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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遗址申遗:要保护文物,也要惠及民众
发布时间:2017-04-07    文章出处:中国文化报    作者:李佳霖    点击率:

  3月30日,由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和辽宁朝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红山文化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国际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以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就红山文化遗址的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对其申遗提出意见和建议。
 

    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


  三个遗址被选为申遗地点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年代为距今6500年至5000年,主体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有魏家窝铺、牛河梁—兴隆沟、哈民忙哈3个类型,其典型遗址包括魏家窝铺遗址、红山后遗址、牛河梁遗址、兴隆沟遗址等。这些遗址又可以分为居住、埋葬和祭祀遗址,其出土的陶器、玉器和石器最具代表性,是反映红山文化发展历程、先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祭祀礼仪制度、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的重要实证。

  2012年,红山文化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目前其申遗点选择了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和魏家窝铺遗址。

  牛河梁遗址共有遗址点43处,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为迄今发现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与墓葬中心。该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三类遗址构成,其分布、形态特征与出土遗物具有极强的规划性与等级性,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空前的社会组织能力。遗址出土的大量玉龙、玉凤、玉人等器物,制作技艺高超,成为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惟玉为葬”习俗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后遗址距今约5000年,“红山文化”由此得名。遗址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在北方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魏家窝铺遗址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遗址共揭露房址114座、灰坑219座、灰沟4条、灶址16座、墓葬2座,出土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千余件。该遗址是目前内蒙古境内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遗址所处的位置对研究红山文化时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社会结构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并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选择这3个遗址作为申遗地点,是综合考虑了红山文化各遗址考古发掘进程、保护状况以及在整个文化中的代表性等。”申遗文本编制方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孙燕表示,红山后遗址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也是红山文化研究的开端;魏家窝铺遗址是得到有效保护的红山文化中期中心性聚落遗址的典型案例;牛河梁遗址则是红山文化遗址中迄今发现规模最大、构成最为复杂的祭祀与墓葬中心,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中的重要节点。3个遗址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红山文化复杂的社会形态。

  借鉴申遗的国际经验

  在研讨会上,来自印度、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介绍了本国的世界遗产地,并为红山文化申遗建言献策。

  曾参与大运河和土司遗址等中国世界遗产项目评估的印度考古学家莉玛·胡贾(Rima Hooja)介绍了印度的拉贾斯坦城堡申遗。她说,在2010年,他们选择包括拉贾斯坦城堡在内的5个城堡进行申遗,其中拉贾斯坦城堡建于1727年,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且该古堡处于当时的贸易中心,可以通往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红山遗址墓葬有圆形、方形,所代表的‘天圆地方’在中国很好理解,但是外国学者并没有类似的文化背景,所以在申遗时需要更加准确地陈述。申遗时必须强调遗址的独特性,因此红山后遗址入选需要补充更加充分的理由。”莉玛·胡贾从拉贾斯坦城堡申遗的经验出发,对红山遗址申遗提出建议。

  日本的考古学家岩田安之表示,在日本绳文遗址申遗过程中,会针对遗址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并且每周在博物馆举办相关讲座以及研讨会,如此,公众可以更加了解遗址以及申遗的意义。这些做法红山文化申遗都可以借鉴。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授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 Pearson)重点讲述了澳大利亚监狱遗址的申遗过程。他表示,澳大利亚曾为英国的殖民地,在18世纪有8万多人被流放到此,后由移民建立了新的国家。目前澳大利亚有18世纪至19世纪的移民流放地300多处。这些流放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申遗的具体阐释中需要结合考古遗迹讲好其中的故事。“对红山文化申遗项目的价值阐释,除了细节,更要关注宏观的故事,从全球人类史的角度进行解读。还应该注意是否有其他考古学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与红山文化类似,如果有,可以考虑扩大申遗内容。”他说。

  补充内涵  突出价值

  对于申遗点的选择、申遗文本的编制等具体问题,不少专家学者也提出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建议将兴隆沟遗址、草帽山遗址、半拉山遗址加入申遗点,以突出红山文化遗址的普遍价值和唯一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认为,应该补充红山后遗址的内涵,同时希望考古学家能参与到红山文化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规划中,以保证遗址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认为,红山文化遗址申遗项目在规划文本和遗址选择上还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在申遗文本中要着重论述红山文化的祭祀等问题,并通过与其他项目对比,阐述红山文化的独特之处。”他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指出,要继续加强遗址内涵、价值比较分析的基础研究,同时加强遗址的整体保护和安全监管,落实依法依规管理,还要考虑如何将红山文化遗址更好地对外开放展示,将考古成果向公众普及。“更要处理好遗址保护与当地发展的关系,让当地群众支持申遗工作,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说。(原文刊于《中国文化报》2017年4月7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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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遗址申遗:要保护文物,也要惠及民众

发布时间: 2017-04-07

  3月30日,由内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和辽宁朝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红山文化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国际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以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就红山文化遗址的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对其申遗提出意见和建议。
 

    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


  三个遗址被选为申遗地点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年代为距今6500年至5000年,主体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有魏家窝铺、牛河梁—兴隆沟、哈民忙哈3个类型,其典型遗址包括魏家窝铺遗址、红山后遗址、牛河梁遗址、兴隆沟遗址等。这些遗址又可以分为居住、埋葬和祭祀遗址,其出土的陶器、玉器和石器最具代表性,是反映红山文化发展历程、先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祭祀礼仪制度、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的重要实证。

  2012年,红山文化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目前其申遗点选择了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和魏家窝铺遗址。

  牛河梁遗址共有遗址点43处,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为迄今发现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与墓葬中心。该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三类遗址构成,其分布、形态特征与出土遗物具有极强的规划性与等级性,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空前的社会组织能力。遗址出土的大量玉龙、玉凤、玉人等器物,制作技艺高超,成为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惟玉为葬”习俗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后遗址距今约5000年,“红山文化”由此得名。遗址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在北方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魏家窝铺遗址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遗址共揭露房址114座、灰坑219座、灰沟4条、灶址16座、墓葬2座,出土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千余件。该遗址是目前内蒙古境内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遗址所处的位置对研究红山文化时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社会结构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并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选择这3个遗址作为申遗地点,是综合考虑了红山文化各遗址考古发掘进程、保护状况以及在整个文化中的代表性等。”申遗文本编制方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孙燕表示,红山后遗址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也是红山文化研究的开端;魏家窝铺遗址是得到有效保护的红山文化中期中心性聚落遗址的典型案例;牛河梁遗址则是红山文化遗址中迄今发现规模最大、构成最为复杂的祭祀与墓葬中心,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中的重要节点。3个遗址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红山文化复杂的社会形态。

  借鉴申遗的国际经验

  在研讨会上,来自印度、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介绍了本国的世界遗产地,并为红山文化申遗建言献策。

  曾参与大运河和土司遗址等中国世界遗产项目评估的印度考古学家莉玛·胡贾(Rima Hooja)介绍了印度的拉贾斯坦城堡申遗。她说,在2010年,他们选择包括拉贾斯坦城堡在内的5个城堡进行申遗,其中拉贾斯坦城堡建于1727年,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且该古堡处于当时的贸易中心,可以通往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红山遗址墓葬有圆形、方形,所代表的‘天圆地方’在中国很好理解,但是外国学者并没有类似的文化背景,所以在申遗时需要更加准确地陈述。申遗时必须强调遗址的独特性,因此红山后遗址入选需要补充更加充分的理由。”莉玛·胡贾从拉贾斯坦城堡申遗的经验出发,对红山遗址申遗提出建议。

  日本的考古学家岩田安之表示,在日本绳文遗址申遗过程中,会针对遗址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并且每周在博物馆举办相关讲座以及研讨会,如此,公众可以更加了解遗址以及申遗的意义。这些做法红山文化申遗都可以借鉴。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授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 Pearson)重点讲述了澳大利亚监狱遗址的申遗过程。他表示,澳大利亚曾为英国的殖民地,在18世纪有8万多人被流放到此,后由移民建立了新的国家。目前澳大利亚有18世纪至19世纪的移民流放地300多处。这些流放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申遗的具体阐释中需要结合考古遗迹讲好其中的故事。“对红山文化申遗项目的价值阐释,除了细节,更要关注宏观的故事,从全球人类史的角度进行解读。还应该注意是否有其他考古学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与红山文化类似,如果有,可以考虑扩大申遗内容。”他说。

  补充内涵  突出价值

  对于申遗点的选择、申遗文本的编制等具体问题,不少专家学者也提出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建议将兴隆沟遗址、草帽山遗址、半拉山遗址加入申遗点,以突出红山文化遗址的普遍价值和唯一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认为,应该补充红山后遗址的内涵,同时希望考古学家能参与到红山文化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规划中,以保证遗址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认为,红山文化遗址申遗项目在规划文本和遗址选择上还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在申遗文本中要着重论述红山文化的祭祀等问题,并通过与其他项目对比,阐述红山文化的独特之处。”他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指出,要继续加强遗址内涵、价值比较分析的基础研究,同时加强遗址的整体保护和安全监管,落实依法依规管理,还要考虑如何将红山文化遗址更好地对外开放展示,将考古成果向公众普及。“更要处理好遗址保护与当地发展的关系,让当地群众支持申遗工作,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说。(原文刊于《中国文化报》2017年4月7日8版)

 

 

作者:李佳霖

文章出处: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