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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与城市考古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发布时间:2017-03-03    文章出处:美术遗产微信号    作者:汪盈 董新林等    点击率:
图01/辽上京遗址位置图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图01)。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皇城城墙保存较好,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东。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于2016年6月~10月,对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二号院南廊庑遗址、皇城东门内大街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或试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图02)。
图02/辽上京皇城东向轴线和2016年发掘地点(下为东)
 
  1. 宫城南门遗址 
 
图03/辽上京宫城南门俯视图(下为北)
 
 
图04/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下为南)
 
 
图05/辽上京宫城南门西墩台(上为北)
 
  辽上京宫城南门位于宫城南墙中部略偏西,2013年发掘的宫城南门大街(一号街道)贯穿其中。宫城南门遗址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三部分组成(图03)。夯土墩台保存较好。其中已揭露的西墩台南北长11.8米,东西宽6.7米,残高2.1~3.3米。墩台各面边壁包砖,现仅存底部几层;包砖底部包边条石基础保存较好(图04)。东、西夯土墩台中间设单门道,门道宽约7.8米。原位保存有将军石、石门限和门砧石等设施(图05)。石门限被居中的将军石分隔为东、西两段,其中东段石门限上存有两道较深的沟槽,与门道内路土上的车辙痕迹相连(图06)。门道两侧的城门基础作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栿、上立排叉柱。石柱础每侧6个,即城门门道进深5间。门道内发现多层路面的使用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在门道中央将军石南侧,发现一打破始建路面的埋藏坑。坑内发现两副基本完整的狗骨架和两件羊头骨。二犬侧卧,头部做交首状,身体沿坑边呈半蜷曲状,将两个羊头围合在中央。这应与城门营建时的仪式活动有关(图07)。马道紧贴城墙北侧而建,东西长约10、南北宽约1.2~1.5、残高1.2米。马道外侧边壁包砖,现存底部包石和包砖,和墩台边壁做法相同。根据夯土遗迹和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可知城门之上建有木构门楼建筑。通过仔细清理和分辨,我们在西墩台残存的夯土台面上发现一列进深方向的柱洞,现共存3个。其中,南、北两侧的柱洞底部都有柱础石,柱础石底面约与墩台夯土地面相平。此二柱础之间还尚存一个较浅的柱洞,无柱础石。根据柱洞间距和墩台夯土的破坏程度判断,原应共有4个柱洞,即墩台上的木构门楼建筑或其平坐采用永定柱做法,可能为进深三开间的柱网布局。
图06/辽上京宫城南门东段石限门(北-南)
 
 
图07/辽上京宫城南门将军石南侧祭祀坑遗迹
 
 
图08/辽上京宫城南门西墩台西北角局部(西向东)
 
  根据层位关系和遗迹解剖情况可知,宫城南门在辽代可大体分为四次营建。始建时未见突出于城墙的墩台,仅在宫城南墙上设一豁口,门道两侧靠近城墙壁面处各发现一打破始建路面的柱洞。第二次营建开始在门道两侧的城墙内外扩建夯土墩台,墩台四壁外抹黄泥。紧贴城墙内侧设有马道登临墩台。门道内开始使用石柱础、木地栿和排叉柱的基础做法。第三、四次营建是不同时期的修建,做法均是对旧有的夯土墩台进行削减修整,区别是第三次营建墩台各面边壁涂抹白灰皮,而第四次营建墩台各面边壁以条石为基础包砖,同时马道边壁亦做包砖(图08)。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宫城南门第一次营建的时代应在辽代早期;第二次增设墩台和木构门楼,与《辽史》所载城门“有楼橹”相符,可能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辽上京的宫城南门及宫城墙在金代完全被小房址所叠压,宫城格局已彻底废弃,仅南门大街(一号街道)继续沿用(图09)。
图09/辽上京宫城南门址南侧金代房址局部(下为南)
 
  2. 宫城二号院南廊庑遗址
 
  辽上京宫城二号院遗址居于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一号院的中轴线上,位于宫城一号院遗址西侧(后侧)。根据考古钻探,二号院遗址沿中轴线对称分布,院落东部格局清晰,而院落西部保存较差、形制不明。因此我们对二号院南廊庑遗址的西段进行局部试掘,初步确定院落南廊庑西端的保存状况。南廊庑遗址为夯土建筑,夯土台基东西进深约12.2米。进深方向发现一排4个磉墩,即进深为三开间。当心间宽约4.8米,两次间宽约2.4米。与一号院四周廊庑的建筑形制一致。二号院的形制规模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工作的确认。此外,在该处还发现金代陶窑址(图10)、金代房址等晚期遗迹,普遍破坏了辽代宫殿建筑遗址。
 
图10/辽上京宫城二号殿院落遗址南侧发现金代窑址(下为东)
 
  3. 皇城东门内大街遗址
 
图11/辽上京皇城和宫城东门之间的2号街道三层路面情况(南-北)
 
  皇城东门内大街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之间(图02)。根据考古试掘情况可知,该街道遗址现存三次主要营建(图11)。最早的路面营建(编号L3)是在生土之上,局部用灰褐色碎砂石土做垫土,路面残宽43.5米,厚约0.05米。南部有一条浅路沟。第二次营建(编号L2)路面大部分沿用L3的路面,局部垫土,形成新路面,含较多石子等。路面发现9条车辙。路面残宽约40米。第三次营建(编号L1)路面沿用L2或L3的路面,局部修整形成灰褐色砂石路面。含较多石子、较少的兽骨等。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等推定,L3应与宫城东门大体同时始建,为辽代早期开始使用;L2和L1沿用并修补。L1的下限至少可到金代晚期。
 
图12-1/辽上京宫城南门出土瓦当(2016MZJMZ1②:2)
 
 
图12-2/辽上京宫城南门出土瓦当(2016MZJMZ1②:11)
 
  本年度发掘出土的辽代遗物以瓦当(图12)、筒瓦、板瓦、沟纹砖等建筑构件为主;金代遗物有布鞋(图13)、陶器(图14)、瓷器(图15)、铜铁器、铜钱和砖瓦建筑构件等。
图13/辽上京宫城南门金代道路路面出土布“鞋”
 
 
图14/辽上京宫城南门附近出土金代陶器(2016MZJF15①:6)
 
 
图15/辽上京宫城南门附近出土金代瓷器(2016MZJF12Z1:1)
 
  本年度对辽上京宫城南门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一、宫城南门遗址是辽上京已发掘门址中保存最好的门址,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通过考古发掘,我们首次了解到辽上京宫城南门的建筑规模和形制结构。通过目标明确的关键部位解剖,我们确认了宫城南门的营造次第、做法和时代,掌握了南门墩台和楼橹从无到有,墩台边壁做法从抹黄泥、到抹白灰皮再到包砌砖石的沿用与改建情况,了解了门楼永定柱的基础做法。这为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形制布局和年代沿革,研究辽代城门建筑技术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二、值得注意的是,在宫城南门门道将军石外的始建路面下发现动物埋藏坑,其内安置二犬二羊头,应与城门始建时的仪式活动相关。这是首次在辽代城门遗址发现这样的遗迹现象,在其他朝代城门发掘资料中也鲜见报道,是重要考古发现。
 
  三、通过考古钻探和试掘,确认辽上京宫城内第二进东向院落遗址的存在及其位置。目前,辽上京皇城内依东向轴线对称分布的主要建筑包括:皇城东门、宫城东门、一号院廊庑及其大殿和二号院廊庑。这组重要的东向建筑为研究辽上京都城布局提供新的实物材料。
 
  四、从主要街道的宽度来看,本次发掘确认了辽上京皇城东门至宫城东门之间的道路在辽代时的宽度不窄于40米。结合以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成果,贯穿宫城南门的南北向街道在辽代宽度约为20米,且南向轴线上尚未发现对称分布的大型建筑遗址。从城门规模上来看,皇城东门为三门道格局,而皇城西门、北门均为单门道格局;宫城东门为面阔五间的殿堂式门址,宫城南门、西门均为单门道过洞式门址。虽然宫城南门、西门在辽代曾增设墩台门楼,城门建筑的形制结构有所变化,但是单门道的格局在辽代始终没有改变。这些发现再次证明了辽上京皇城在辽代的朝向为东向。
 
  本次发掘是辽上京考古的重要成果,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执笔:汪盈、董新林、陈永志、曹建恩、左利军、肖淮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17年第1期)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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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与城市考古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发布时间: 2017-03-03

图01/辽上京遗址位置图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图01)。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皇城城墙保存较好,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东。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于2016年6月~10月,对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二号院南廊庑遗址、皇城东门内大街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或试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图02)。
图02/辽上京皇城东向轴线和2016年发掘地点(下为东)
 
  1. 宫城南门遗址 
 
图03/辽上京宫城南门俯视图(下为北)
 
 
图04/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下为南)
 
 
图05/辽上京宫城南门西墩台(上为北)
 
  辽上京宫城南门位于宫城南墙中部略偏西,2013年发掘的宫城南门大街(一号街道)贯穿其中。宫城南门遗址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三部分组成(图03)。夯土墩台保存较好。其中已揭露的西墩台南北长11.8米,东西宽6.7米,残高2.1~3.3米。墩台各面边壁包砖,现仅存底部几层;包砖底部包边条石基础保存较好(图04)。东、西夯土墩台中间设单门道,门道宽约7.8米。原位保存有将军石、石门限和门砧石等设施(图05)。石门限被居中的将军石分隔为东、西两段,其中东段石门限上存有两道较深的沟槽,与门道内路土上的车辙痕迹相连(图06)。门道两侧的城门基础作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栿、上立排叉柱。石柱础每侧6个,即城门门道进深5间。门道内发现多层路面的使用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在门道中央将军石南侧,发现一打破始建路面的埋藏坑。坑内发现两副基本完整的狗骨架和两件羊头骨。二犬侧卧,头部做交首状,身体沿坑边呈半蜷曲状,将两个羊头围合在中央。这应与城门营建时的仪式活动有关(图07)。马道紧贴城墙北侧而建,东西长约10、南北宽约1.2~1.5、残高1.2米。马道外侧边壁包砖,现存底部包石和包砖,和墩台边壁做法相同。根据夯土遗迹和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可知城门之上建有木构门楼建筑。通过仔细清理和分辨,我们在西墩台残存的夯土台面上发现一列进深方向的柱洞,现共存3个。其中,南、北两侧的柱洞底部都有柱础石,柱础石底面约与墩台夯土地面相平。此二柱础之间还尚存一个较浅的柱洞,无柱础石。根据柱洞间距和墩台夯土的破坏程度判断,原应共有4个柱洞,即墩台上的木构门楼建筑或其平坐采用永定柱做法,可能为进深三开间的柱网布局。
图06/辽上京宫城南门东段石限门(北-南)
 
 
图07/辽上京宫城南门将军石南侧祭祀坑遗迹
 
 
图08/辽上京宫城南门西墩台西北角局部(西向东)
 
  根据层位关系和遗迹解剖情况可知,宫城南门在辽代可大体分为四次营建。始建时未见突出于城墙的墩台,仅在宫城南墙上设一豁口,门道两侧靠近城墙壁面处各发现一打破始建路面的柱洞。第二次营建开始在门道两侧的城墙内外扩建夯土墩台,墩台四壁外抹黄泥。紧贴城墙内侧设有马道登临墩台。门道内开始使用石柱础、木地栿和排叉柱的基础做法。第三、四次营建是不同时期的修建,做法均是对旧有的夯土墩台进行削减修整,区别是第三次营建墩台各面边壁涂抹白灰皮,而第四次营建墩台各面边壁以条石为基础包砖,同时马道边壁亦做包砖(图08)。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宫城南门第一次营建的时代应在辽代早期;第二次增设墩台和木构门楼,与《辽史》所载城门“有楼橹”相符,可能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辽上京的宫城南门及宫城墙在金代完全被小房址所叠压,宫城格局已彻底废弃,仅南门大街(一号街道)继续沿用(图09)。
图09/辽上京宫城南门址南侧金代房址局部(下为南)
 
  2. 宫城二号院南廊庑遗址
 
  辽上京宫城二号院遗址居于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一号院的中轴线上,位于宫城一号院遗址西侧(后侧)。根据考古钻探,二号院遗址沿中轴线对称分布,院落东部格局清晰,而院落西部保存较差、形制不明。因此我们对二号院南廊庑遗址的西段进行局部试掘,初步确定院落南廊庑西端的保存状况。南廊庑遗址为夯土建筑,夯土台基东西进深约12.2米。进深方向发现一排4个磉墩,即进深为三开间。当心间宽约4.8米,两次间宽约2.4米。与一号院四周廊庑的建筑形制一致。二号院的形制规模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工作的确认。此外,在该处还发现金代陶窑址(图10)、金代房址等晚期遗迹,普遍破坏了辽代宫殿建筑遗址。
 
图10/辽上京宫城二号殿院落遗址南侧发现金代窑址(下为东)
 
  3. 皇城东门内大街遗址
 
图11/辽上京皇城和宫城东门之间的2号街道三层路面情况(南-北)
 
  皇城东门内大街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之间(图02)。根据考古试掘情况可知,该街道遗址现存三次主要营建(图11)。最早的路面营建(编号L3)是在生土之上,局部用灰褐色碎砂石土做垫土,路面残宽43.5米,厚约0.05米。南部有一条浅路沟。第二次营建(编号L2)路面大部分沿用L3的路面,局部垫土,形成新路面,含较多石子等。路面发现9条车辙。路面残宽约40米。第三次营建(编号L1)路面沿用L2或L3的路面,局部修整形成灰褐色砂石路面。含较多石子、较少的兽骨等。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等推定,L3应与宫城东门大体同时始建,为辽代早期开始使用;L2和L1沿用并修补。L1的下限至少可到金代晚期。
 
图12-1/辽上京宫城南门出土瓦当(2016MZJMZ1②:2)
 
 
图12-2/辽上京宫城南门出土瓦当(2016MZJMZ1②:11)
 
  本年度发掘出土的辽代遗物以瓦当(图12)、筒瓦、板瓦、沟纹砖等建筑构件为主;金代遗物有布鞋(图13)、陶器(图14)、瓷器(图15)、铜铁器、铜钱和砖瓦建筑构件等。
图13/辽上京宫城南门金代道路路面出土布“鞋”
 
 
图14/辽上京宫城南门附近出土金代陶器(2016MZJF15①:6)
 
 
图15/辽上京宫城南门附近出土金代瓷器(2016MZJF12Z1:1)
 
  本年度对辽上京宫城南门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一、宫城南门遗址是辽上京已发掘门址中保存最好的门址,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通过考古发掘,我们首次了解到辽上京宫城南门的建筑规模和形制结构。通过目标明确的关键部位解剖,我们确认了宫城南门的营造次第、做法和时代,掌握了南门墩台和楼橹从无到有,墩台边壁做法从抹黄泥、到抹白灰皮再到包砌砖石的沿用与改建情况,了解了门楼永定柱的基础做法。这为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形制布局和年代沿革,研究辽代城门建筑技术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二、值得注意的是,在宫城南门门道将军石外的始建路面下发现动物埋藏坑,其内安置二犬二羊头,应与城门始建时的仪式活动相关。这是首次在辽代城门遗址发现这样的遗迹现象,在其他朝代城门发掘资料中也鲜见报道,是重要考古发现。
 
  三、通过考古钻探和试掘,确认辽上京宫城内第二进东向院落遗址的存在及其位置。目前,辽上京皇城内依东向轴线对称分布的主要建筑包括:皇城东门、宫城东门、一号院廊庑及其大殿和二号院廊庑。这组重要的东向建筑为研究辽上京都城布局提供新的实物材料。
 
  四、从主要街道的宽度来看,本次发掘确认了辽上京皇城东门至宫城东门之间的道路在辽代时的宽度不窄于40米。结合以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成果,贯穿宫城南门的南北向街道在辽代宽度约为20米,且南向轴线上尚未发现对称分布的大型建筑遗址。从城门规模上来看,皇城东门为三门道格局,而皇城西门、北门均为单门道格局;宫城东门为面阔五间的殿堂式门址,宫城南门、西门均为单门道过洞式门址。虽然宫城南门、西门在辽代曾增设墩台门楼,城门建筑的形制结构有所变化,但是单门道的格局在辽代始终没有改变。这些发现再次证明了辽上京皇城在辽代的朝向为东向。
 
  本次发掘是辽上京考古的重要成果,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执笔:汪盈、董新林、陈永志、曹建恩、左利军、肖淮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17年第1期)
(责编:李来玉)

作者:汪盈 董新林等

文章出处:美术遗产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