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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夏文化 ——从夏商周王朝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谈起
发布时间:2017-03-03    文章出处:古籍微信号    作者:李伯谦    点击率: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其建立与更迭过程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三代文明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史籍记载,夏、商、周三个王朝建立的模式是不同的。
 
  关于夏朝的建立,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述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由这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还处在部落联盟阶段。
 
  部落联盟首长职位的更迭,采用的还是“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按照常规,禹本是把部落联盟首长职位传给了东方部落的益,只是因为参加联盟的部落诸侯拥戴禹的儿子启,启才继承父位,建立了夏朝。尽管《古本竹书纪年》对此有不同说法,认为启是强行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但不论哪种观点,都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即启的继位,结束了联盟首长职位的禅让制,开始了王权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制,从而导致了部落联盟的解体和新型王国的诞生。这一重大变化,无论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都是在原来部落联盟内部实现的,并非异族入侵的结果。
 
  如果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等史籍的记载不违事实,不违常理,那么,夏王朝的建立便只能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政治事件,固然不排除后来历代改朝换代时常有的“易服色”、“改正朔”等一类涉及到某些礼仪制度的改变。而作为特定人位群体生产、生活等各种活动的物质遗留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也不大可能突然中断,发生突变。夏王朝的建立,不会在“夏”文化和作为其渊源的“先夏”文化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相比之下,商王朝的建立却是另一种情形。
 
  商族原居豫北冀南,夏族本在豫西晋南,二者地域不同,族系亦别。夏代末年,国势渐衰,而商族则日益强盛,遂生代夏之心。《孟子·滕文公》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经·商颂·长发》写汤伐桀之进军路线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显然,夏、商王朝的更迭,商王朝的建立,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个部族大规模武力征伐另一个部族的结果。其震动之大,变化之快,必然会在考古学文化上强烈地反映出来。
 
  由武王伐纣带来的商、周政权的更迭,十分类似夏、商王朝的废兴,周王朝的建立,也是大规模武力征伐的结果。
 
  《史记·周本纪》详细、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惨烈的过程: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华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居二年……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第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春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西周王朝建立的过程,虽如同汤伐桀建立商朝一样,是异族入侵,是经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战斗而实现,但细细分析起来,两者之间在大同之中还有小异。汤伐桀灭夏之后,商族全部、彻底地占据了夏族原来居住的地区,商汤所建的国都--亳,无论是指考古上发现的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均在原来夏族统治的中心。而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却“罢兵西归”,仍将统治中枢安在偏远的镐京。为控制新夺得的庞大的国土,武王和成王虽也曾营建东都成周,实行封邦建国,“以藩屏周”,但毕竟不同于商王对夏遗民直接的统治。商、周政权更迭和夏、商政权更迭之间这种大同之间的小异,不能不在各自的考古学文化变迁上打上不同的烙印。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是发生在本部落联盟内部,虽也有小的武力冲突,但不超出本族的范围。而商和西周王朝的建立,却是异族入侵,通过族际间的战争实现的,但在统治方式上也还有所区别。这种不同的政权建立和更迭模式,不同的统治策略,对于其考古学文化变迁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夏、商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
 
  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的辛勤探索,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学术界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已基本取得共识:
 
  1.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2.分布在豫北冀南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与夏文化基本同时的先商文化。
 
  3.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均是早商都邑遗址。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始建和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
 
  以上述论断为依据,比较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一带,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两者以沁河为界,分处东西,虽存在文化交往关系,但面貌基本不同,是两支各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两者虽有一定的内在文化传承关系,例如均以鬲、甗为主要炊器,反映出基本的生活习俗没有改变。但从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文化构成因素还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文化分布的地域,二里岗文化已大大超过了下七垣文化分布的范围,覆盖了包括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内的更为广大的区域,两者应是存在文化蝉联关系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至于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之间,多处地点包括郑州商城宫殿区在内,均发现了两者在层位上的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两者在时间上一早一晚,紧相衔接。在文化内涵上,二里岗早商文化确也从二里头夏文化接收了诸如铸铜、琢玉技术等先进因素,但整体面貌却大不相同,很难认为二里岗早商文化是二里头夏文化的自然延续。
 
  显然,无论是从下七垣先商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还是从二里头夏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都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产生了文化性质上的突变。出现这种夏文化急剧衰亡,先商文化飞速膨胀转化为早商文化并取夏文化而代之的原因,只能是实现夏、商王朝更迭的大规模战争行为。正是从汤开始的“十一征”到夏桀被推翻的激烈战争,才造成了如此空前的文化突变。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夏桀的都城所在地,偃师商城是汤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相距仅十多华里,两者一兴一废,其间反映的文化变迁之剧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商、周政权的更迭如同夏、商政权的更迭一样,也是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的。但分析其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却不像夏、商政权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影响之强烈。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是“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后期国都遗址,从1928年至今已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其文化面貌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在殷墟迄今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有人认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遗存的绝对年代有可能已进入西周纪年。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则表明武王灭商,商都并未被毁,《史记·殷本纪》所云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是确有其事。即使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诛,成王也只是砍了武庚的头,另封微子启于宋续殷后,对商都未“扫穴犁庭”,也未派周人武装彻底占领。这应该是殷墟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西周早期周人遗存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地点除叔虞所封的晋,通过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掘,证明晋文化是西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外,成王在洛阳兴建的东都成周、召公封燕的北京房山燕都、康叔所封的淇县卫都、周公之子所封的邢台邢都等,却是另一种情形,与殷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发现的贵族墓地中虽可以分辨出代表典型周人礼制和习俗的因素,但居址和手工业作坊址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商代延续下来的代表商人习俗的因素或当地土著的因素,代表周人的西周宗周文化在这些封国中并不像商灭夏后代表商人的早商文化彻底排斥夏文化那样,到处居于统治地位,而是星星点点,与后商文化因素及其他土著文化因素共处一域,看不出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种文化格局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灭商前先周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商文化发展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与灭商后周人未将统治中心直接建在殷人的腹心地区有关。夏商王朝更迭抑或商周王朝更迭,都是通过异族入侵和大规模战争而实现,但政权建立后,推行了不同的统治方略,却对考古文化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细细玩味的。
 
  由汤代桀、武王伐纣引发的夏、商王朝和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带来的不同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夏王朝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将十分有益。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遗存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遗址,现已成为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但二里头一期文化是否是最早的夏文化,学术界仍存在争论。过去我曾提出过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观点。现在重新予以审视,这种看法似乎仍有一些道理。
 
  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证明,二里头一期遗存常常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二者时间上紧密相接,其间不可能再有什么缺环。但比较它们的文化面貌,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许多人都有觉察,我们在文章中也有具体的论证。事实情况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出现过文化中断现象,产生过突变。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河南龙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来源。
 
  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文化突变现象,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夏商王朝更迭、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来看,恐怕只有大规模的战争、部族迁徙等重大社会变动才能如此。而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的,根据《史记·夏本纪》等史籍记载,夏王朝的建立是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必然,是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由禅让制过渡为传子制实现的,即使曾经发生过矛盾和斗争,但也是本族内部的事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异族入侵和战争。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由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的文化突变,不会是夏王朝建立引发的结果。而更大可能则是我们曾经主张的是由“后羿代夏”这一夏初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惟一的可能就只有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了。河南龙山文化从早到晚一脉相承,以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我们很难将河南龙山文化一刀两断,像区分二里头夏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商文化与西周文化、下七垣先商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那样,将其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不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聚落分级趋势愈演愈烈,冶金术逐步得到推广,大型显贵墓葬和设防的城市不断涌现,每一位研究者都强烈地感到龙山时代正处于社会重大变动时期。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视在众多新现象中,位于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龙山城堡的发现。这座城堡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过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避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作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作出这一推论,从夏王朝的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角度考虑,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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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夏文化 ——从夏商周王朝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谈起

发布时间: 2017-03-03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其建立与更迭过程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三代文明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史籍记载,夏、商、周三个王朝建立的模式是不同的。
 
  关于夏朝的建立,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述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由这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还处在部落联盟阶段。
 
  部落联盟首长职位的更迭,采用的还是“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按照常规,禹本是把部落联盟首长职位传给了东方部落的益,只是因为参加联盟的部落诸侯拥戴禹的儿子启,启才继承父位,建立了夏朝。尽管《古本竹书纪年》对此有不同说法,认为启是强行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但不论哪种观点,都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即启的继位,结束了联盟首长职位的禅让制,开始了王权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制,从而导致了部落联盟的解体和新型王国的诞生。这一重大变化,无论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都是在原来部落联盟内部实现的,并非异族入侵的结果。
 
  如果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等史籍的记载不违事实,不违常理,那么,夏王朝的建立便只能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政治事件,固然不排除后来历代改朝换代时常有的“易服色”、“改正朔”等一类涉及到某些礼仪制度的改变。而作为特定人位群体生产、生活等各种活动的物质遗留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也不大可能突然中断,发生突变。夏王朝的建立,不会在“夏”文化和作为其渊源的“先夏”文化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相比之下,商王朝的建立却是另一种情形。
 
  商族原居豫北冀南,夏族本在豫西晋南,二者地域不同,族系亦别。夏代末年,国势渐衰,而商族则日益强盛,遂生代夏之心。《孟子·滕文公》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经·商颂·长发》写汤伐桀之进军路线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显然,夏、商王朝的更迭,商王朝的建立,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个部族大规模武力征伐另一个部族的结果。其震动之大,变化之快,必然会在考古学文化上强烈地反映出来。
 
  由武王伐纣带来的商、周政权的更迭,十分类似夏、商王朝的废兴,周王朝的建立,也是大规模武力征伐的结果。
 
  《史记·周本纪》详细、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惨烈的过程: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华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居二年……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第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春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西周王朝建立的过程,虽如同汤伐桀建立商朝一样,是异族入侵,是经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战斗而实现,但细细分析起来,两者之间在大同之中还有小异。汤伐桀灭夏之后,商族全部、彻底地占据了夏族原来居住的地区,商汤所建的国都--亳,无论是指考古上发现的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均在原来夏族统治的中心。而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却“罢兵西归”,仍将统治中枢安在偏远的镐京。为控制新夺得的庞大的国土,武王和成王虽也曾营建东都成周,实行封邦建国,“以藩屏周”,但毕竟不同于商王对夏遗民直接的统治。商、周政权更迭和夏、商政权更迭之间这种大同之间的小异,不能不在各自的考古学文化变迁上打上不同的烙印。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是发生在本部落联盟内部,虽也有小的武力冲突,但不超出本族的范围。而商和西周王朝的建立,却是异族入侵,通过族际间的战争实现的,但在统治方式上也还有所区别。这种不同的政权建立和更迭模式,不同的统治策略,对于其考古学文化变迁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夏、商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
 
  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的辛勤探索,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学术界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已基本取得共识:
 
  1.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2.分布在豫北冀南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与夏文化基本同时的先商文化。
 
  3.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均是早商都邑遗址。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始建和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
 
  以上述论断为依据,比较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一带,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两者以沁河为界,分处东西,虽存在文化交往关系,但面貌基本不同,是两支各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两者虽有一定的内在文化传承关系,例如均以鬲、甗为主要炊器,反映出基本的生活习俗没有改变。但从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文化构成因素还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文化分布的地域,二里岗文化已大大超过了下七垣文化分布的范围,覆盖了包括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内的更为广大的区域,两者应是存在文化蝉联关系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至于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之间,多处地点包括郑州商城宫殿区在内,均发现了两者在层位上的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两者在时间上一早一晚,紧相衔接。在文化内涵上,二里岗早商文化确也从二里头夏文化接收了诸如铸铜、琢玉技术等先进因素,但整体面貌却大不相同,很难认为二里岗早商文化是二里头夏文化的自然延续。
 
  显然,无论是从下七垣先商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还是从二里头夏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都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产生了文化性质上的突变。出现这种夏文化急剧衰亡,先商文化飞速膨胀转化为早商文化并取夏文化而代之的原因,只能是实现夏、商王朝更迭的大规模战争行为。正是从汤开始的“十一征”到夏桀被推翻的激烈战争,才造成了如此空前的文化突变。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夏桀的都城所在地,偃师商城是汤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相距仅十多华里,两者一兴一废,其间反映的文化变迁之剧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商、周政权的更迭如同夏、商政权的更迭一样,也是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的。但分析其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却不像夏、商政权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影响之强烈。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是“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后期国都遗址,从1928年至今已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其文化面貌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在殷墟迄今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有人认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遗存的绝对年代有可能已进入西周纪年。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则表明武王灭商,商都并未被毁,《史记·殷本纪》所云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是确有其事。即使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诛,成王也只是砍了武庚的头,另封微子启于宋续殷后,对商都未“扫穴犁庭”,也未派周人武装彻底占领。这应该是殷墟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西周早期周人遗存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地点除叔虞所封的晋,通过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掘,证明晋文化是西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外,成王在洛阳兴建的东都成周、召公封燕的北京房山燕都、康叔所封的淇县卫都、周公之子所封的邢台邢都等,却是另一种情形,与殷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发现的贵族墓地中虽可以分辨出代表典型周人礼制和习俗的因素,但居址和手工业作坊址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商代延续下来的代表商人习俗的因素或当地土著的因素,代表周人的西周宗周文化在这些封国中并不像商灭夏后代表商人的早商文化彻底排斥夏文化那样,到处居于统治地位,而是星星点点,与后商文化因素及其他土著文化因素共处一域,看不出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种文化格局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灭商前先周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商文化发展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与灭商后周人未将统治中心直接建在殷人的腹心地区有关。夏商王朝更迭抑或商周王朝更迭,都是通过异族入侵和大规模战争而实现,但政权建立后,推行了不同的统治方略,却对考古文化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细细玩味的。
 
  由汤代桀、武王伐纣引发的夏、商王朝和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带来的不同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夏王朝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将十分有益。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遗存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遗址,现已成为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但二里头一期文化是否是最早的夏文化,学术界仍存在争论。过去我曾提出过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观点。现在重新予以审视,这种看法似乎仍有一些道理。
 
  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证明,二里头一期遗存常常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二者时间上紧密相接,其间不可能再有什么缺环。但比较它们的文化面貌,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许多人都有觉察,我们在文章中也有具体的论证。事实情况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出现过文化中断现象,产生过突变。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河南龙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来源。
 
  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文化突变现象,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夏商王朝更迭、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来看,恐怕只有大规模的战争、部族迁徙等重大社会变动才能如此。而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的,根据《史记·夏本纪》等史籍记载,夏王朝的建立是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必然,是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由禅让制过渡为传子制实现的,即使曾经发生过矛盾和斗争,但也是本族内部的事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异族入侵和战争。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由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的文化突变,不会是夏王朝建立引发的结果。而更大可能则是我们曾经主张的是由“后羿代夏”这一夏初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惟一的可能就只有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了。河南龙山文化从早到晚一脉相承,以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我们很难将河南龙山文化一刀两断,像区分二里头夏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商文化与西周文化、下七垣先商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那样,将其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不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聚落分级趋势愈演愈烈,冶金术逐步得到推广,大型显贵墓葬和设防的城市不断涌现,每一位研究者都强烈地感到龙山时代正处于社会重大变动时期。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视在众多新现象中,位于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龙山城堡的发现。这座城堡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过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避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作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作出这一推论,从夏王朝的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角度考虑,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责编:李来玉)

作者:李伯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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