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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矿冶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7-01-11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肖亚 莫林恒    点击率:
  桂阳矿冶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于2016 年11 月8 日在湖南省桂阳县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文物报社、湖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湖北省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安徽省铜陵市博物馆、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多家文博单位、高等院校30 余名矿冶考古及文物保护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本次会议由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湖南省文物局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桂阳县人民政府承办。
 
  11 月8 日上午,专家考察了桂阳陡岭下遗址和桐木岭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下午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主持,桂阳县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雷昌仁先生介绍了本地矿冶文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莫林恒副研究员汇报了桂阳矿冶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发现,与会专家就桂阳矿冶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深入探讨,阐明了本次考古发现的意义与价值,并为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后期的遗址保护、利用、展示出谋划策,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做总结发言。现将专家主要发言内容整理摘录于下:
 
  周卫荣(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桂阳大型炼锌遗址群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为进一步深入揭示中国古代炼锌工艺过程与技术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炼锌术的产生是基于大量黄铜用于铸钱的基础,桂阳大规模的炼锌遗址就是为了满足当时政府铸币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桂阳作为“币材之都”,有着深度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炼锌术的产生应该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后期,目前中国考古发掘的炼锌遗址遗存并不多,炼锌遗址无论是在明代还是清代,在我国冶金史、矿冶史以及铸币史上都有独特的重要地位。这次工作成果对于研究中国矿冶史、铸币史、赋税史乃至政治社会史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秘书长)
 
  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成立时间虽短,但发展迅速,成果丰硕。长期以来学术界都重点关注铜冶金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对于矿冶考古而言,对锡、铅、铁、金、银等多种金属的研究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次桂阳的矿冶考古工作开辟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将为我国炼锌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建议后期对矿料来源、冶炼场地的选址、工艺技术的复原、冶炼用坩埚的来源、冶炼工匠的来源、管理机制、冶炼兴衰的原因及时间等多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邀请地质、冶金等相关方面的专家加入,构建一支多学科的研究团队。
 
  卢本珊(广州市番禺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桂阳桐木岭遗址和陡岭下遗址规模宏大,场景壮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陡岭下遗址发现的疑似洗矿槽应为人工开凿而成,从地形和形制来分析,该洗矿槽在水系旁边,可能利用水的季节性涨落来进行选矿,但相对于溜选用槽斜度较小,可排除为溜选法选矿槽,建议在开展下一步的揭露工作时,注意是否存在淘砂盘之类的淘洗工具,必要时可在槽的下游进行剖面发掘,看是否存在尾砂堆积。关于考古现场遗址遗存的保护,建议采用化学试剂加固封护的方法。关于冶炼工艺方面,现场已经做了很详细的展示和复原工作,但对于焙烧炉的焙烧方式、用途、是否存在堆烧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黄全胜(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教授)
 
  本次炼锌遗址的考古发掘,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是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桂阳地区政府领导的重视与推动作用分不开的。桂阳这次发掘的两个炼锌遗址的规模非常大、内容十分丰富,发现多种金属的冶炼遗迹,表明桂阳“千年矿都”的称号名副其实。内容丰富也意味着复杂,里面包含很多需要我们去揭示的技术内涵与文化内涵。后期的研究要及时地跟进,要全面揭示其在炼锌技术史研究以及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当中的作用和内涵,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李延祥(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
 
  这次桂阳冶金考古大型炼锌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冶金考古工作提供了不少新的内容,特别是焙烧炉,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之前在重庆丰都、石柱以及广西,都没有发现过这样成排的炉子,如何判断这种炉子的冶炼作用与冶炼性质,将补充矿冶考古和炼锌史研究的一个空白部分。建议揭示焙烧炉在形态和结构设计上的科学性,并将桂阳地区出土的炼锌罐与重庆和广西地区进行对比,对冶炼时间和工艺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桂阳大型矿冶遗址群的保护利用,要结合现场保护、异地搬迁保护、资源回收利用、环境治理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甚至可以与当地矿冶方面的大型企业合作,共同来做好矿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
 
  梁宏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本次在桂阳发现的炼锌遗址,虽然为明末清初时期,但仍具有很高的保护利用价值。从发掘揭示的情况来看,遗址非常壮观,很有视觉冲击力,对参观人员而言极具吸引力,但内涵的发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对于锌矿石的来源、选址、冶炼坩埚的来源、制作工艺等问题,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要抓紧做好文物的内涵研究工作,争取尽早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进一步进行相关的规划及展示工作。关于遗址的保护利用问题,认为原址保护能够更好地保存文物本身的信息和文物赋存的环境,赞同采用合适的化学试剂进行现场加固,以及考虑回填、建保护棚等措施,呼吁相关部门及时落实和推进保护利用工作。
 
  熊建华(湖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
 
  前面多位专家都提出了文物保护利用方面的建议,表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理念也发生了改变。鉴于桐木岭遗址的重要性,建议后期做好遗址的研究工作,深度发掘遗址的内涵,提高遗址的影响力,地方文物部门应尽快申请抢救性文物保护工程立项,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做好合理利用,盘活考古资源,做好矿冶文化遗产活化工作,为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感谢各位专家远道而来,对我们湖南省的矿冶考古工作给予鼓励和支持,我们备受感动和鼓舞,同时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下一阶段桂阳矿冶遗址考古队要明确目标,严格按照专家组的意见,按照田野考古规程,将该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要从聚落遗址考古的理念出发,进一步厘清遗迹的空间分布及叠压、打破关系;要完整复原古代炼锌工艺流程,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实物,通俗易懂的向公众展示炼锌技术;要做好遗址的本体保护工作,各级部门要通力合作,推动桂阳今后矿冶遗产研究、保护、开发、利用工作。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刚才,各位专家对这次桂阳的矿冶考古发现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用震撼、兴奋和感动等评价这次考古发现,这些表述我都赞成。此外,各位在发言时候都谈到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都是真知灼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今后的考古工作以及如何研究、保护、展示和利用都非常重要。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几点认识和感受。
 
  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成立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果,可喜可贺。对于这次桂阳冶炼遗址的发掘及其成果我总结为八个字,就是“发掘重要,意义重大”。这次发掘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掘目标非常明确,技术路线与思路非常清晰,发掘工作也符合国家文物局规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是一次高水平的发掘,也因此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通过上午的考察和下午的汇报可以看到,这两处遗址完整性十分突出、内涵极为丰富,既有冶炼遗迹、冶炼工具,又有生活设施和生活器物,为我们复原当时的工艺流程、冶炼技术以及矿工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
 
  桂阳矿冶考古项目能做起来,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项目的本身,而在于它代表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尤其是通过这次实践,总结出了多方面的经验,如矿冶遗址的分布状况、自然环境的特点、遗址上的植被特征等,这些经验的总结为今后开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矿冶遗址的调查工作将起到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于今后的矿冶考古研究,以及手工业考古乃至整个考古学的发展也将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文化遗产事业赋予了国家战略的意义,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更是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桂阳矿冶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深入挖掘桂阳的矿冶历史和矿冶文化,为桂阳“千年矿都”提供考古发掘方面的遗迹、遗物证据,对于桂阳县的社会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全国意义上来讲,这次发掘项目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方面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各位专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田野考古工作要进一步的深化。如桐木岭遗址中不同遗迹单元间的相互关系、多金属冶炼的先后关系、焙烧炉的焙烧过程和性质问题等,都需要深入探讨。
 
  第二,做好规划,扎实推进。采矿、冶炼、产品使用是一个产业链,需要在产业集群的视野下进行观察和思考,要在搞清楚发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做好长期的规划,进一步开展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以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第三,文物保护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建议采取修建保护棚的方式进行临时性的保护,尽快启动相应的遗址保护、利用、展示规划的编制工作和遗址保护级别的提升工作。功成不必在我,但要只争朝夕,当地政府要重视,各部门要协调并积极落实相应的责任,共同把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座谈会纪要根据现场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者审阅)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30日6-7版)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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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矿冶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 2017-01-11

  桂阳矿冶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于2016 年11 月8 日在湖南省桂阳县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文物报社、湖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湖北省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安徽省铜陵市博物馆、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多家文博单位、高等院校30 余名矿冶考古及文物保护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本次会议由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湖南省文物局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桂阳县人民政府承办。
 
  11 月8 日上午,专家考察了桂阳陡岭下遗址和桐木岭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下午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主持,桂阳县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雷昌仁先生介绍了本地矿冶文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莫林恒副研究员汇报了桂阳矿冶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发现,与会专家就桂阳矿冶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深入探讨,阐明了本次考古发现的意义与价值,并为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后期的遗址保护、利用、展示出谋划策,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做总结发言。现将专家主要发言内容整理摘录于下:
 
  周卫荣(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桂阳大型炼锌遗址群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为进一步深入揭示中国古代炼锌工艺过程与技术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炼锌术的产生是基于大量黄铜用于铸钱的基础,桂阳大规模的炼锌遗址就是为了满足当时政府铸币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桂阳作为“币材之都”,有着深度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炼锌术的产生应该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后期,目前中国考古发掘的炼锌遗址遗存并不多,炼锌遗址无论是在明代还是清代,在我国冶金史、矿冶史以及铸币史上都有独特的重要地位。这次工作成果对于研究中国矿冶史、铸币史、赋税史乃至政治社会史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秘书长)
 
  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成立时间虽短,但发展迅速,成果丰硕。长期以来学术界都重点关注铜冶金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对于矿冶考古而言,对锡、铅、铁、金、银等多种金属的研究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次桂阳的矿冶考古工作开辟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将为我国炼锌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建议后期对矿料来源、冶炼场地的选址、工艺技术的复原、冶炼用坩埚的来源、冶炼工匠的来源、管理机制、冶炼兴衰的原因及时间等多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邀请地质、冶金等相关方面的专家加入,构建一支多学科的研究团队。
 
  卢本珊(广州市番禺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桂阳桐木岭遗址和陡岭下遗址规模宏大,场景壮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陡岭下遗址发现的疑似洗矿槽应为人工开凿而成,从地形和形制来分析,该洗矿槽在水系旁边,可能利用水的季节性涨落来进行选矿,但相对于溜选用槽斜度较小,可排除为溜选法选矿槽,建议在开展下一步的揭露工作时,注意是否存在淘砂盘之类的淘洗工具,必要时可在槽的下游进行剖面发掘,看是否存在尾砂堆积。关于考古现场遗址遗存的保护,建议采用化学试剂加固封护的方法。关于冶炼工艺方面,现场已经做了很详细的展示和复原工作,但对于焙烧炉的焙烧方式、用途、是否存在堆烧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黄全胜(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教授)
 
  本次炼锌遗址的考古发掘,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是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桂阳地区政府领导的重视与推动作用分不开的。桂阳这次发掘的两个炼锌遗址的规模非常大、内容十分丰富,发现多种金属的冶炼遗迹,表明桂阳“千年矿都”的称号名副其实。内容丰富也意味着复杂,里面包含很多需要我们去揭示的技术内涵与文化内涵。后期的研究要及时地跟进,要全面揭示其在炼锌技术史研究以及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当中的作用和内涵,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李延祥(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
 
  这次桂阳冶金考古大型炼锌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冶金考古工作提供了不少新的内容,特别是焙烧炉,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之前在重庆丰都、石柱以及广西,都没有发现过这样成排的炉子,如何判断这种炉子的冶炼作用与冶炼性质,将补充矿冶考古和炼锌史研究的一个空白部分。建议揭示焙烧炉在形态和结构设计上的科学性,并将桂阳地区出土的炼锌罐与重庆和广西地区进行对比,对冶炼时间和工艺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桂阳大型矿冶遗址群的保护利用,要结合现场保护、异地搬迁保护、资源回收利用、环境治理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甚至可以与当地矿冶方面的大型企业合作,共同来做好矿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
 
  梁宏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本次在桂阳发现的炼锌遗址,虽然为明末清初时期,但仍具有很高的保护利用价值。从发掘揭示的情况来看,遗址非常壮观,很有视觉冲击力,对参观人员而言极具吸引力,但内涵的发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对于锌矿石的来源、选址、冶炼坩埚的来源、制作工艺等问题,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要抓紧做好文物的内涵研究工作,争取尽早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进一步进行相关的规划及展示工作。关于遗址的保护利用问题,认为原址保护能够更好地保存文物本身的信息和文物赋存的环境,赞同采用合适的化学试剂进行现场加固,以及考虑回填、建保护棚等措施,呼吁相关部门及时落实和推进保护利用工作。
 
  熊建华(湖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
 
  前面多位专家都提出了文物保护利用方面的建议,表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理念也发生了改变。鉴于桐木岭遗址的重要性,建议后期做好遗址的研究工作,深度发掘遗址的内涵,提高遗址的影响力,地方文物部门应尽快申请抢救性文物保护工程立项,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做好合理利用,盘活考古资源,做好矿冶文化遗产活化工作,为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感谢各位专家远道而来,对我们湖南省的矿冶考古工作给予鼓励和支持,我们备受感动和鼓舞,同时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下一阶段桂阳矿冶遗址考古队要明确目标,严格按照专家组的意见,按照田野考古规程,将该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要从聚落遗址考古的理念出发,进一步厘清遗迹的空间分布及叠压、打破关系;要完整复原古代炼锌工艺流程,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实物,通俗易懂的向公众展示炼锌技术;要做好遗址的本体保护工作,各级部门要通力合作,推动桂阳今后矿冶遗产研究、保护、开发、利用工作。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刚才,各位专家对这次桂阳的矿冶考古发现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用震撼、兴奋和感动等评价这次考古发现,这些表述我都赞成。此外,各位在发言时候都谈到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都是真知灼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今后的考古工作以及如何研究、保护、展示和利用都非常重要。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几点认识和感受。
 
  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成立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果,可喜可贺。对于这次桂阳冶炼遗址的发掘及其成果我总结为八个字,就是“发掘重要,意义重大”。这次发掘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掘目标非常明确,技术路线与思路非常清晰,发掘工作也符合国家文物局规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是一次高水平的发掘,也因此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通过上午的考察和下午的汇报可以看到,这两处遗址完整性十分突出、内涵极为丰富,既有冶炼遗迹、冶炼工具,又有生活设施和生活器物,为我们复原当时的工艺流程、冶炼技术以及矿工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
 
  桂阳矿冶考古项目能做起来,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项目的本身,而在于它代表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尤其是通过这次实践,总结出了多方面的经验,如矿冶遗址的分布状况、自然环境的特点、遗址上的植被特征等,这些经验的总结为今后开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矿冶遗址的调查工作将起到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于今后的矿冶考古研究,以及手工业考古乃至整个考古学的发展也将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文化遗产事业赋予了国家战略的意义,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更是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桂阳矿冶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深入挖掘桂阳的矿冶历史和矿冶文化,为桂阳“千年矿都”提供考古发掘方面的遗迹、遗物证据,对于桂阳县的社会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全国意义上来讲,这次发掘项目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方面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各位专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田野考古工作要进一步的深化。如桐木岭遗址中不同遗迹单元间的相互关系、多金属冶炼的先后关系、焙烧炉的焙烧过程和性质问题等,都需要深入探讨。
 
  第二,做好规划,扎实推进。采矿、冶炼、产品使用是一个产业链,需要在产业集群的视野下进行观察和思考,要在搞清楚发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做好长期的规划,进一步开展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以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第三,文物保护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建议采取修建保护棚的方式进行临时性的保护,尽快启动相应的遗址保护、利用、展示规划的编制工作和遗址保护级别的提升工作。功成不必在我,但要只争朝夕,当地政府要重视,各部门要协调并积极落实相应的责任,共同把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座谈会纪要根据现场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者审阅)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30日6-7版)
(责编:李来玉)

作者:肖亚 莫林恒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