遗址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此遗存分布的中心地区就是嵩山南麓的颍水中上游地带,与早期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相合。新砦遗址是夏文化研究的两大圣地之一(二里头、新砦),十分难得。新砦遗址规模大,规格高,遗存丰富,为中心聚落遗址和大型城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是探索早期夏文化和早期夏都的重要基地。笔者在《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20日发表《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明确提出二里头遗址—至四期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有可能是夏王朝太康至桀期间的文化遗存,新砦期遗存为早期夏文化、是夏启时期遗存。新砦一带可能是黄台之丘所在。《穆天子传》提到夏后启所居“黄台之丘”。新砦遗址的年代、位置、遗址性质都与其符合,其为该都的可能性很大。这些推断需要新材料、新证据支撑、验证,亟待加大研究力度。
 
  三、关于早期夏文化研究课题研究,我提一些建议:一是,加强主要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重点是新砦、瓦店、花地嘴、东赵等遗址,尤其是新砦遗址。二是,注重多学科相结合,加大科技考古力度。除了考古、历史等学者,还要多吸收科技考古专业人才参与。三是,集中优势兵力,共同攻关。由社科院考古所牵头,吸收多单位相关专业人员参加。选人要有针对性,能抽出时间、精力搞这个课题。注意吸收中青年有生力量参与。在子课题设置上,把握主要遗址考古研究和宏观综合研究相结合,重点解决早期夏文化的基本面貌问题。相关文献不多,是否单设子课题值得思考,可与社会生活一起综合考虑。建议设置子课题主要有:1.新砦遗址考古发掘研究;2.新砦遗址多学科研究(动物、植物、环境,其他);3.新砦文化研究;4.早期夏文化典型遗址整理研究(花地嘴、瓦店、东赵);5.新砦期遗存与早期夏文化研究;6.早夏时期社会生活研究。
 
  河南大学张立东副教授从史料整理方面提交书面文稿如下:
 
  一、夏代研究的文献史料方面,夏代的文献史料有三种分类法,一是,从写作年代来分,可以大致分为夏代、两周、两汉及魏晋以后四个时期。从文献性质来分,可以分为原始档案、史学著作和其它引述三类。一般而言,年代早的史料比年代晚的史料更有价值。
 
  二、夏代考古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张光直先生在《THE QUESTION OF THE XIA DYNASTY》提出时空对应方法,李学勤先生在《夏文化研究论集》作序中提出夏代的历史存在是否能用证实商代一样的途径解决,我认为是不一定的。涉及时空观念,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结合起来,问题应该终有明朗的一日。邹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指出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要把年代分期和文化类型划分结合进行论证。只有确定了成汤建国的所在,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索先商文化、早商文化,从而最后确定何者为夏文化。如何确定夏商文化分界?《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论证报告(1996)在分析夏商文化分界时,应该将桀都和汤都结合起来研究,并尽量将夏商之际的历史过程与各个都址的文化内涵相互对合。具体说来,就是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比较各个遗址的年代关系,然后确定各自的兴废时间,并努力分辨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过程等等。我们在思考夏商文化分界时,还应该参照其它的夏都、商都及其文化。只有将夏、商诸都之间的关系都解释通了,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1、夏文化的年代上限:禹所居阳城的衰落意味着都城地位的丧失,因此“后阳城”时代应已进入夏代纪年。启都阳翟、黄台之时应已进入夏代纪年。综合比较禹启三都的兴废,即可大致断定夏文化的年代上限。2、早期夏文化的年代下限作为夏都斟寻的二里头遗址应该开始于太康居斟寻,因此早期夏文化的年代下限可以划在太康居斟寻之前。目前,似乎只有二里头遗址的起始年代可以作为早期夏文化年代下限的界标。从考古学文化遗存中辨识出夏文化特有的事物,范文澜将夏后氏尚与龙山文化的黑陶相联系,也是这个思路。明确的“名片”性特征,对于辨识夏文化至关重要。鸡彝(盉)盉是成套酒礼器中的灌尊,即酒壶。商人用斝,夏人用盉。
 
  三、在开展“早期夏文化探索”研究课题上,要加强禹启三都研究,其中禹启三都是指: 1、禹居阳城:登封王城岗 2、启都阳翟:禹州瓦店 3、启居黄台:新密新砦。既然是以“早期夏文化探索为题”,那么重点应是遗址的位置与规模、分期与年代、文化内涵、城市规划等问题,其它诸如食谱研究、动物考古、考古人类学、美术考古等更深、广层面的问题,可以考虑、可以顺手牵羊式研究,但不宜分散焦点。据此,现在想到的题目有:一是,天门石家河城址王湾文化因素集中出现的“后石家河文化”与禹伐三苗的比较研究。二是,王湾文化在豫北地区的攻势与退守,或可与共工氏、有扈氏等族群与夏人的关系比勘。三是,造律台(王油坊)文化的南迁、禹会遗址与涂山大会。四是,龙山--岳石文化与早期夏文化的关系。严先生《夏代的东方》指出:夷夏关系是夏史的“主旋律”。 “早期夏文化研究”是一个考古学课题,但考古学家绝不能“洁身自好”,忽视文献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教训之一就是对文献研究的忽视,脑中存在“就那么点文献,自汉代以来研究2000年了,没有多少可以研究的,不会有什么进展”等不太合适的想法。正如李伯谦先生《感悟考古》总结的,“语境分析”是现今考古学的潮流之一。考古只是个小语境,历史才是大语境。只有把考古研究放到历史大语境中,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得到升华。应该分出足够的资金和人才对有关夏代的文献史料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研究。
  
  四、据以上分析结合实际情况主要想从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参与早期夏文化核心区域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若条件允许,愿意进行一个小项目的工作。二是,豫北地区龙山晚期与辉卫文化早期之间的关系。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一个遗址进行发掘。考虑到该课题在整个“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边缘性,应该主要是对已发表资料的再研究。三是,对有关夏史的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并时刻注意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以及对早期夏文化探索的直接或间接作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吴文祥研究员与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鲁鹏副研究员围绕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环境问题做了发言,主要内容围绕研究背景和意义,古文明形成与气候环境关系。谈到俞伟超先生《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认为夏朝前夕史前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并与龙山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有关。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古文明的形成可能与中原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有关。袁广阔先生在《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中认为史前大洪水是存在的,并且与龙山时代末期的一些城址废弃有关。我们也曾论证了全球4.2-4.0kaBP降温事件可能在中原地区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从气候变化及其与夏季风锋面降雨带移动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夏朝建立前夕史前大洪水发生的历史真实性和大禹治水成功的真相。其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阶段的气候环境认识不足,缺乏高分辨率的古气候重建结果,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系统古人地关系研究。研究内容上主要利用泥炭或湖相自然剖面,重要遗址剖面进行古气候重建等。
鲁鹏副研究员发言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博士表示早期夏文化很少提及,在文化方面省委省政府对其十分重视。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工作,对夏文化认识仍然不清楚,课题很重要,我们全力支持,应该在课题框架下来做,做个中长期规划,做好文化谱系研究。设定一个准确方案去办,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争取对早期夏文化有更新的认识。
任伟局长讲话           
 
  最后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做总结:他表示很高兴与大家在一起讨论。从三面来看,其一,为什么做?形势所在,国家省市领到要求这样做,做的好纳入到政府行为中,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文化研究,几年来周边地区很热闹,我们中原地区沉寂了许多。其二做什么?多学科框架下的信息要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为依据,在理念方法上完善,从定量上比较差异。其三。怎么做?存在分期上的问题,我们可以联合攻关,课题时间较长我们可以分期考虑,探源工程要结项了,前段时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150处重点规划遗址公园的点,首要就是需要发掘的就发掘,以求进一步展示利用。要把早期夏文化做大做强,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做出前沿的早期夏文化成果来。
马萧林副局长讲话
 
 
(责编:李来玉)

作者:赵春青 耿广响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